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之旅: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意境(精装)

★作者结合时代背景，从哲学家的角度，依据严谨缜密的人学理论基础，对十四位作家展开了严格而生动的文本解读。展现出这些作家及其笔下文学人物的心路历程。

★探讨自我意识和作为其外在表现的人格本质。

★笔触细腻，结论清晰，具有说服力。

★为当代名家作品，在大众读者领域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大购买理由】

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邓晓芒的经典著作。

作者的哲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在书中相映成趣，极具思想价值。

作家出版社重点出版，精心编校，值得信赖。

封面典雅，装帧精美，用纸考究，环保印刷，双封面精装，可读宜藏。

《灵魂之旅》主要针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展开言论。作者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从哲学家的角度，依据严谨缜密的人学理论基础，对十四个作家展开了严格而生动的文本解读。展现出这些作家及其笔下文学人物的心路历程。

邓晓芒，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邓晓芒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翻译，是国内从德文原文翻译康德的学者，他的哲学著作及美学著作在当代学界和思想界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力。

★他的学术是很有个性的、很有根基的、也很有勇气的，尽管他做的学术完全可以避开中国社会上很敏感的一些社会话题。

——胡发云

★无论你如何看待邓晓芒，你都无法绕过他评价中国近二十年的哲学成就，以及当代知识人批判性思考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这恐怕才是邓晓芒存在的真实意义。

——万圣书园创办人、学者刘苏里

★不管邓晓芒自己是否认可，他身上zui鲜明的标签是“批评家”。他批评国民性、批评文学、批评知识分子、批评教育……其中，他“死死揪住不放，不打倒在地不罢休”的，是儒家文化里的病灶。

——《环球人物》

★他仿佛被架在“道德”“传统”“中国文化”“爱国”“东方文化”的对立面上，这和他自己颇推崇的鲁迅面临极为相似的困境，鲁迅称之为“无物之阵”：掷出投枪的战士射中敌人的心窝，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新视点》

★近年来，邓晓芒经常针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媒体上发言，被认为是敢言的知识分子。2011年，邓晓芒入选潇湘晨报十年风尚学人。

——《潇湘晨报》

总序／张炯

新版序

序

一张贤亮：返回子宫／1

二王朔：痞子的纯情／27

三张承志：无史的心灵／57

四贾平凹：废弃的灵都／87

五韩少功：沉默的马桥／107

六顾城：女儿国的破灭／127

七张炜：野地的迷惘／149

八莫言：恋乳的痴狂／173

九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191

十残雪：灵魂的历程／251

十一林白与陈染：怨女幽魂的私语／309

十二卫慧与棉棉：另类的残酷／335

结束语／363

张贤亮：返回子宫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位苦难作家的名字响彻中国大地，他就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作者张贤亮。这两本书，作为“爱情三部曲”的前两部，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章永磷5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接受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的受难史。然而，这两部作品，特别是后一部作品，在当时之所以名噪一时，并不是由于它真实地描写了在乡村中和劳改队中所受到的残酷对待和不公正的惩罚，而是由于它深刻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在那种恶劣的非人环境中内心所经历的苦难历程，展示了强烈的饥饿、劳累、屈辱、孤独和性压抑给一个敏感的灵魂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创伤，特别是精神上的压抑对一个青年男子的性能力的摧毁。这种揭露是空前的。一时间，国内评论界沸沸扬扬，好评如潮。但也有人指责作者用这种自传体美化和粉饰自己，人为地给这种受难加上了某种崇高的“意义”。的确，我们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看到，主人公在经历了地狱烈火的锻炼，从群体中获得力量治愈了自己的性无能之后，最终走上了“红地毯”，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是由马缨花、黄香久这样的女性“土壤”培植起来的参天大树，他从她们那里吸取营养、完善自己。他不会忘记她们，但也不会停留于她们的水平，而只是利用她们所提供的补偿作用去完成更崇高的“事业”。在这里，女人的作用类似于某种中草药的作用，她们并不是“男人的一半”，而只不过是男人的滋补剂和救心丹。不过，平心而论，作者在当时穿透数千年来紧紧包裹着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灵魂的那种政治道义上的义愤，而直接揭露出他们内心隐秘涌动着的性的苦闷和压抑，并首次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一切冠冕堂皇的政治意识形态借口所造成的实际后果，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更确切地说，是需要某种生命力的“获生的跳跃”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失意时虽然也有过“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慨叹，但那只不过是一种穷极无聊时的精神寄托，一种逃避和自欺，一种无可奈何的遣怀自放，而绝不是以严肃的态度追寻自己生存的根，并有意识地从中获取人的生命的勇气和力量。后面这种态度只有在受过弗洛伊德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才有可能产生。

