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帝国:普鲁士的兴衰(帝国几何)

普鲁士的故事被讲述过千万次，但这本书所呈现的如此智慧、优美、生动鲜活的不朽历史，堪称凤毛麟角。
——理查德·奥弗里，英国知名“二战”史学家，《第三帝国图文史》作者

不论是主题的重要性，抑或所展现出的神韵与行文技巧，这本书都出类拔萃，独领风骚。
——迈克尔·霍华德，英国杰出战争史学家，《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作者

克拉克大师般满腔热情的叙述，从容克阶级中的女性角色到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酒馆，无所不包。一切都跃然纸上，极具魅力。
——《星期日泰晤士报》

克拉克用广泛而深刻的叙事绝妙地梳理了普鲁士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复杂历史，将使这本内容充实厚重、语言优雅风趣的作品成为典范。
——《BBC历史杂志》

1933 年3 月21 日，新国会开幕盛典在波茨坦的加里森教堂举行，这标志着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新德意志”正式拉开帷幕。此前，纳粹党于3 月5 日赢得国会大选。盛典通常是在国会大厦举行，但在2 月27 日，荷兰共产党员马里努斯•范德吕伯放火将国会大厦主室烧成一片废墟（即国会纵火案）。这次盛典的举办地加里森教堂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于1735 年建造的，铭刻了普鲁士军事历史最深的记忆。教堂塔尖是一个刻着首字母缩写“FWR”的风向标，和一只朝拜镀金太阳的普鲁士鹰的铁质塑像。圣坛的石头上装饰的不是天使或圣经人物，而是小号、旗帜和大炮。教堂的地下墓室并排葬着“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赫赫有名的儿子腓特烈大帝。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看到了这一历史圣地的象征性潜力，随即亲自负责了这次盛典的准备工作，并将其视作一次宣传盛事，精心策划了每处细节。毕竟，正如他在1933 年3 月16 日所写的一般，这次活动是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开创的“新国家”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首秀”。
恰如人们已经熟知的一样，“波茨坦之日”是一场政治传播的集结行动，它代表了旧普鲁士和新德意志的融合，甚至是一种神秘的合体。此次盛典活动特地邀请了参加过统一战争的老兵出席，并在最突出的地方挂满了最受人尊敬的普鲁士军团的旗帜，其中包括著名的波茨坦第九步兵团，他们的新兵通常是在加里森教堂的拱顶下宣誓的。城市的街道上到处装饰着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及纳粹党的旗帜，却再也看不见魏玛共和国的红、黑、金三色旗了。甚至连盛典日期也具有重大意义。戈培尔选3 月21 日这一天，不仅因为它是立春之日，还因为它是自1871 年1 月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召开纪念日。盛典的中心即德意志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他身穿全副军装，军装上闪烁着各种大小和形状的勋章，右手紧握元帅指挥棒，迈着庄严的步伐从老镇街道旁站立的队列中穿过，两旁的国防军人和褐衫民兵纷纷向其挥臂行礼。当兴登堡在圣坛前最显眼的位置入座时，他转身庄严地挥舞元帅指挥棒，承认德意志的御座仍属于逃亡到荷兰的威廉二世。设计这个骗局部分是为了在场的两位霍亨索伦王子而考虑，他们中的一位穿着骷髅轻骑兵的传统制服，另一位穿着冲锋队的棕色套装。
现场演讲中，兴登堡表示希望此处“圣地的先灵”能带给新一代德意志人民活力与热情，普鲁士正是通过“永不言败的勇气和对家国的热爱”才逐渐强大的，愿新德意志亦能如此。在此次盛典上，希特勒没有穿纳粹制服，而是穿了一身定制的普通西装，站在读经台上，希特勒向兴登堡做出回应，表达了他对兴登堡深切的崇拜之情，并感谢“上帝”安排这位不屈不挠的战神引领德国复兴运动。他的结束语为此次盛典做了总结性宣传：“我们身处之地是每个德国人的圣地，在最伟大的国王的墓前，愿上帝赐予我们每个人勇气，使我们能够坚定地为自由和伟大的人民而努力奋斗。”希特勒和兴登堡在公众面前握手后，两人共同为普鲁士先王敬献花圈，伴随着教堂外国防军炮兵队的礼炮齐鸣，唱诗班吟唱起了《人的赞歌》，随后阅兵仪式开始。

