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中文版首次授权
蜷在巨大城市里租来的蜗居中，读落魄青年马尔克斯和他朋友们的欧漂故事，这是怎样一种酸爽的体验？
我们都是异乡客，我们的故事或许欢乐，或许悲摧，或许古怪荒唐，但里头都藏着一点儿相似的东西。

《马尔克斯：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中的十二个故事源于一场梦中的欢快葬礼。和人生中很好的那些朋友欢聚一堂，我开心得忘了那是自己的葬礼。醒来后我决定写一写我在欧洲漂泊时结识的一些来自拉丁美洲的朋友的故事，以及那个时候的我的故事。
七十六岁的老妓女在梦中窥见自己将死的预兆，开始无比耐心地准备身后事，甚至教会了一只狗狗长途跋涉到她的墓前哭泣……
德国家庭女教师简直是个纳粹。我们从爸爸的古董罐子里弄来些残存的希腊毒酒，掺在那女人偷喝的酒里。第二天她看上去一点事儿没有。但第三天她真的死了！
淑女和小混混相爱了。钻石、豪车、貂皮、盛宴护卫的真挚爱情完美得不像是真的，直到淑女娇嫩的手指被玫瑰花刺扎了一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口子。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童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6年随父母迁居苏克雷。1947年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1948年因内战辍学，进入报界。五十年代开始出版文学作品。1967年《百年孤独》问世。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92年出版《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2014年4月17日于墨西哥病逝。

★这是状态很好的马尔克斯。他通过独特的讲述让我们看到现实，既沉重又滑稽。
——《洛杉矶时报》

★充满人生之奇异的滋味……加西亚?马尔克斯无与伦比的抓人能力让这十二个故事分外迷人，令人难忘。
——《纽约时报》

★这是讲故事的胜利。
——《旧金山纪事报》

★光彩夺目，每个故事都是一颗宝石。
——《西雅图时报》

序
总统先生，一路走好！
圣女
睡美人航班
占梦人
“我只是来打个电话”
八月惊魂
玛利亚？多斯普拉泽雷斯
十七个中毒的英国人
山魔
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
光恰似水
雪地上你的血迹

《马尔克斯：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空寂的公园里树叶已经变黄，他坐在树下的木头长椅上，双手拄着手杖的银质圆柄，望着湖中灰扑扑的天鹅，心里想着死亡。他第一次到日内瓦来的时候，这片湖还是宁静而清澈的，有温驯的银鸥飞到跟前，在人们掌中啄食。傍晚六点，妓女们像幽灵般出现，打着丝绸阳伞，裙裾的褶边薄如蝉翼。而现在，目力所及之处唯一可能出现的女性就是荒芜码头上的卖花女。令人难以置信，时间不仅摧毁了他的生活，也让世界变得同样满目疮痍。
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曾经显赫如今却鲜有人知晓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他穿着深蓝底色白条纹的外套、锦缎马甲，戴着退休法官式的硬礼帽，长着火枪手一样高傲的胡须，微微发蓝的浓密鬈发泛起浪漫的涟漪。他有一双竖琴家的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代表鳏居的戒指，还有一双欢快的眼睛。唯一泄露他真实健康状况的只有疲惫苍老的皮肤。但以七十三岁的年纪来说，他依旧堪称风度翩翩。然而，在那个早晨，他却感到所有的浮华都已烟消云散。那些拥有荣耀和权势的岁月已经无可挽回地远去了，生命中剩下的时光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两次世界大战过后，他又回到了日内瓦，为马提尼克。的医生们无法确诊的疼痛寻求确切的答案。原以为最多待上十五天，然而已经过了六个星期。日复一日都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检查和不确定的结果，而且还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医生们检查了他的肝脏、肾脏、胰腺，以及更不可能的前列腺，寻找疼痛的根源。直到那个令人不快的星期四，给他做过检查的众多医生中最寂寂无闻的一位约他早上九点在神经科诊室见面。
这间诊室更像修士的小屋。医生个子不高，神情阴郁，因为拇指骨折，右手还打着石膏。当灯光熄灭，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脊骨的x光片。直到医生用指棍指给他看腰下两块椎骨的接合处，他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脊柱。
“您的疼痛就来自这里。”医生说。
但他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这种疼痛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有时候似乎在右侧肋骨，有时候又似乎在下腹，腹股沟那里经常会突然感到刺痛。医生停下来听他的申诉，指棍尖仍旧停在屏幕上。“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这么长时间难以确诊，”他说，“但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在这里。”随后他指着太阳穴补充说：①拉丁美洲向风群岛中部法属岛屿。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总统先生，所有疼痛都在这里。”
在宣布诊断结果时，医生的态度让人如此紧张，以至于最后的治疗方案显得轻描淡写：总统先生必须接受一次有风险的手术。被问及风险究竟有多大时，这位老医生回答得含含糊糊。
“这个我们也无法断言。”他说。
直到不久以前，他说，这种手术失败致死的风险还相当大，而导致不同程度的瘫痪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两次战争带来的医学进步使这些担心都成了过去。
“您放心吧，”他最后说，“好好安排一下您的事情，然后通知我们。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您别忘了，宜早不宜迟。”
这样一个早晨不适宜消化这个不幸的消息，尤其是当天气也突然变了脸。那天他很早就从旅馆出来了，没有穿大衣，因为当时窗外阳光明媚。他迈着沉稳的步子，从医院所在的丽日大街来到幽会天堂英国公园。他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在思考死亡。与此同时，秋天悄然而至。湖面上波涛汹涌，有如怒海，狂风惊走了银鸥，卷走了最后几片枯叶。总统先生站起来，没有买花，而是从公共花坛里折了一朵雏菊别在外套翻领上的扣眼里，却正好被那卖花女撞见。
“这些花不是上帝赐予的！先生，”她愤愤地喊道，“那是市政府种的花。”
……

