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 重返美丽新世界（精装版）

《美丽新世界》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之一。这部作品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书，在国内外思想界影响深远。
书中引用了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这种快乐还有别的措施保障，比如睡眠教学，催眠术被广泛用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恩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重返美丽新世界》结合现实，以人口膨胀、组织臃肿、独裁统治、自由理念等关键话题入手，再次诠释了虚构的“新世界”，反映了科技文明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提出了人类该何去何从的课题。在虚幻、现实与未来的交错中，不妨让我们重新回到“新世界”，再次思索科学技术的真正意义。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共写作了五十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其他著作有《铬黄》(1921)、《男女滑稽圆舞》(1923)、《光秃秃的树叶》(1925)、《点对点》(1923)、《瞎了眼睛在噶扎》(1936)、《几个夏季之后》(1939)、《时间须静止》(1944)、《天才与女神》(1955)、《岛》(1962)等。
他是生物学家的儿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他对人类生活中的矛盾具有超人的预见力。通过他的小说和散文，赫胥黎充当了社会道德、标准和理想的拷问人，有时候也是批评家。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赫胥黎在一些学术圈被认为是现代思想的领导者，位列当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行列。

七十年前，阿道司·赫胥黎出版了著名的小说《美丽新世界》。至今，该书仍以其技术预见性受到广泛好评。在全书的描绘中，生物技术造就了一个没有痛苦，但也漫无目的的未来。在那里，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的是克隆术和优生学，每个人的幸福感全靠服用安全有效的精神药物。
——《自然神经科学》社论

赫胥黎警告说，追求安全和稳定，必然会造成我们忘记人类最根本的特性——自由和对未知的追求。
——《密歇根法律评论》

阿道司·赫胥黎1958年出版的《重返美丽新世界》大概是最具警示意义的作品之一。它揭示了宣传行为和操控行为的现状与未来——而且，它无意中成了人类思想操纵者的指导手册。
——《新闻画刊》

赫胥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政府，唯一的弱点就是“野人”保护区。从思想、感情和行为上，野人都跟二十世纪的人们一样。换句话说，从他们身上，还认得出人类的模样。
——英国《电讯报》

阿道司·赫胥黎所具有的超凡预见力，在这部经典作品中得到了完美地体现。
——《波士顿环球》

读过之后，你或许能忘了书本身，但一定不会忘记书中的伟大预言和不朽思想。
——《圣路易斯邮报》

如果书中的预言完全变成现实，那么这绝对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
——《迈阿密先驱报》

科学的每个发现都有着潜在的颠覆性，科学有时也不得不被看作可能的敌人。跟幸福相对的不只是艺术，还有科学。
——阿道司·赫胥黎

美丽新世界
第一章人体孵育中心
第二章睡眠教学法
第三章我归人人，人人归我
第四章列尼娜与伯纳
第五章歌舞会与团结祷告日
第六章约会
第七章野人村
第八章琳达与约翰
第九章特批令
第十章 “爸爸”
第十一章野蛮人与新世界
第十二章孤独赞歌
第十三章发疯的野蛮人
第十四章琳达死了
第十五章临终医院大造反
第十六章与掌控官的正面交锋
第十七章野蛮与文明的论战
第十八章生存，还是毁灭？

重返美丽新世界
第一章人口膨胀
第二章数量、质量与道德
第三章组织臃肿
第四章民主社会的宣传
第五章纳粹统治下的宣传
第六章宣传技巧
第七章洗脑术
第八章化学药物诱导术
第九章潜意识诱导术
第十章睡眠教学法
第十一章自由理念教育
第十二章未来能做些什么？

