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名译丛书：战争与和平（套装上下册）

《战争与和平》(1866—1869)描写1812年俄法战争的全过程，以当时四大贵族家庭的人物活动为线索，反映了1805至1820年间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各阶层的现实生活，抨击了那些谈吐优雅，但漠视祖国命运的贵族，歌颂了青年一代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是一部史诗般的鸿篇巨制。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他的作品包括文学、宗教、哲学、美学、政论等著作，反映了俄国社会的一个时代，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等。

刘辽逸(1915—2001)，原名刘长菘，安徽濉溪人，曾用名长松。1939年于西北联合大学俄文商业系毕业。1943年在桂林开始从事俄苏文学译介工作。译著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杜布罗夫斯基》《哈吉穆拉特》、高尔基的《童年》等。

第一册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二册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三册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册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尾声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一部
一
（“好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成为波拿巴家的领地了。不过我要预先告诉您，如果您还对我说我们没有战争，如果您还袒护这个敌基督(是的，我认为他是敌基督)的一切卑劣行为和他造成的一切惨祸，那么我就不再理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不再是，像您所说的，我的忠实奴仆了。原文为法语。以下在本书中出现的楷体字，凡是在原著中为法语者，一律不再加注。）哦，您好，您好。我看得出，我把您吓坏了，坐下来谈谈吧。”
一八○五年七月，大名鼎鼎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在迎接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瓦西里公爵时这样说。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如她所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在当时是新名词，还很少有人使用)。请帖是当天早晨由穿红制服的听差送出的，内容全都一样：伯爵(或公爵)，如果您心目中尚无更好的消遣，如果与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晚间尚不致使您太害怕，请于今晚七至十时惠临舍下，将无任欢迎。安娜·舍列尔。“我的天，好厉害的进攻!”进来的公爵答道，并不为这样的接待露出丝毫的窘态。他穿着绣花朝服、长统袜和半高统鞋，胸前佩着几枚明星勋章，扁平的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
他操着一口优雅的法语，这是我们先辈不仅用来说话而且用来思考的那种优雅的法语，而语调又是那么文静，那么具有长者之风，那是只有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重要人物才会有的腔调。他走到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俯下他那洒了香水的光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就怡然自得地坐到沙发上。
“您先告诉我，您好吗，亲爱的朋友?好让我宽宽心。”他没有改变腔调，说，从他彬彬有礼、体贴关怀的腔调中，透露出淡漠甚至嘲笑的意味。
“精神受折磨，身体怎么会好呢?……我们这年头，稍有感情的人，又怎能心安理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您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里，好吗?”
“那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到那里去一下，”公爵说，“我女儿就要来接我，陪我一同去。”
“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说真的，所有这些招待会啦，焰火啦，都叫人腻烦死了。”
“如果他们知道了您的心意，招待会就会取消的。”公爵说，他像一挂上足了弦的钟，习惯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相信的话。
“不要折磨我了。告诉我，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做了什么决定?您全都知道。”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说，他的语调冰冷而且乏味，“作了什么决定?他们决定：波拿巴既然破釜沉舟，看来我们也只得背水一战了。”
瓦西里老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懒洋洋的，像演员背旧台词似的。而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则相反，别看她已经是四十岁的人，却生气勃勃，容易激动。
她为人热情，使她赢得了社会地位。她有时甚至不愿这样做，但为了不负熟人们的期望，她还是做了热心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含着微笑，这虽然和她那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但就像娇惯的孩子一样，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小小的缺点，可是她不愿，也不能，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正。
在谈论政治事件中间，安娜·帕夫洛夫娜激昂起来。
……