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是在过去十八年间写就的。在获得它们现在的形式之前，其中五个是新闻报道和电影剧本，一个是电视连续剧。还有一个是十五年前我接受采访时的录音，听我讲述的那个朋友将其整理出来并发表了，我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重写了一遍。这是一种很宝贵的创作经验，值得在这里絮叨一番，哪怕是为了让那些有志于以后成为作家的孩子从现在就开始了解，写作这种“恶习”是多么贪婪和熬人。
第一次萌生这个念头是在七十年代初期，缘于一个醍醐灌顶的梦。那时我已经在巴塞罗那住了五年。有一天，我梦见参加自己的葬礼，走在一群朋友中间，大家穿着肃穆的黑衣，气氛却像过节般热烈。所有人都因为相聚而感到快乐。而我则比任何人都快乐，因为死亡给了我这个同拉丁美洲的朋友们欢聚一堂的好机会，他们都是我最老最亲同时也阔别最久的朋友。葬礼结束，人们开始散去，我想陪他们一同离开。但其中一个朋友的话却如当头棒喝，让我意识到，对我来说，节日已经结束。“你是唯一不能走的人。”他说。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死亡就是再也不能跟朋友们在一起。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很典型的梦，我却将它解释为自己身份认同感的觉醒，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来写一写发生在那些旅居欧洲的拉丁美洲人身上的奇闻异事。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现，因为那时候我刚写完《族长的秋天》——那是我写得最艰难、最冒险的一部作品——正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写点儿什么。
在大约两年间，我把脑海中闪现的那些我没拿定主意如何处置的题材都记录了下来。在决定开始做这件事的那个晚上，因为家里没有笔记本，孩子们借给我一个学生用的作业本。在我们频繁的旅行中，他们总是将它装在书包里背来背去，生怕弄丢了。最后本子上积累了六十四个题材，以及相关的各种细节，只差落笔了。
一九七四年，从巴塞罗那回到墨西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本书不应该像我一开始计划的那样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应该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在纪实报道的基础上，以诗歌创作的匠心赋予它们灵性。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说集，但没有哪本是整体构思和处理的，每个故事都是独立、偶然的个体。因此，如果能用一条线索将所有故事串联起来，并赋予它们统一的基调和风格，使它们在读者的记忆中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六十四个故事的写作将会是一次令人神往的探险。
头两个故事，即《雪地上你的血迹》和《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完成于一九七六年，立刻就在几个国家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了。我一天也没有停顿，但当第三个故事，也就是关于我自己葬礼的那篇写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比写一部长篇小说还要累。第四个故事也是如此。我根本没力气把它们写完。个中原因今天我已明了：写一个短篇小说需要付出的心血不亚于为一部长篇小说开头。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作者必须把一切都确定下来：结构、语调、风格、节奏、篇幅，有时候甚至要确定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之后的部分，作家体会到的则是单纯的写作的快乐，那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私密、最自我的一种愉悦。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花费整个余生来修改自己的作品，那是因为他在结束时和开篇时一样意志坚定。而短篇小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只有煎熬或者不煎熬。如果没有感受到煎熬，那么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经验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还是换个思路重新开始，或者直接把它扔进废纸篓。不记得是谁用一句令人欣慰的话精辟地总结了这一经验：一个好作家被欣赏，更多的是由于他撕毁的东西而非他发表的。虽然并没有把这些故事的草稿和笔记撕毁，但我做了一件更糟糕的事：把它们遗忘了。
我记得那个作业本一直放在墨西哥家中的书桌上，淹没在一大堆书本纸张里。直到一九七八年，有一天找别的东西时，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它了，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但当确信它真的不在书桌上时，我感到一阵恐慌。我们找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移开家具，还拆掉了书架，就为确定它没掉到书架后面。我们还问遍了家里的用人和朋友，现在看来这一举动几乎是不可宽恕的。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唯一可能的——或者听上去合理的——解释是，在我常常发起的纸张清理运动中，某一次，这个作业本被扔进了废纸篓。