然而，这种新思想的萌芽又毕竟还带有沉重的传统知识分子意识的枷锁。现代知识分子章永磷仍然是以古代文人看待“青楼女子”的同一眼光去看待他所遇到的那一个个给他带来幸运和安慰的女人的。不论在这些女人心目中还是在他的自我感觉中，他都是一个落难的读书人，除了男女两性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互相需要之外，他的思想、他的抱负和他最终摆脱屈辱境地的强烈欲望都是她们所不可分享的。所以当她们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义无反顾地离开她们时并没有遭到欺骗和遗弃的感觉，而是衷心地祝愿他去干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这种“成人之美”的伟大爱情是我们这片肥沃的母亲土地上的特产。在这里，女人们一生下来就懂得自己应当为男人作出奉献，提供补偿。但也正因为如此，章永磷试图从性爱中、从女人中重新获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完整人格，这一“获生的跳跃”就变质为一种“致死的跳跃”了。就是说，一旦章永磷意识到自己向来视为男人的崇高事业的实际上不过是性爱的一种体面的表现形式，意识到性爱并不只是事业的基础，相反，事业完全可以归结为性爱，这时他向性爱的复归就带有了某种自杀的性质：一方面，他立足于赤裸裸的性而蔑视一切超越其上的精神生活，这是他精神上的自杀（自嘲或自轻自贱）；另一方面，性交本身作为一种最原始的耗散生命的活动，也具有某种肉体上的自戕性质，生与死在性交中成为了一体。这就是张贤亮“爱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即《习惯死亡》的核心主题。

一

在《习惯死亡》中我们看到，章永磷在经历了劳改队九死一生的折磨和“文革”的假枪毙之后，一方面剥去了生命的一切伪装和装饰，只剩下了性（性交或性爱），另一方面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死亡体验。他觉得自己早就是该死或已死的人，只是脑袋上欠着人家一颗子弹，这颗子弹总是在他和女人做爱时在脑子里轰然爆响。章永磷在“爱情三部曲”前两部中所得出的看似极具智慧的真理，即“性爱可以拯救一个男人”。一到他有机会满世界乱跑、和各种各样的女人性交时，就全部垮台了。其实，他的欲望并不高，“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要进入一个什么理想的天堂，而是要把破碎的灵魂拼凑起来，大体上像个样子”，但到头来，他发现连这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幸福也是虚假的，痛苦也是虚假的，他的破碎已无可救药，他必须要重新创造。”（《习惯死亡》，载《张贤亮自选集之二》，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于是作者说，“我决定将他杀死”，也就是将一个早就该死，实际上已经死去多少次并一直死着的人，还他一个“行尸走肉”的真面目。这是作者在《习惯死亡》第一部中的总体交代。这种交代实在是了不起，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坦白承认自己的生存之根不在于心而在于性。“他心脏所在的部位空无一物”，心只不过是性交的累赘，要杀死他只有对准他的生殖器扣动扳机。“当我找到这地方时我发出暗笑，笑社会过去加于他的惩罚全都击错了部位。”（第19页）这一自杀性的交代的确具有耶稣基督现身说法的震撼力。当章永磷（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张贤亮）把自己慢慢地钉在十字架上时，全体中国人的灵魂，至少那些“运思”着的灵魂都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破碎已“无可救药”，必须要“重新创造”。

