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如往常的值班夜，救护车呼啸而过，伴随着外科急救室里七嘴八舌的人声，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被车碾过的老人。
伤者重度昏迷，身边没有任何亲友家属，事故现场没有目击者，身上亦无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心电图上微弱的心跳，是我们对他唯一的认识：伤员目前正处在死亡进行式，死神即将夺走他的性命。
初步检查显示，伤者腹部有大量出血，身为当日值班的外伤急症外科主治医生，我做出立即进行开腹止血手术的决定。虽然我没有把握救得了他，但如此紧急的关头，并不容我有半点迟疑，基于职责与专业，我考虑的是“该怎么救”，而不是“该不该救”。
就在手术前的准备中，一同值班的住院医生连续问了我好几个问题：“病人已经失血休克一段时间，就算把血止住了，他也可能成为终生醒不过来的植物人。”“我们救一个植物人的意义何在？”“现在还联系不上老先生的家属，做这么危险的手术，如果最后伤重不治，会不会突然有哪个家属冒出来质疑我们的处置？”“可以预期这个病人就算不死，也得住院好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定又得写检讨报告，或是面对来自院内各方‘浪费资源在无效医疗上’的责难……”
在医疗专业上，该不该治疗，答案相当清楚。
但住院医生提出的问题，属于医疗之外的伦理、经济，甚至是社会问题。
在医患关系紧张、彼此信任感薄弱的当今社会，这些问题似乎比医疗本身更该被考虑。
当时的确犹豫了一会儿，我当然害怕自己的决定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给自己找了大麻烦。但病人的生命正在流失，我多迟疑一分，他存活的机会就又少了一分。
此时此刻，只有一件事该做，就是救活他！
手术刀划开肚皮，破裂的肝脏与好几条破裂的血管在病人的腹腔内肆虐着，对着外科医生张牙舞爪、耀武扬威。我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止血手术。在专业上，无疑我取得了胜利。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如同事在术前所担心的，问题一一浮现。外科医生除了治疗病人的伤势之外，还得为了应付医疗外的问题而疲于奔命。
病房里、病床边，每天上演着一幕幕人性写实戏。手术刀即使能横切纵剖，但依旧只是触及生理结构，还不如笔杆能直指人心，来得透彻。
行医多年，我试着从旁观者的角度记录这一切——记录这因为人性的贪婪、自私与丑陋，交织而成的人生百态；也记录许多小人物所绽放的人性光辉，就如黑风中的烛光般微弱却可贵；在医患关系呈现紧张对峙的今天，描述每个医疗纠纷与血泪控诉之外的不同面相；同为白衣人，但未必每个都是天使，钩心斗角各怀鬼胎，仿佛是当今纷乱社会的缩影……
未来，除了救患者活命，还有更多挑战在等着我。
正文 眼泪
与老太太非亲非故的外乡看护，看着眼前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已成了一具冰冷尸体，不禁真情流露号啕大哭，久久不能自已……
眼泪是人类宣泄情绪的工具。在医院里，每天都上演着生离死别，我常看见人们因为自己的至亲挚友遭逢病痛而潸然泪下。有时，我不禁反问自己，若这不幸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有谁会为我流泪？而我，又会为谁流泪？
某夜，急诊室接到一位从养老院转来的、相当虚弱的老太太，据养老院的看护人员表示，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东西了，眼见进食状况越来越差，才赶紧送到医院就诊。本以为只是单纯因长期卧床而造成的肠道蠕动功能不佳，但CT扫描的结果却显示，病人腹内有数不清的肿瘤，正是这些肿瘤造成了肠梗阻。
看来病人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但是养老院的人员对病情不了解，也不敢对接下来的处置做决定，只得联系病人的子女们到医院。不同于一般人获悉自己父母生病时的激动反应，他们仅淡淡地在电话中表示：“今天已经很晚了，有什么事明早再说……”挂电话前又补了一句，“原则上我们不打算做太积极的治疗，也放弃所有的急救……”
这让身为当晚值班医生的我相当不满，“再打一次电话，请他们现在就到医院来了解病情！连病情都还没弄清楚就说要放弃，天底下哪有这样不负责任的子女？要不要治疗或是要不要急救，不是电话里头说说就算的！”经过再次联系，他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答应，但仍拖了好几个小时才慢条斯理地来到医院。
为了让家属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再加上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不佳，所以我在解释病情时说话相当直接：“你们母亲腹内有很多肿瘤，虽然目前原发位置还不明，但以这样的影像来判断，极有可能是恶性肿瘤，而且应该算到了晚期，你们母亲剩下的时间可能不会太多了。”语末我再追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她有任何肿瘤的病史吗？”