一座低矮的灰色大楼，只有三十四层。在大门口，印着“中央伦敦孵卵与调控中心”字样。盾形徽章上，刻着世界国的训言：团结、安分、稳定。
底层的巨大房间面朝北方。尽管窗外夏日炎炎，屋内酷热难当，却掩盖不住一道光芒的冰冷。这道刺眼的细光射透窗户，如饥似渴地搜寻某些穿戴松垮的学生形象，探寻某个面色惨白、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学术人士，却只觅得实验室的玻璃罩、镀镍瓶和冷光凄凄的瓷器。回应冰冷的，也是冰冷。工作人员一律身穿白色外套，手戴惨白的胶皮手套，颜色仿若死尸一般。这道光冷酷，死寂，犹如幽灵。只有从显微镜的黄色镜筒中，这道光才能寻到某种浓郁的生命物质。这物质仿佛多汁的奶油，一条条地躺在锃亮的试管内，再沿工作台摆入长长的凹槽中。
“这里，”主任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门，“就是培育室。”
孵育中心主任进门时，三百名培育员正俯身贴在仪器上。他们或全神贯注，沉默得几乎让人窒息；或心不在焉，自顾自地哼曲子、吹口哨。新来了一群学生，个个年轻气盛，神情兴奋，一副青涩模样。学生们看起来怯生生的，提心吊胆地跟在主任后面。每人手上拿着一个笔记本，只要这位大人物一出声，他们都赶忙记下来。由大人物亲口教诲，这待遇可不常见。对于带学生参观不同部门并亲身指导，中央伦敦孵育中心主任向来重视。
“就是给你们一个总体印象，”他向学生们解释道。因为如果想在工作中发挥才智，当然就需要有个总体印象——不过，如果想做快乐幸福的社会成员，还是懂得越少越好。每个人都很清楚，了解局部可享美德与快乐；而从理智上讲，洞察全局定是罪恶之源。社会的支柱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匠和集邮者。
“明天，”主任朝学生们微笑，和蔼中带着些许威胁地说，“你们就得专心做事，没时间了解全局了。同时……”
同时，了解全局也需要特权。大人物说一句，笔记本上就记一句。男孩子们疯了似的做笔记。
主任走进了房间。他身材颀长，稍显消瘦，却身姿挺拔。他下巴尖尖的，牙齿又大又凸。他那圆润的嘴唇曲线优美，说话时刚好能盖住牙齿。他是上了年纪，还是风华正茂？三十岁？五十岁？五十五岁？这很难说。无论怎样，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稳定的福特纪元632年，谁也想不到要问这个问题。
“我要从头说起，”主任说。学生们愈发积极，在笔记本上记下他的打算：从头说起。“这些，”他挥手示意说，“是孵卵器。”他打开隔热门让学生们看，并解释道，“要保持正常血温；不过，对于男性配子而言，”他又打开另一扇门，“不能保持在三十七度，要保证三十五度。最大血温会导致配子失效。”裹在暖化棉里的公羊可产不出幼崽。
学生们仍然靠在孵卵器上，铅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记录现代化的孕育过程。当然了，首先要讲讲外科手术——“人们为了社会利益，通常会自愿做手术，况且还有奖励，相当于六个月的工资”。接着，他谈到一些技术，可保存离体卵子存活，并确保其快速生长。他又讲授了关于最佳温度、盐度和粘度的考虑。他提及分离并催熟卵子的液体。他领学生们到工作台旁，实际展示如何排干试管中的液体；如何将液体滴在特意加热的显微镜载片上；如何检查卵子异变，如何计数，以及如何转入多孔的容器中；（他现在带着学生们观察如何具体操作）将容器浸入温暖的肉羹培养基中，精子在里面自由游动——他强调说，每平方厘米至少有十万只精子；十分钟后，将容器从液体中提起，并再次检查容器中的成分；如果还有卵子未受精，就要再次浸泡，必要时还需三次浸泡；将受精卵放回孵卵器中，留下阿尔法们（α）和贝塔们（β），直至装瓶；伽马们（γ）、德尔塔们（δ）与爱普塞隆们（ε）则仅保存三十六小时，并再次取出，经历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主任重复道。学生们拿着小笔记本，在这个词下面划线。
通常情况下，一个卵子可形成一个胚胎，继而发育为成人。不过，经波坎诺夫斯基处理后，卵子会萌芽，增大，分化。一个卵子可萌生八到九十六个胞芽。胞芽长大后，形成结构完整的胚胎，再发育为体格健全的成人。先前只能培育一个人，现在却可以生产九十六个人。真是一大进步。
“总之，”主任总结说，“波坎诺夫斯基化是一系列限制生长的过程。我们抑制了正常生长，却出现了反常结果：卵子产生了萌芽反应。”
……