小说的写法有些扑朔迷离，不仔细研究一番其中的“她”和“她”“他”和“你”“我”都究竟是些谁，还真会把人搅得昏头昏脑。好在中国的读者对“意识流”之类的写法早已不太陌生，只要有点耐心，还是不难看出来龙去脉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是说成了著名作家的章永磷在80年代末获准出国，原来想追寻过去的情人、电影演员“她”，不想“她”已和一个美国白人同居。百无聊赖的他在那块自由的土地上邂逅了一位女导游，在这位台湾女人那里受到再教育，领略了原始性爱的本味。后来他又重新见到了电影演员并与她重叙旧情，和她度过了疯狂的一夜后却得到了一声“谢谢你！”感到自己成了满足她四年性饥渴的工具（第177页）。在万念俱灰中他去见他父亲三十多年前的情人，由这老女人引起一连串关于“老”和“小”、生和死、灵魂和白骨的联想和回忆。在看穿了“风月宝鉴的背面”之后，他索性去“东方佳丽”玩妓女，这时才发现自己早已“丧失了堕落的能力”（第246页），只好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忍痛抽出一张百元美金大票给了妓女。最后是回到爱情故事的起点马缨花那里，并自嘲地说这就是他的“爱国主义”，使人感到整篇小说像一个画成了瓜子形的圆圈。作者反复说“我并不愿意写完这本书”，因为他觉得故事毕竟没有团圆，结局是虚假的。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不时地穿插着他在劳改队与一位女医生的失败的初恋，他与一位小姑娘一起被拉去陪法场假枪毙，他的无数次寻死的念头和求生的欲望，他与劳改队员们去乱葬场挖掘死去的劳改犯的白骨及对一具女性骨架的顶礼膜拜等一系列回忆镜头，还有他在巴黎与青年女子纳塔丽的短暂同居，以及想象中他在病床上的弥留、台湾导游从国外赶回来为他送终的场景。

然而在小说中，读者自始至终都只看到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已破碎到无可救药，却怎么也看不出如何“重新创造”自己的灵魂。因为作者尽管自认为已看透一切，心如古井，甚至表现出对一切的“宽容”（第181页），但一谈到过去，一谈到他所遭受到的各种残酷的“捉弄”，他就跌回到“伤痕文学”的水平上，不由得义愤填膺。当然，这种义愤填膺被聪明地裹上了一层“黑色幽默”的薄荷糖衣，换上了嬉皮和调侃的口气，但当一个人以这种姿态去指责时代、命运和那些不可胜数的“小人”“恶人”时，当他如数家珍地告诉别人，哪次哪次他受到了某人或某些人无端的、无理的欺凌时，当他无数次地悲叹自己的爱、自己的心被他人掏空、摧残和践踏时，他显然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本性是善良的、好的，他的“破碎”完全是外界和社会造成的，他现在即使变成了野兽、狼，也不是他的过错，反而使他有充分的理由自我炫耀，炫耀他本性的清纯和生命力的苍劲：这样，读者（也包括作者自己）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还需要对自己的灵魂做任何“重新创造”？这样的灵魂，虽然破碎到“无可救药”，但难道不是举世无双、不可企及？即便是自杀和死亡，也都显得那么美丽，惊心动魄，富于悲剧意义？无怪乎书中最后说：我想我的灵魂总算没有投错地方，只有这个国家能恩赐给我这么多挑战，使我终生具有活力直到我自己愿意去死（第247页）。如此自满自足的灵魂，又从哪里获得自我重新创造的动力呢？如果有来世的话，除了回归到过去那种纯洁的灵魂，以便再次经历劳改或“文革”的苦难历程，从而塑造出又一轮具有活力以至于渴望去死的真诚的行尸走肉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在这里，我们已经预先经历了中国新时期以来从新激进主义到新保守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虽然“新保守主义”这一思潮要到数年之后才在中国大陆形成某种学术气候。