管制委员会第46 号暂行法并不仅仅是一项行政法令，在将普鲁士从欧洲地图上清除的同时，它实际也宣告了盟国当局对其做出的判决。与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或萨克森不同，它们都仅仅是德国的一块领土，而普鲁士却是德国弊病生发、而后祸及欧洲的根源，也是德国偏离和平和政治现代性的道路的原因。“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丘吉尔曾于1943 年9 月21 日对英国议会如此说道，“那便是瘟疫重现的根源。”因此，从欧洲政治地图上消除普鲁士也就有了象征意义上的必要性。普鲁士的历史也悄然成为一个噩梦，无声又深沉地压在人们心头。
这一失败而耻辱的结局使德国不得不承担种种重压，而这促成了本书核心问题的思考与写作。在整个19 世纪及20 世纪早期，关于普鲁士历史的描绘还主要呈现出诸多明亮的色彩。普鲁士学派的新教历史学家赞美普鲁士国是理性行政、推动进步的助推器，以及解放德国新教摆脱奥地利哈布斯堡和法国政治独裁的重要力量。1871 年成立的普鲁士民族国家，自然而必然地成为宗教改革以来德国历史演变的最好结果。
对普鲁士传统的美好看法在1945 年后便黯然褪去，此时纳粹政权的种种罪行已将德国过去的历史罩上了层层阴影。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认为，纳粹主义并不是意外，而是“（普鲁士）慢性疾病的突然爆发；在来自奥地利的阿道夫•希特勒心中，他认为自己正是那个‘被选中的普鲁士人’”。而此观点在下述事实中也有据可依，到了现代时期，德国历史并未遵循一条“正常”（即英国，美国或西欧）的路线，走向一种相对自由和未经扰乱的政治成熟。就像论述所言，无论法国、英国还是荷兰，传统精英势力和政治制度都因“资产阶级革命”而没落，但这一情况从未在德国发生。相反，德国独自沿着一条“特殊道路”前进，最终走向12 年的纳粹独裁。
普鲁士在这一畸形的政治体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正是它负载了“特殊道路”中那些清晰而典型的传统。回顾整个欧洲被革命重塑的年代，在政府、军队和乡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容克贵族地主却得以幸存，其势力范围延伸至易北河东岸，传统利益集团未遭摧毁，权力结构也未被完全打破。而如事实所见，这对普鲁士以至德国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一种反自由和宽容的政治文化由此形成，一种尊崇权力甚于法定权利的倾向开始出现，一种难以打破的军国主义传统持续滋生。这条特殊道路的所有症状还有一个关键，即一种倾斜式的或“不完善”的现代化发展观念，在此进程中政治文化的演进未能与经济领域的发展和革新并行。从这一角度看，普鲁士是给现代德国和欧洲历史带来灾难的祸根。它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强加于新生德国的所有土地，使德意志南部相对自由的政治文化变得僵硬和边缘化，从而为政治极端主义和专制独裁提供了土壤。普鲁士的威权主义、奴性、顺从等特质也成为民主制度衰败和独裁专制兴起的温床。
这种观点遭到了试图为普鲁士平反昭雪的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主要是联邦德国的自由主义或保守派学者）。他们对普鲁士的进步成就大加赞扬——廉洁的行政部门，宽容的宗教政策，一部被德意志诸邦国推崇效仿的法典（1794 年），在当时的欧洲出类拔萃的识字率以及一个高效的官僚系统。他们鼓吹普鲁士在启蒙运动中展现出来的活力，以及在历史转折点改造自己的延展力。他们认为在1944 年7 月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普鲁士军官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以此作为驳斥“特殊道路”论强调的“政治奴性”的论据。他们所描述的普鲁士并非白璧无瑕，但是它和纳粹创立的种族主义政权几乎没有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