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未完成的任务：创建全球储备体系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a（Joseph E. Stiglitz）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大约7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我们庆祝这一成就时，也必须铭记那些本应完成却未能完成的事业。当凯恩斯来到布雷顿森林时，他（至少）有两个雄心壮志。一个是使英国货币摆脱储备货币的地位。他明白储备货币对英国经济有多么不利。但凯恩斯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不想简单地将英国的一些问题强加于其他不幸的国家。他想创造一种全球储备货币（我会简要解释一下原因）。他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第二个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并非缺乏尝试。
美国是始作俑者。这并不是说美国不相信国际机构——毕竟，美国为联合国的成立提供了支持（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不加入国际联盟的代价），而是因为美国在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新的国际经济机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然而，美国并没有涉足被认为是新国际经济秩序第三支柱的国际贸易组织，该组织旨在防范保护主义，而正是保护主义催生了经济大萧条。）但美国财政部似乎将英国的弱势视为使美元成为新储备货币的机遇——财政部历来只考虑美国金融市场的特殊利益，如今更甚，比白宫和国务院更为狭隘。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反对创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他似乎并不了解储备货币的弊端。比起使货币升值、总需求下降的弊端，能用更低的利率借款这一优势似乎更加明显。也许他和他领导的财政部过于重视储备货币给其发行国带来的表面上的霸权。
凯恩斯帮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完成了两大任务当中的一个：将英国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位置让给美国，但他没能创建新的全球储备货币。
当然，这次失败有三个相互联系的原因，其影响至为深远：未能理解国际经济运行原则；未能预测全球经济的演变以及应对方式；还有政治上的失败。其中，政治上的失败是核心。要扭转这一局面，重要的是了解失败的原因：我们有足够的机会来纠正随后70年内的错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此外，我们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有了显著提高，而政治却仍然是个阻碍。人们希望，一旦认识到未完成事项所导致的后果，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决心来完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竟事业。在我看来，1944年建立全球储备货币是势所必然，如今，全球经济的改变让这一需求变得更为紧迫。
凯恩斯首要关注的是全球总需求疲软，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大萧条。许多人（包括保罗·萨缪尔森）认为，“二战”的结束及其催生的巨大资源需求将使经济走向衰退。结果却表明这是杞人忧天，而原因我们现在才略知一二。
20世纪初，经济大规模转型，世界经历了从农业转向制造业的运动，农业生产的大幅增加是一把双刃剑，越来越少的人从事满足全球粮食需求的农业活动，剩余劳动力不得不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仅靠市场自身，无法顺利完成这种转型。1929~1932年这三年间，美国农民的收入下降了50%~75%，他们无力前行，也无法获得适应“新经济”时代的教育和培训，身陷蹇滞，经济也是如此。战争刺激了需求，但让人们前行、获得所需培训的是一项重大的产业政策。战争结束后，美国出台了《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曾参加战争（几乎全部是年轻男性）、想获得大学教育的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之所以说再次陷入萧条的悲观说法毫无根据，原因有四。其一，无论大萧条原因为何，许多在美国多年积累的债务，加剧了大萧条，加深并延长了经济衰退。随着有效杠杆的增加，与大萧条相关的通货紧缩更让情况雪上加霜。与此相反，战争期间的高储蓄率意味着家庭给战争留下了大量资产，事实上，他们自身拥有的家庭资产和耐用品是不够的。
其二，尽管全球经济失衡，而美国有大量盈余，马歇尔计划帮助急需援助的欧洲国家“循环利用”这些盈余。随后，全球金融市场允许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大量借贷，从而帮助满足全球总需求。
其三，美国政府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指引下继续采取强劲的扩张政策。事实上，作为共和党人的艾森豪威尔支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技术项目，即让战争使得债务占GDP的比例飙高，但政府依然连续多年债台高筑。
其四，20世纪20年代以后，极度不平等的状况开始迅速缓解。通常的规律是，处于顶端的人群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远远低于底层人民，除非出现某些因素弥补了这一差距（如房地产泡沫），不平等的增长将导致总需求下降。c然而，“二战”后，情况正相反：平等的扩大刺激了需求增长。
今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退回到了“消费不足”的20世纪30年代。维持全球总需求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吸取了1997年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那些高赤字国家很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将经济独立拱手让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债权人。它们还了解到了盈余的优势：出口导向型的增长被证明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发展战略；降低汇率有助于保持制造业出口，缩减了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这种差距甚至比资源的差距更重要。a积累储备可以帮助国家降低汇率。
