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们高度强调个人主义精神的时代，人们变得羞于需要他人。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核心的治疗信息已经变成了独行其事、关注自我。心理学理解自我胜似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患者们经常会问我：“可是，我能对丈夫有何期待呢？对朋友又能有何期待呢？是不是我变得太贪得无厌、期待太多？我所需要的是否是其他人也都需要的呢？或者，我的失望就是‘生活本貌’，我只能接受它？”作为治疗师，我们已经学会对这些问题闪烁其词。我们不回答，因为我们不知道答案。如果我们确实回答了，我们的回答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而不是出于可能给我们以指导的任何科学。但是，作为关系方面的理论学家和专家，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
然而，越来越多前来求助的患者不是因症状而来，而是因“生之痛苦”而来（Yalom，1989），而且这种痛苦很多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对与他人的关系的失望上。当我们拥有一个关于我们内心生活的可行的理论时，则仅仅通过使用心理病理学语言就可以描述人们之间的关系。需要他人的支持被定义为“依赖性”；为他人的幸福忧心忡忡被视为“共同依赖”的征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现在可以轻松地谈论性，我们也能直截了当地谈及金钱，但是我们却羞于张口谈及爱。
我们如何思考爱的问题对于我们的同一性和我们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探询具有重要地位。然而，每个人（以及每种文化）对于爱的思考是千差万别的，对于爱这种现象思考的重点也千人千面。因此，即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羞涩去谈论爱，我们也将发现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不同的。当我们竭力弄清楚这些差异时，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穷于表达这些意义。在我们急于去理解这些症候的构成时，我们在对那些给予生命意义和活力的事物加以概括化的方面就没有投入充分的注意。表达成人关系的言语在哪儿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当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是如何需要他人的呢？本书试图开发一种反映人们彼此相互联系的具有一致性的模式，我描述了人们实际上是如何去做的，他们在关系中是如何感受的以及他们在关系中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如何发展的。
在与很多人谈论在他们生命里程中的关系时，我发现人们与他人联系的方式具有令人惊讶的多样性，一些人会看重特定种类的关系，而另一些人则更看重不同的关系体验。我的使命是勾勒出一幅关于人际之间联系方式的探索性的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够更方便地思考这些关系并更好地去理解我们与他人相互之间的需要。
工作的来龙去脉在研究女性的同一性过程中，我越发为关系在人类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所触动，同时我也发现要使这种摆在我面前的关系现象变得有意义，我所能借用的理论工具是少之又少。于是，我开始阅读我们伟大的思想家在关系方面的论述，同时对一些人进行访谈，谈论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关系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情。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试图整合现象和理论，用现象说明理论，用理论解释现象。如果高度、宽度和深度是事物的三个维度，那么当关系从内部呈现出来时，它的维度是什么呢？在我们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是如何与他人相处的呢？我所凭借的理论主要来源于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方法，也包括发展心理学家的一些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作者的工作，这些作者的工作能够推动我的模型的发展。由于空间的限制，我的关系模型与社会心理学文献中关于人际吸引和家庭治疗文献之间可能的交叉问题留待他人来思考。在这里我没有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
就这一方案的现象学方面来说，我使用了深度访谈法来帮助我更清晰地思考“存活体验”。我的方法并不是正规的研究方法，而更像是一种试图能够更好地倾听人们描述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受的方法。在就人际关系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我所做的第一步是让访谈者画“关系空间”图，在图上圈出在他们的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人。开始的时候，我询问他们在5岁的时候，他们的关系空间看起来应该是怎样的，然后以5年为一间隔递增直到现在的年龄。这些图画构成了深度访谈的基础，这种深度访谈是关于每个图表中的每个人对被访谈人曾经的重要性。什么是关系氛围？什么是重要时刻？随着被访谈人的年岁增长，每个人的重要性是如何变化的？（有关这些访谈的更详细信息或关系空间图的具体形状，请参阅本书后面的附录A。）大多数访谈持续3～5个小时。访谈本身也是在关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我的目的是将自己作为一个不带偏见，并（对被访谈者）感兴趣的第三方提供给被访谈者。因为这些人是被访者而不是病人，因此我可以更为自由地进行多焦点的倾听。我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来倾听，而是一个学生，我的目的是了解人们如何使他人变成对自己来讲很重要的人。
很多人发现这种访谈经历很有趣、很有价值，甚至很感人。很多人在访谈过程中哭出来—被感激之情或回忆起来的爱所深深触动而哭，因为丧失或失望的尚未愈合的伤口而哭。同样，在访谈结束时，我感到我与被访谈者之间非常亲近，但同时也感到有些失落和失控。很多受访者在访谈之后与我至少有一次联系—通常是告诉我访谈经历对他们是多么有意义，也可能是想知道这次访谈是否对我也有意义。