我的反应令自己都感到吃惊：那些被遗忘了近四年的题材对我来说成了一件关乎名誉的事。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它们。通过努力，我得以重建其中三十个故事的笔记，过程之艰辛绝不亚于把它们写出来。在努力回忆的同时，我也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筛选。狠心剔除了那些我感觉难以处理的题材，最后剩下十八个。这一次我振作精神，决心一鼓作气把它们写出来，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现已经对它们失去了热情。不过，我并没有像平时忠告年轻作家的那样，把手稿扔进废纸篓，而是重新把它们装订存档，以备万一。
一九七九年，当开始写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时，我发现自己在两部作品之间的空档丧失了写作的习惯，重新提笔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在一九八。年十月到一九八四年三月间，我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每周为几个国家的报纸写一篇文章，以避免手生。那时我突然想到，我同笔记本上那些题材的龃龉之处仍然在于其文学体裁。事实上，它们不应该是短篇小说，而应该是新闻报道。在发表了其中五个之后，我再次改变了看法：它们更适合拍摄成影视作品。于是诞生了后来的五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
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写作新闻报道和影视剧本，使我对这些故事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导演们在故事中注入了他们的想法，我在将它们写成现在这个最终版本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想法从我自己的想法中挑出去。此外，同时与五个不同的创作者合作，让我发现了一种写这些故事的新方法：有空时就开始写，感到疲惫或者有事情临时插进来时就放下，然后开始写另外一个。在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十八个题材中的六个进了废纸篓，其中就包括我的葬礼，因为实在无法描绘出梦境中那种欢欣的气氛。而剩下的故事则像有了呼吸，获得了长久的生命。
它们就是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经过两年时断时续的写作，去年九月它们已经准备好付印了。要不是因为在最后时刻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它们早已结束了不停地进出废纸篓的朝圣之旅。这些故事发生在欧洲的几个城市，我凭着遥远的记忆描述那些地方。在过了近二十年之后，我想要印证一下我的记忆是否忠实。于是我开始了一趟短暂的追寻之旅，去了巴塞罗那、日内瓦、罗马和巴黎。
这些城市没有一个与我的印象有丝毫相似之处。跟今天的整个欧洲一样，其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吃惊，曾经的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真实的记忆就像记忆中的幻影，而虚假的记忆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取代了现实，因此我无法分辨幻灭与怀旧的界线。这就是最终的答案。我终于找到了完成本书最需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时光的流逝能赋予我：一种置身于时间之中的视角。
这次幸运的旅行结束之后，我把所有故事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在狂热的八个月时间里，我无须拷问自己，真实在哪里结束，想象从哪里开始，因为我怀疑，也许二十年前我在欧洲经历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种怀疑令我受益。从那时开始，写作变得十分流畅，以至于有时我会觉得，写下这些文字是出于纯粹的叙述的快感，仿佛整个人都飘浮在空中。此外，同时写作所有故事，随心所欲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这种方式使我能够尽览全景，不但避免了因为频繁地开始而感到疲惫，也更容易发现文中无关紧要的冗余词句和致命的前后矛盾。我认为，我已经收获了最接近我理想的短篇小说集。
经历了长时间的反复，克服了挣扎犹疑，现在这本书已经准备好被送到各位的书桌上。除了最早的两个，其他所有故事都是同时完成的，结尾处标注的是我动笔的时间。在这个版本中，故事是按照它们在笔记本上的顺序排列的。
我一直认为，对一个故事来说，后一版总是比前一版更好。那么如何确定哪个是最终版本呢？这是一个职业秘密，没有理性原则可循，只能遵从直觉的魔力，就像厨师知道什么时候汤熬得正是火候一样。无论如何，以防万一，我不会再去读它们。我从来不会再去读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因为担心自己会后悔。读过这些故事的人知道该怎么处置它们。幸运的是，对于本书中的十二个故事来说，被扔进废纸篓，它们应该会有回家的轻松感觉。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九二年四月于卡塔赫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