前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伟大作家，出生于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七年在喀山大学学习，一八五一年赴高加索从军，后来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一八五六年退伍，此后他大部分时间在家乡度过，主要从事创作。
托尔斯泰的经历并不复杂，但一生著作极为丰富，为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而出版的《托尔斯泰全集》就多达九十卷。当我们历数他的优秀名篇时，不能不首先提到《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它的体裁样式在俄国文学中是一种创新，也突破了欧洲长篇小说的传统规范。屠格涅夫当时就称它是“一部集叙事诗、历史小说和风习志之大成的、独树一帜的、多方面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它综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古典主义诸传统的优点。它以一八一二年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一八○五至一八二○年的重大事件，包括俄奥联军同法军在奥斯特利茨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底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拿破仑军队溃退等，全书的线索既以对拿破仑的战事始，亦以对拿破仑的战事终。作者描写了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拿破仑、库图佐夫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写出了人们的理想和鼓舞人心的目标，歌颂了俄国人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和震惊世界的伟大胜利。但作品不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而是以一批虚构的人物作主角，着重写了博尔孔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家大贵族在战争与和平环境中的思想和行动；小说以四个家族的主要成员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的命运为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描绘了社会风尚，展示了广阔的生活画面；从首都到外地，从城市到乡村，从贵族的客厅到血染的战场，作者都做了生动的描写。所以，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英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
第二，它成功地描写了人民并歌颂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这是作品的灵魂。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托尔斯泰在思想上紧张地探索社会的出路。他既不赞成革命民主主义者，也不苟同于自由主义的西欧派，而是寄希望于曾有过“黄金时代”的贵族，尤其是其中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小说起初的构思就是写“十二月党人”。然而十二月党人都是当年参加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爱国的贵族志士，这样作者自然就把眼光转向了造就贵族阶级的一代先进人物的那场战争。后来他谈到创作意图时更明确表示要“努力写人民的历史”，因为那场战争是人民群众打赢的。于是他笔下出现了许多来自人民中间的英雄：英勇的普通士兵、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农民游击队。他笔下的贵族分为两类。一类在国难当头时能够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是罗斯托夫家族、别祖霍夫家族、博尔孔斯基家族；另一类是腐败的醉生梦死的库拉金家族和其他宫廷显贵。总之，凡爱国、关心民族命运的，他就给予褒扬，对卖国、置民族命运于不顾的，他就加以贬斥。这种处理方法，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得到高度的统一。
第三，在人物塑造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作品共写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主要形象塑造得很成功。作者把人物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和各种生活领域里加以描写，通过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强烈对比的生活加以刻画，这种写法在过去是不多见的。托尔斯泰笔下的战争，既有非常激烈的战斗场面，又有战斗间歇的情景，既有前沿阵地的军事行动，又有司令部里的运筹决断。他让主人公直接接触双方的将帅、司令，也接触战壕里的战士。这样既反映了战争的全貌，也使人物的性格更为完整。
作者在刻画人物时极为重视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托尔斯泰有一段名言：“人同河一样。天下的水都是一样的，可是每条河有时窄，流得急；有时宽，流得平稳；有时混浊，有时澄清；有时凉，有时暖。人也是一样，人人身上都有人类品性的根苗。不过，有时这种品性流露出来，有时那种品性流露出来罢了。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实，他仍然是他原来的那个人。”以主人公之一安德烈·博尔孔斯基为例，他的性格既复杂又不断发展。开头他显得矜持高傲，不同凡俗。他参军出征的隐秘动机是追求功名，在战斗中他确实英勇，敢于献身。奥斯特利茨一役，使他觉察到自己有虚荣心，他受了重伤，躺在战场上仰望宏伟的天空，省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然而在他抛弃了虚荣心之后却产生了厌世思想。回到家时，妻子已在分娩中死去，望着新出世的婴儿，他万念俱灰。但他性格刚强，皮埃尔的友谊和规劝，加上娜塔莎的爱情，使他的心情出现了转机。一八一二年战争爆发时，他为爱国热情所驱使，再度奋起去建立功勋。不过，这次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是为祖国献身，特别是在波罗底诺战场上亲眼看到士兵的英勇，受他们崇高精神的感染，终于接近了人民。他虽然受重伤死了，却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这个人物尽管有着贵族出身和上流社会影响所形成的弱点，仍然是十九世纪初叶俄国贵族青年的一个先进典型。
另一位主人公皮埃尔也鄙弃上流社会。他一方面聪明热情，善良老实，有时甚至带点傻气，另一方面又懒散、软弱，甚至放荡，但追求理想生活的努力却始终不懈。
第四，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俄罗斯民族的绚丽的历史画卷，它不仅写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气质，也展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风貌。他的笔下有彼得堡贵族优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博古恰罗沃宁静的庄园，还有春天泥泞的童山村，粗大的老橡树，穿着漂亮印花布衫的俄国少女。农民出身的俄国士兵纯朴、憨厚、诙谐乐天，游击队员有如古俄罗斯歌谣里的勇士。至于农村里围猎、跳舞的场面，更洋溢着古老民族风俗的浓厚气息。
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不可能不反映在作品里。他理解战争的胜利是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却认为群众是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库图佐夫指挥战争的本领也是在于顺乎自然，合乎天意。作者让安德烈在临终前接受了《福音书》的教导，寄希望于宗教救世的威力；又让皮埃尔接受一位俄国士兵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宿命论思想的影响，相信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和积极行善是改革社会的良策。作者甚至把普拉东的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勿抗恶”作为美德来欣赏。这些，无疑都是作品中的消极因素。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中年时期的作品，这部长达一百二十万言的煌煌巨制写于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九年。它一发表就受到普遍的赞誉。屠格涅夫肯定地说：“托尔斯泰伯爵的近作《战争与和平》……发表以后，他在公众的心目中便断然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法国作家福楼拜折服于作者的神笔，惊呼“这是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小说的出现，正值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空前繁荣时期，它像一颗璀璨的明星为俄国文学增添了光彩，也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声誉。
李明滨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