我访谈了那些我认为可能会让我有所受益的人，但是我没有试图正式地将我们的样本分层或组合。我访谈了55个人，我的学生还对另外12人进行了访谈。受访者的年龄从11～93岁不等，在种族和文化背景上有很大差异。大多数受访者的年龄在30～50岁（需要特别指出，我发现这些人的联系面最广，并且在变异性方面可以提供给我最多的信息）。我尽量找到非常善于表达的人作为访谈对象，这是因为谈论“关系是怎样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我希望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感受转化成语言的可能性提至最大。
出于保密性的考虑，我拼凑和虚构了一些故事，但是所有的病史在情感层面都是真实的（虽然在事实层面上不是真实的）。
内容概要在本书的第一章，我将介绍一个关于关系的八维度的研究，这是本书的核心。在第二章，我将详细讨论关系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与社会学中是如何被对待的，同时我批判了自我在心理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章提出“渴望的男男女女”[Yearning (Wo) Man]模型，与弗洛伊德的“罪恶之人”（Guilty Man）模型形成对比，该模型成为一种基于对关系核心地位的理解而建立起来的发展理论的原型。通过这种方法建构了我的关系模型后，我在随后的章节中逐一介绍每一个维度。每一章都整合了一些关系的研究与理论，包括这一维度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如何被表达出来的。在本书末尾，我探索了男女在建立关系途径方面的差异，我用关于爱情的整合性章节来作为全书的结束。
对于每一个维度，我都会呈现一个个体的详细的关系传记，而这个人的生活聚焦在人际交换模式上。我决定在每章呈现一个“完整的生活”，换言之，就是呈现一个人的完整故事，从而展示关系的模式，丰富多彩的画面对于理解一个人的发展历程是很重要的。
我尽量避免“病理化”他人，我的评论方式也尽量避免使得他们的需要被推断出是神经症性的需要。记住：我们拥有一种发展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所有对于他人的需要（除了性欲的满足）都可能被视为神经症性需要，甚至是更糟糕的需要。我尽我所能地避免使用“依赖”这个词，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被这样告知的：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当人们接受治疗时，我会研究相应的影响过程及影响结果。当我需要他们描述要点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个人的临床经验随手画出一些小插图来。当我发现无论是被访者还是我的病人都没有可讲述的例子时，我会转向文学作品，实在没办法后我会转向我自己的经历。我的方法是假设人们彼此相互需要是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它表达出来。
读者本书是为那些愿意更好地理解人类关系的产生和体验的人而写的，即为那些学习心理学、社会学、咨询和人际沟通的学生而写。这本书也是为那些从事心理治疗、社会工作、咨询的实践者以及那些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如此类事件的发展心理学家而写。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带着一种期望，希望读者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与关系的抗争以及源于关系的满足。我希望这一图式对研究和治疗都有所帮助。我认为，治疗情景在开始和过程中，本质上都是有关系的。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指导我们倾听和思考我们的病人及访谈者与我们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
总之，本书的读者是所有对人际需要感兴趣的人。我们必须能够既不夸张也不贬低地谈论这些话题，并且谈论时不会变得伤感或尴尬。我认为真正的人类心理学学习必须从此开始。
致谢本书是很多人进行思考的媒介，也是我与他们关系的产物。有很多人通过口头或书面交流的方式和我分享他们的人际关系心得。对这些人，我必须感谢他们在知识上对我的帮助。在这本书中，我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学家的工作成果，同时也借鉴了哈里·斯坦科·沙利文和艾瑞克·埃里克森的理论。我尤其要感谢的是约瑟芬·克莱茵，我从没见过她，但她撰写的书籍给了我做这件事所需要的灵感。在一次报告会中，David Scharff区分了婴儿的“被抱持”和“坦诚相见”（eye-to-eye）的体验，这让我明白，这些关系的区分正是我们的理论所需要的。
在密歇根大学召开的第50届临床心理学大会上，我第一次报告了这些观点。我非常感谢提供给我这次讲话机会的同事们，同时也感谢那些热烈回应我的人，他们的回应激励我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资助，在此特别感谢富布莱特委员会给我的支持。我尤其要感谢Amia Lieblich，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她是我的伙伴和同事，她常常不辞劳苦地阅读我新写的书稿，并提出中肯的建议。
还有很多人通过倾听我的叙述，和我分享他们的观点，鼓励我，或对原稿的不同草案提出批评意见。在这里，我要感谢Gracia Alkema、Orili Bach、Leslie Brown、Eileen Higham、James Marcia、Ofra Mayseless、Beverly Palmer、Diane Pomerantz、Pamela Sheff、Hadas Wiseman和Irvin Yalom。我尤其要感谢Judy Armstrong和Hanoch Flum，他们非常周到、可靠地做了所有上述工作。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April Sewell和Cindy Spence以及我以前的学生和同事Sharon Weiss，感谢他们承担了部分的访谈工作并对一些材料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所有那些我叫不上名字但在关系访谈中和我分享他们生活经历的人。他们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并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本书中。
朱瑟琳·乔塞尔森（Ruthellen Josselson）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人们既想密切联系，又想相互保持距离。所有这一切，我和你都不知道缘由，但肯定有一些原因和联系可供追寻。然而，某种程度上我却无法为它命名。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