面对“美丽新世界”
止庵
按理说伯纳·马克斯这路角色，根本不应该在《美丽新世界》里出现。因为有如书中所写，那会儿人类是由“中央孵育与调控中心”根据社会需要制造出来的不同种群，而“所有条件设置都以此为目标：让人们喜欢上无法摆脱的社会命运”，没有谁会另有想法。可是百密一疏，也许伯纳的胚胎在培育过程中所吃的“代血液里混了酒精”，所以才会与众不同，说出“可是，你不想换种方式，自由地享受幸福吗，列尼娜？比如说，以你自己的方式，不用别人的方式”之类离经叛道的话。
《美丽新世界》一向被列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另外两本小说中，也有此类异己分子。相比之下，伯纳对于既有秩序的质疑反抗，不仅微不足道，而且浅尝辄止。《我们》里，Ι―330试图发动一场革命，“我”即D―503也被卷入其中；《一九八四》里，温斯顿和裘莉亚都是地地道道的叛逆。伯纳不过发点牢骚罢了。何况当发觉行将为此付出代价，他就不失时机地从“保留地”带回多年前走失的琳达及其与“野蛮人”生育——“美丽新世界”已不采取这一方式繁衍人类——的儿子约翰，从而保住自家地位，甚至一度成了红人。此后遂改由“野蛮人”约翰去质疑反抗既有秩序了；但身为外来者，他的所作所为毕竟有限。
作为一部小说，《美丽新世界》不如“反乌托邦三部曲”另外两本好看。“三部曲”同属幻想小说，都是传统写法；以此而论，《美丽新世界》写得好像比《一九八四》差些，比《我们》就差得更多。不妨归结为人物苍白无力，情节不够曲折。或者要说，赫胥黎的艺术手段不像写《我们》的扎米亚京和写《一九八四》的奥威尔那般高明；然而在我看来却别有原因，一言以蔽之：“合该如此。”《美丽新世界》的特殊价值，恰恰与此不无关系。
《美丽新世界》出版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四六年再版时，作者增添一篇序言，其中有云：“当然，新的极权主义没有理由会跟老的极权主义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队、人为饥荒、大量监禁和集体驱逐出境为手段的统治，不仅不人道（其实今天已经没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经证实了效率不高——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效率不高简直是罪大恶极。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们和他们的经理部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须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三年后《一九八四》面世，赫胥黎在给奥威尔——后者曾经是他在伊顿公学的学生——的信中重申此意，指出《一九八四》所写乃是发生在《美丽新世界》之前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九八四”毕竟只是人类历史的某一阶段而已，“美丽新世界”才具有终极意义。
《我们》里的“大恩主”曾经宣布：“假如他们不懂得我们将带给他们数学般准确无误的幸福，那么我们的义务便是迫使他们幸福。”《一九八四》所揭示的，也是同一问题。但这在《美丽新世界》里早已得到解决，因为大家几乎一致把这种“幸福”天经地义般地接受下来。就像书中掌控官对约翰说的那样：“现在的世界很稳定。人们很幸福；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也不会妄想。他们生活富足，处境安定；他们从不生病，不惧死亡；他们充满喜悦，忘记了激情与年老；他们不用为父母烦扰；他们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情人，不会有情感包袱；他们接受了严格的条件控制，情不自禁地按规矩办事。要是出什么差错了，也有‘嗦吗’相伴。就是你借着自由的名义，扔出窗外的‘嗦吗’，野蛮人先生。”牵涉《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物命运，构成小说内在冲突的内容，在《美丽新世界》中根本没有机会发生；除了“美丽新世界”本身，赫胥黎其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那位掌控官还说：“跟历经苦难的沉痛代价一比，真正的幸福总那么可怜兮兮。当然了，稳定肯定不如动荡那么惊心动魄，也不像与灾祸痛快地干一仗那么令人满意。稳定不像抵御诱惑的斗争那么栩栩如生，也不如与激情或质疑的殊死搏斗那么震撼人心。幸福从来都不宏伟。”已经预先道出我们读《美丽新世界》与《我们》、《一九八四》的不同感受了。
