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他，爷爷

★王健壮，当前台湾重量级的新闻人与时事评论家。长年在报纸专栏撰写时事评议，见证几十年来的媒体发展，自称老派记者，相信自由价值。健谈、敢言、评议、论理，媒体人与评论家所需要的客观与文辞精准，使他的文字比普通文人多一分清晰从容的纵深感。
★《我叫他，爷爷》这本回忆父亲的专栏集结，展现了王健壮冷静理性以外的一面。五十篇故事，忠厚、纯真，穿梭时空，寻寻觅觅，最终所得，仍只是一幅残缺未全的寻父图，以及，一部人子忏悔录。
★《我叫他，爷爷》荣获2013台北书展大奖，龙应台、杨照、马家辉许知远等名家倾情推荐。

《我叫他，爷爷》是王健壮于《中国时报》“三少四壮集”专栏回忆父亲的文章集结。
方正不苟言笑的父亲，四分之一的人生在战火中流离，每一天都被死神从背后追赶，这段从对日抗战到国共内战、历史中一个微小军人的亲身见证却从来不曾在父子之间交谈过，平凡的存在彷彿不存在。直到孩子出生，父亲升格为爷爷，两代人的疏离才逐渐化解。
父亲去世十二年后，王健壮终于鼓足勇气，尝试着从一小块一小块的记忆碎片中，拼贴出父亲一生的图像；五十篇故事，穿梭时空，寻寻觅觅，最终所得，仍只是一幅残缺未全的寻父图，以及，一部人子忏悔录。
德儿出生那天，我从医院打电话给我父亲：“老爸，你当爷爷了！”一个月后，他只带了一个行军袋，里面塞了一床棉被和几件衣服，搭火车到台中住进我租的一间透天厝里，开始扮演他一生最快乐的一个角色：爷爷；但他这个角色只扮演了十八年，太短了。
——王健壮

王健壮，台大历史系毕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曾任《仙人掌杂志》主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政治记者、专栏主任、采访主任，《时报杂志》社长兼总编辑，《时报新闻周刊》总编辑，《新新闻》总编辑与社长，《中国时报》总编辑与社长，博理基金会执行长。
出版《我不爱凯撒》、《看花犹是去年人》、《我叫他，爷爷》等书。现为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记者下笔快速，但不一定逻辑锋利。编辑思虑多面，但不见得洞烛幽微。文人容易意气飞扬，但风雨袭击时并非每个都能屹立不移。政论家善于针砭时弊，但论及历史的纵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国情怀的承担，不见得个个都有。王健壮是记者，是编辑，是文人，是政论家，但是他同时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风中招摇一种稀有的价值标准。
——龙应台

用刚毅之笔写出温柔之爱，当评论家决心温柔起来，可以是，非常地，温柔。
——马家辉

透过儿子而认识父亲，王健壮写出了离乱历史中的一段三代内敛、犹疑真情。大环境使他不能不犹疑，知识分子的反思使他习于内敛，但这些力量毕竟阻挡不了他为自己、为同代人，写出感动真情来。
——杨照

比起他在报纸上那些过分端庄、铿锵的政治、社会评论，这些个人回忆无疑更富魅力，它们也完美地解释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缘何变成了今天的王健壮。作为大时代的个人，如何被时代所塑造，又如何改变时代。
——许知远