贸易的基本原则是盈余之和必须等于赤字总额。如果赤字威胁到经济稳定，它就会像一个烫手山芋：一个国家赤字减少，势必会导致另一个国家赤字增加或盈余减少。如果这个国家成功保持了盈余水平，那么另一个国家的赤字就会增加。当各国意识到赤字风险时，每个国家都竭力把赤字转移给其他国家。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家，不得已变成了赤字国家。
特里芬早就指出这一过程的不可持续性b：年复一年的赤字累积会削减储备货币发行国家的信心。如果信心减弱到一定程度，该国可能无法有效发挥储备货币的作用。
但还有一个问题：其他国家对储备的需求导致储备货币（美元）升值，从而加剧贸易赤字，削弱了总需求。如果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家要保持充分就业，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种现象。最稳妥的方式是促进投资，但如果投资超过了潜在需求，最终将导致产能过剩，这种做法也不会持久。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科技股出现泡沫，很快就造成了产能过剩。美国尝试了另一种方式，在房地产泡沫的基础上处理消费泡沫；但这种短期的做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更典型的做法是维持财政赤字，就像里根和布什时代一样，或者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样。但是，这种策略又使国家面临另一种形式的特里芬难题，但结果是一样的——信任最终被侵蚀。或者，国家努力削减政府开支来避免过度负债，最终陷入衰退或长期萎靡——这种做法也许能增加信心，但却会进一步抑制全球需求。
有三种力量加剧了全球需求的根本问题产生的后果，让人想起“二战”前夕：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日益加剧，许多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累累，而且急需结构转型——不再是从农业转向制造业，而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及由全球比较优势的巨大变化催生的转型。我们明白，市场自身无法顺利完成这些转型，如果没有政府援助，陷入结构性停滞的风险就会很高。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让如今的状况更加糟糕。我们注意到，如果通过外国援助或金融市场来循环利用盈余，就不会出现盈余问题。盈余规模变得更大。但与伯南克关于储蓄过剩的说法相反，储蓄不会超过全球经济巨大的投资需求——要改革全球经济以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并提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需要的基础设施。问题是，无论是资本分配还是管理风险，民间金融市场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完成任务。布雷顿森林机构本身还没有增长到所需的规模，即使新的机构（金砖银行或亚洲投资基金）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也不足以填补缺口。
讽刺的是，即使在过去70年，资本流动大幅增加，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存在上述问题。我们所处的世界与1944年、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的世界大不相同。民间市场有希望逐渐稳定下来。有些人甚至希望这些资金流动可以替代央行之间更有效的官方协调。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前的几年，一些唯市场论者甚至引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鼓吹取消资本流动限制。即使这样，有学者指出，并没有支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和证据。现在，人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反对资本不受限制地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立场就反映出这一点。
这些反复无常的资本流动不但没有维持全球总需求，在某些方面反而起了破坏作用。由于担心出现这一后果，国家大量累积储备，促使汇率大规模波动，产生了不对称的影响，对消费的扩大作用远多于收缩作用。
此外，这些因素对单一储备货币转向多元储备货币的前景更加不利。对不同货币信心的变化会导致储备货币发行国家之间相对汇率的大幅波动。
改变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欧洲，都会使问题加剧。欧元区已将与金本位制相关的刚性制度引入该区域。与欧元区自身设计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和削减欧元区逆差国家赤字的承诺相互作用，增加了顺差国家的盈余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赤字，并削弱了全球总需求。但世界各地都已经在追随紧缩的意识形态，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也都表现出负面的经济效益。
世界已经再次进入全球总需求疲软的时代。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松管制也许能够暂时缓解，但很可能会使萎靡的状态延续更长的时间。
我们的应对方式则是：完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工作。正如我刚才所说，凯恩斯那时候的主张在今天更为重要，那就是建立全球储备体系。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特别提款权就是储备体系的雏形。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在2010年主持了一次联合国大会，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敦促建立全球储备体系，并制订了一些可行的方案。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和法国，都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了呼吁。即使是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也意识到了它的优点，但美国更注重特权带来的短期利益——作为储备货币能够以低息贷款，而不重视对内需和增长产生的长期不良后果，他们最终选择后退，现在则成了创建全球储备体系的主要障碍——如同回到了70年前的1944年。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迈进：我们可以精诚团结，达成协议建立储备货币安排。最终，我们会解释清楚，美国会承受压力，即使它企图错误地利用特权谋取利益。
现行的体系是不公平的、不稳定的，给整体全球经济体系带来了长期走弱的风险。我们为本应在1944年完成的任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