然而《美丽新世界》自具魅力同时也是惊心动魄之处，恰恰在于作者有关未来世界的构想，无所谓其中发生什么异常之事。“反乌托邦三部曲”皆为忧世之作，赫胥黎是从不同于奥威尔和扎米亚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他看来，甚至是超越了奥威尔去考虑问题。《我们》饱满；《一九八四》激越；《美丽新世界》乍看两样儿都不占，但或许更深刻，至少作者想得更远。我读《一九八四》，的确觉得奥勃良引温斯顿和裘莉亚入其彀中，然后加以折磨，未免浪费时间精力，甚至可能构成对于体制的一种内耗。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这正是奥勃良以及凌驾其上的“老大哥”乃至整个体制的乐趣所在。就像赫胥黎说的，“《一九八四》中占少数的统治者信奉的是一种虐待狂的哲学”。奥威尔所写毕竟还是人间之事。我曾称其为“终极之书”；也许应该说明一下，它所展现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景象。赫胥黎描写的则是“美丽新世界”。
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那些叛逆者、反抗者，虽然势单力薄，最终难逃一死，但仍然构成小说的主体；《美丽新世界》中，无论伯纳，还是约翰，都不具备这种意义，因为他们无所作为。另一方面，《美丽新世界》中的掌控官也没有《我们》中“大恩主”和《一九八四》中“老大哥”那种力量——用句现成的话：缺乏他们那样的“主观能动性”。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同样无所作为。在这里，体制而不是人性——即便是人性之恶——决定一切。赫胥黎所强调的“提高效率”，正是体制而不是人性的要求。扎米亚京和奥威尔所述仍为善恶之争；赫胥黎笔下善恶俱已泯灭，人性被彻底抹杀。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人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做出选择的可能；《美丽新世界》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其实“人”已经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一九八四》里无论温斯顿、裘莉亚，还是奥勃良，甚至“老大哥”，都还是人；《我们》里的人物只叫号码，没有名字，但也是人；《美丽新世界》写的则是一个彻底的非人世界。
赫胥黎说：“《美丽新世界》的主题并非科学进步本身，而是科学进步对人类个人的影响。”科学进步也是《我们》和《一九八四》的重要内容，但到底还是实施极权主义的工具，也就是说，它服务于某种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在《美丽新世界》里，科学进步与极权主义已经融为一体，所要求的“提高效率”，成了唯一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个思路，“提高效率”终将成为大家的一致愿望，而不单单是统治者的“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丽新世界”可能比“一九八四”更难为我们所抵御，因为它没有“坏”，只有“好”。虽然这种“好”意味着人已经丧失一切，甚至比在《我们》和《一九八四》中丧失更多。
《美丽新世界》与《一九八四》都受到《我们》的启发，彼此却不能相互替代。虽然有如赫胥黎所说，“美丽新世界”位于“一九八四”之后，但是它或许距离我们更近。世间有了《一九八四》，人得以明白就中道理，看到危险所在，“一九八四”的实现因此困难许多；有了《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仍然无法避免，因为是愿望而不是权力导致它的降临。小说中，当约翰说：“可我不要安逸。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原罪。”掌控官回答：“其实，你是想要遭受不幸的权利。”在“舒服”与“受苦受难”之间，人们很容易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美丽新世界》写的是非人世界，它却仿佛根植于人性之中，更像是我们发自内心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