序一：《中时》的味道/许知远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
我常想起王健壮坐在余纪忠纪念室的沙发上，对着余抄写这幅字的情景。词句出自梁启超的《水调歌头·甲午》，时年刚过二十岁的心，因甲午之败而生出强烈的感慨。
梁启超的情怀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人，激励他们缔造一个现代中国。余纪忠也是其中之一。在随国民党政权流亡台北后，他创办的《中国时报》要继承的仍是梁的文人办报的理想，在知识与政治、舆论与权力、个人抱负与家国情怀间寻找某种平衡。
梁启超也影响了王健壮。一九七七年，在他主编的第三期《仙人掌》杂志上，他就以梁启超为封面人物。这与之前的两期封面人物傅斯年、蔡元培再恰当不过地表现了这个刚刚从台大毕业的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他要用知识与思想来塑造社会。
六十七岁的余纪忠发现了二十四岁的王健壮，并慷慨（或许过分慷慨）给予后者一个机会——担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考虑到当时“人间副刊”的影响力，这实在是个惊人的决定。在一个政治仍为禁忌的年代，思想、文学常成为另一个突破口，变成集体思潮与情绪的平台，“人间副刊”正是当时台湾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中心。除了分享偶像梁启超的个人情怀，王健壮也必定体验到了少年得志之感。
接下来的三十年中，王健壮的个人命运与《中国时报》乃至台湾新闻业紧密相关。除去梁启超的情怀与传统，他也是美国新闻标准的拥趸，一心要把《纽约时报》、《时代》的方式引入华语世界。
他是幸运的。他这一代新闻人亲历，也推动台湾从政治高压走向自由民主的历程，这其中，戏剧性的、如火山喷发的变化，为新闻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他与朋友在一九八七年创办《新新闻》杂志，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报道风格与视角，来描绘解严后的台湾社会新景象。
他也是不幸的。像很多杰出的台湾知识人一样，他那梁启超式的辽阔情怀无处施展。他成熟的过程，也是个台湾逐渐缩小的过程。这个岛屿曾经以整个中国为志业，承接三皇五帝到老蒋，但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它也在切割自己与那个广阔传统的关系。像很多转型国家与地区一样，突然到来的自由没有激起整个社会更深邃的思考能力，反而迅速地琐碎化。知识与思想的抱负陷入娱乐、浅薄的泥淖。
大约三年前，我在普陀山上的一次会议中认识了王健壮。那次会议由一位有政治情结的香港商人召集，想要讨论中国的未来，他也很相信台湾的转型能提供某种参照。
会议以消防原因被迫取消，让人想起一九七〇年代的台湾。在酒桌上，我很被王健壮的风度所折服。他似乎有一种我只在书本上看到民国报人的味道，性情、潇洒、酒量惊人，对后辈有一种特别的慷慨——或许这也是从余先生处所学。
在之后，我们成了朋友。每逢去台北，都不免在小巷的酒馆里推杯、畅谈。尽管年龄与成长环境都不同，我们却像是精神的同代人。除去都对中国知识人的传统深感兴趣外，我们也都是在美国新闻业的影响下成长的，说起《纽约时报》那些杰出的记者时，都有一种特别的兴奋。他也讲起台湾的转型过程，他对于政治人物的看法，当然还有《中国时报》的记忆。不过，他始终有一种内敛，不管他显得多么性情与潇洒，你也总觉得他和你保持某种距离，不愿与你分享他更深的感受与思想。
当他怀旧时，也难免陷入一种灰心与无力。这份曾塑造台湾命运的报纸如今被一个卖米果的商人把持着。余纪忠英俊、端庄的胸像雕塑仍在，但报业大厦的入口早已矗立着巨大的“旺旺”的滑稽塑像，像是一种粗鄙力量对旧传统的公然挑战。王健壮曾试图重塑《中国时报》的气质，也曾费力在新老板与旧传统之间充当调停人，但都陷入一种无力回天之感。这也真是反讽一刻，他们在强烈的中国情怀中成长，如今“中国的影响”真的来了，他们的情怀却被迫收藏起来。在万华的那家叫热海的简陋餐厅里，我参加了好几次老时报人的周一聚会，感受到那股日渐浓烈的落没感。在这个时刻，梁启超的感慨一定特别的抚慰人心吧。
还是在台北的出租车，我初次读到这本《我叫他，爷爷》，立刻就被文字的节奏与浓重的个人情绪所吸引。比起他在报纸上那些过分端庄、铿锵的政治、社会评论，这些个人回忆无疑更富魅力，它们也完美地解释了高雄眷村的小孩缘何变成了今天的王健壮。作为大时代的个人，如何被时代所塑造，又如何改变时代？
有时在台北的暗夜分手时，我看着他的黑衣背影逐渐消失时，总不免想起这句：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
自序 寻父图
今年生日收到一件礼物，几位好友送我一小块金箔牌匾，上书“看花犹是还历人”一行字，把陈寅恪的那句诗“看花犹是去年人”改了两个字；但“还历”却让我触目惊心。