……

自从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中以来，第二个一千年。当20世纪天空最后一道晚霞就要消失之际，整个世界似乎都蔓延着一种“世纪末”的恐慌，好像那支撑了人类世世代代生活意志的坚强信念，类似于“太阳每天照样升起”的信念，在这个垂危的时代突然间垮掉了。理想坍塌了，禁忌废除了，信仰被嘲弄，教条被搁置，上帝已死，神变成了凡人。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但正因此，每个人都再难有所作为。人类在几十个世纪中造就的那些巨人、伟人，像冰川期之前的恐龙化石一般在那里孤独地屹立着，而现在就来到了一个普遍平庸的时代，以前某个历史人物所发出的照彻多少代人的巨大光辉，当今需要耗尽一个庞大集团数十年心血，以某个政治联盟、学术思潮、艺术流派等等的名义，才能勉强与之相陪衬。人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明、更聪慧、更懂得生活、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人类日益堕落了，或者说，人类现代如日中天的发达是以每个人的沉沦和迷惘为代价的。

这是一种愉快的沉沦。人们忽然发现，先辈们多少个世纪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不就是今天的“幸福生活”吗？有福不享，不是辜负了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吗？一个人的生活在今天只是沿着“吃饱穿暖、一顿顿白米饭、一餐餐有肉、一天天像过年”直到追求现代文明给予的一切舒适享受这一“幸福”阶梯不断攀升。当然，他也随时有可能在中途停下来，不论是回想这个阶梯的出发点还是前瞻这个阶梯的顶点，都将陷入一种自讨苦吃的沉思，不知道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种动物般的现世享乐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标，并怀疑前辈们为了这种生活而洒尽热血是否值得。我们会觉得，20世纪初那些相信人类终将进化、历史必然向前发展的人们是多么的简单幼稚。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恰好是一幅道德滑坡或人文精神失落的无可奈何的倒退景象。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人心不古”的悲叹和“拯救人性”的呼吁，在当代扮演一种无人理睬的预言家的可悲角色。更多的人则遵循着现实生活的惯性，扛着一个浅薄的头脑及时行乐，游戏人生。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素来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度里，人们通常忧心忡忡的并不是自己无形的灵魂的拯救，而是此生此世有什么该享受的没有享受到。时代给了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机会。一个平民，只要他有毅力、有机心和耐心，他就有可能一朝暴富，享尽帝王的荣华富贵，揽尽天下美色佳丽，吃尽世上山珍海味，这时他的自我感觉绝对良好。

然而，人和人是不同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人类中总是会有些不满足于现状的怪人，起来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发出强烈的抗议，对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加以深刻的审视。这是人类的幸运，而这些人却是不幸的。他们既然代表了一个世纪的人类灵魂，也就必然肩负着这个世纪的精神苦闷、内心矛盾、生存困惑和绝望挣扎。同样是柔弱的人心，他们的心却注定经受命运的折磨，为了打击出一星半点火花去照亮黑暗的世界，而受到重创。在这些人中，最为不幸的要算那些单以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生存的营养的艺术家了（如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因为他们不仅放弃了外部世界的一切生存手段，如功名、利益、权力、地位，甚至也放弃了内心世界的铠甲，即用来应付内心冲突的理性、逻辑和常识，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卓绝地朝自己的心灵深处努力探寻。这种非人的、绝不可能有最终结果的努力，几乎只有用“上帝的召唤”才能解释。“人心真是一个无底深渊！”（奥古斯丁）凡是有勇气跃入这个深渊的，都将经受无穷坠落的恐惧和永无着落的痛苦。