站在我面前的是病人的女儿和女婿，他俩互望一眼后并没有给我答案。病人的女儿只是耸耸肩表示：“过去几年她都住在养老院里，我们每年去看她的时候都好好的，或许养老院的看护比我们更清楚她的状况。”她的话透露出她对自己母亲的关心仅止于一年探视一次的程度，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与一问三不知的反应，令医护人员看了既生气又无奈。
我严肃地说明病人需要手术的事实。或许扩散的肿瘤无法根治，但眼前更紧迫的问题是肿瘤增生造成的肠梗阻。手术的目的并非将肿瘤完全切除，而是治疗肠梗阻，或许病人可以因此改善营养状况，以接受后续针对肿瘤的化疗。否则，还没等到肿瘤夺去病人的生命，她就会死于肠梗阻造成的脱水与营养不良。
病人的女婿表示自己只是外人，没有意见可以发表。而病人的女儿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说要手术，那就做吧！”看她签署“手术同意书”的利落动作，很难想象眼前要接受手术的是她的母亲，我不确定此刻她对母亲是关心还是担心。
手术结果如我们所料，肿瘤的切片证实肿瘤的确是恶性。在对肠子进行绕道重建之后，病人再度可以进食。我原想对于肿瘤，我们或许无能为力，但外科医生能做的就是把她的肠子“接通”，至少能让病人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的生活质量好一点。
可惜这一切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尽管手术算是成功，随后我们也帮病人进行了化疗，但成效并不理想，恶性肿瘤仍然一点儿一点儿地侵蚀着老太太的生命。
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的家属很少出现，即使来探病也是如候鸟般闪电来去，自从在急诊室见过一面之后，我便没有机会再针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说明并与家属进行讨论。
这段时间，唯一陪伴在老太太身边的是一名外乡看护，她是我每天查房时，除了病人本人之外唯一会面对的人。在我建议病人应该多下床活动后，当天早上我就看见她奋力地将老太太抱上轮椅，推着她到处活动，好几次，我在医院大厅看见这位外乡看护勤快地推着病人散步。在我告诉病人要多吃点东西，才会有体力继续治疗后，她会一口一口努力地喂老太太进食，甚至偶尔病人心情不好而食欲不佳时，也是她好说歹说、半哄半骗地安抚老太太。
可惜，肿瘤扩散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医疗效果，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原本计划进行的化疗也不得不中止。在病情出现重大变化的此刻，我必须请家属到医院来了解状况，为老太太的后续治疗计划做个决定。
我准备了许多医疗影像作为病情说明辅助之用，也请团队中的肿瘤科医生陪同召开病情说明会，甚至还找了几篇医学文献作为治疗计划的依据。但当我们把所有的人员与资料都备齐时，家属却在电话里面表示：“没空来医院。”他们仅有的交代还是那几句话：“放弃所有急救。”“顺其自然，我们不打算做积极治疗。时间到了，你们医院自己做主，叫太平间接走就好……”
护士屡次通知不来，不得已，我只好亲自去电，换来的竟是一顿冷嘲热讽：“你怕什么，我又没有质疑你的医疗；而且我们也不会赖账，你可以放心。不要再打来了！”我当即感到一阵悲哀，替病人感到悲哀，替医疗的尊严感到悲哀，更替家属的言行感到悲哀。在我听来，家属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等人死了再打来……”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准备病情说明会，希望能作为医患之间沟通的桥梁，但家属只用几句话，就把我原本打算详细说明病情的计划给打发掉了。
接下来的几周，病人陷入了等待，不是等待出院，而是等待死亡……
每天的查房时间，走去这位老太太的病床旁是我最痛苦的时刻，因为除了口头的安慰与鼓励，我拿不出一点实质行动来帮助病人。况且老太太已经陷入了昏睡状态，一天之中醒着的时间越来越短，就算是醒着，我也不确定她是否明白我在说什么。
反而是那位照顾病人的外乡看护，该做的事情她一样都没有少，喂食、翻身、拍痰、按摩，甚至推着老太太坐轮椅到处散步，并没有因为病人的病情不佳而偷懒。她还用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给老太太听，也不知老太太是否听得见或听得懂。
临终的那一晚，老太太在睡眠中安详地离开。血压越来越低、心跳越来越慢，接着心电图变为一条直线。一切早在预料之中，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我用电话通知家属，话筒那头只有一句简单的回复：“我知道了。”
以过去的接触经验来推测，我相信他们没有流一滴眼泪。
没有眼泪的不只是家属，其他负责协助处理病人遗体的护士与太平间同事，基于工作的专业性，不能也不应该有眼泪。身为病人的主治医生，我到现场确认了她的死亡。对于疾病无法掌控的进程与医疗技术的局限，我虽然感到很遗憾，但是也同样没有眼泪。
反倒是与老太太非亲非故的外乡看护，看着眼前这位再熟悉不过的陌生人，如今竟成了一具冰冷遗体，不禁真情流露号啕大哭，久久不能自已。
转身离开病房时，我的眼眶有些泛红，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
这滴泪，不是为病人流，而是为这位重情重义的外乡看护而落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