我从来不曾想到自己也会在天干地支几番变化之后，走到了还历之年，变成花甲老翁。六十岁的彼得?潘还能当自由自在飞翔的小飞侠吗？还能大战凶暴可怕的虎克船长吗？想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令人沮丧泄气到了无言以对的程度。彼得?潘可以打败虎克船长，可他却是时间老人的手下败将。
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几段话：
“时间可不可怕？那要看你是用什么身份去问这个问题。
“就以我自己为例吧。如果我用个人的身份，一个早已年过半百的老翁身份，我当然会告诉你，时间不但可怕，而且是太可怕了。镜子里的我，以及我从年轻时就爱的、熟悉的那些人，怎么一个个都被时间摧残得那么老？那么病？几个月前才把酒言欢的那个人，怎么会突然变成讣闻里的一个名字？”
这几段话写于六年前，回头逐句再读，“不独悲今昔亦悲”，那些我爱过熟悉过的人，六年后老得更多也病得更多，变成讣闻上名字的当然又多了好几个人。还历过后那几天，我日思夜想萦绕不去的尽是那些人那些面孔那些名字。
我做过三十多年新闻记者，看尽不知多少沧桑沉浮悲欢，理应不是也不该是个滥情之人，但对我爱过熟悉过的那些人事时地物，我却常常连故作太上忘情状都矫容。那年我在副刊写了一年专栏，写我父亲，写眷村我的“永无岛”，写童年记忆，写文学少年梦，字字句句都沉重如铅，每篇文章都幽暗阴郁逼人，写得我自己常常喘不过气，读我文章的人想必更不好受；把自己的悲愁像病菌一样散播传染，真是罪不可赦。
但那并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只想写几篇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想念他也纪念他，替他平凡平淡的一生留下一些我能记得的文字记录，留与世人看。但我手中那支铅笔却常常不听我大脑的指挥，每当我落笔稿纸那一刹那，它就带着我一行一句一回首，回首重履往昔时空的每个角落，而且此处停格，彼处放大，也都完全由它决定，多少前尘旧梦就像重播的黑白默片一样，一幕幕掠过来又一幕幕飘过去，让我简直难逃于天地之间。
就因为这样一路笔走人随，我原想写几篇我记得的我父亲的故事，结果却愈写愈发觉我不记得的其实比记得的更多，写到后来竟然像在描绘更像在拼贴一幅寻父图。人子寻父，这是多大的讽刺，多深的愧疚，我也是在那个过程中才悚然警觉：这么多年来不是他从我身边走失，走失的那个人其实是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是在文字的牵引下，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地尝试再走回他的身边。
但曾经走失就再也走不回去。我虽然从他出生的江边小镇开始，一路寻迹求索，想象他从地主之子到仓皇渡海来台的那三十六年，回忆他跟我父子共处的那四十四年，但想象是模糊的，记忆是断裂的，那幅寻父图即使拼到最后，仍然缺这差那不成其形。
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那句话：“我是从他当爷爷这个角色，才些许看到他宛如父亲的一面。”他有六个子女，三女三男，一家八口人每天挤在狭窄的眷村房舍里，但因他少言寡笑，六个子女都与他不亲，也难怪我母亲在好多年后看到他跟他孙子温馨相处的画面时，会忍不住抱怨说：“这个老头子真是偏心，从来不疼自己的小孩，却偏爱这个孙子。”
德儿出生那年，我奉命调跑台湾省议会新闻，每天人在雾峰，妻子也在学校教书，照顾德儿的诸般琐事，便由爷爷一手包办；社区里的人常常看到一个老人推着婴儿车在黄昏时散步的画面。德儿上幼稚园后，我已调回台北租居永和，左邻右舍也常常看到一个老人牵着穿制服的孙子的手，嬉笑低语走在小巷弯弄间。“带孙子上学啊！”“放学了啊！”就是他与路上几个熟识店家老板每天碰面的例行问候语。德儿至今不爱吃鱼，怕刺，因为爷爷常年喂他吃鱼时早把鱼刺处理掉了；他至今爱吃苹果，也是因为爷爷当年每天都帮他削切苹果；他爱随手关灯，那也是爷爷的习惯。我在我儿子身上偶尔不经意看到我父亲的身影时，常常会心中一惊：那不是隔代遗传；他是爷爷，却宛如父亲，是我在眷村十八年跟他朝夕相处却不曾认识并感受到的那个父亲；我跟我父亲是透过德儿这个媒介，才稍稍弥补了我们彼此之间曾经欠缺的那段父子情。
他跟我在台北同住的那十八年，每一刻其实我都清楚知道，当我喊他“爷爷”时，比我叫他“老爸”时，我跟他之间的距离要更近也更亲。当然，在他离开我十二年后，我终于鼓足勇气提笔写他故事的那整整一年，我才从一小块一小块的记忆拼图中，逐渐地拼贴出他的图像；五十篇故事其实叙述刻画的是一幅寻父图，穿梭时空，寻寻觅觅，但结果那幅图像仍然残缺未完成，只能算是一本人子忏悔录吧！
这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到现在她还是一个人比花娇的老太太；也感谢我儿子，他在键盘上一字一句一篇敲打他爷爷的故事时，一定比我更怀念那个呵护他牵着他手走过不知多少巷弄的老人，那个我们都叫他“爷爷”的老人。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写于父后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