中国20世纪90年代文学，可以说最深刻、最生动地展示出了这一永远坠落的痛苦。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最近几十年的文学这样风云变幻、高潮迭起，也没有任何时代像这一时期这样以一种不断深入的历程逐步揭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深层结构。如果说，这一历程的前一阶段，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基本上还是一个摆脱“文革”意识形态话语、重新认同传统人文精神的阶段，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阶段，则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前一阶段中，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作家们还致力于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去批判另一种违背人文精神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朦胧诗、寻根派和现代派则开始脱离意识形态话语，进入某种具有人文精神根基的审美氛围，被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或称之为“古典时期”）。然而，自从80年代末开始，文学愈是向自己的本性即纯文学复归和深入，便愈是发现自己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疏离。失落了人文精神的90年代文学成了无家可归、飘零无主的文学。

与此相应，90年代文学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现象，即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前者以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辛辣调侃而揭示了中国当代世俗生活真实的众生相。但由于这种文学自身缺乏精神的原创性，它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可奈何的首肯，对现实中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的鼓吹，从而迎合了俗众的阿Q式的自满自得心理。后者则出于对这种媚俗倾向的厌恶和反驳而放弃了文学的独立地位，转而依附于人们好不容易才从中摆脱出来的道德政治狂热（“红卫兵精神”），利用文学去“捍卫”一个旧式的理想，以保持自己精神上的高尚纯洁。然而，上述两种倾向却包含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文学只能是其他精神生产的附庸，它本身没有创造一种新人文精神的能力，一旦脱离既定的精神格局，它就只能堕落为一种文化快餐，一种仅仅用来解气、搞笑和消遣的玩意。此外，游离于这两种极端倾向之外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女人”“小男人”文学，它们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升平年代都曾像蘑菇一样地冒出地面，在现代却失去了古人的耐心和生命含量，既不愿在形式上作诗词歌赋的开拓，也不能在内容上作鸿篇巨制的挖掘，顶多只是对古代感时伤世的诗情和言情小说（如《红楼梦》）的散文化的模仿。90年代散文的大流行折射出一个事实，即中国诗性精神的丧失，而最可悲的是，这一沉重的代价却并没有换来思想的深化和理性精神的确立，而是导致了文学的泡沫化和伪劣化。至于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则除了老一套的政治影射之外，就是模仿《三国演义》中那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无是无非的感叹。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创造。

不过，90年代文学也并非一无建树。应当说，摆脱传统道德对文学的束缚，这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一个必要前提。在中国文学史上，每隔一段时期（如魏晋、宋元、明清之际等），都有一个文学相对独立的阶段到来。遗憾的是，文学独立以后向何处去，始终是中国文学未能解决的大问题。因此，独立了的文学要么成为一种形式技巧，要么堕落为媚俗与宣淫。换言之，中国文学不是为政治伦理道德服务，就是为自然（人的天性或本能）服务。当然，文学返回到自然就是返回到了自己的根，即人的生命力；然而，仅仅停留于生命力的本能状态，不是从中升华出纯文学来，而是使文学降为动物本能的宣泄，这本身恰好表明了生命力的不足和贫弱。中国历史上个体人格的萎缩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中国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不知道自己与动物或尘土究竟有什么区别。文学的真正独立要以个体人格的独立为前提。这种个体人格既不以群体道德的代表自居而盛气凌人，也不是放浪形骸、游戏人生、自轻自贱，而是在孤独中默默地向人性的高峰奋力攀登，与自己的懒散、自欺和粘连于他人的习惯作斗争。在中国当代文学家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可以看作是向这种人生境界的迈进，只是作家本人未见得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本书展示的这一世纪末灵魂的历程，只不过粗略地描画了90年代中国文学某些重要现象之间的层次结构，而并非严格时间上的进程。但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的话，我们便可以预料，这一结构在时间的长河中将会真正成为下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