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增订版）

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08年）
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6年度历史传记）
葛兆光作序、谢泳、苏小和等书评推荐

《上学记》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上学记》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当然，该书也因对某些老师的个人感受和真实评价而引发争议。
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系。1956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

文靖，1975年生，本名文静，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哲学系，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追忆美好读书时光
上学记zui美好的就是自由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上学记》的口述模式的确过于简单了一些，何先生讲述的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经知晓。可是，当我把何兆武先生当年的上学经历与我曾经的上学故事进行比较，我意识到现在读者和何先生之间距离，远远大于我们可以想像的距离。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气之中，或者说，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学记谢幕之后，我们的上学记根本失去了回忆的愉悦之感。
我这么夸张性的铺排氛围，其目的是想纠正一种思考模式。因为我发现已有的关于何先生《上学记》的评论中，人们多数还是抓住书里阐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价值、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个性张扬、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疏离等等范畴进行劝教，却有意无意将书中涉及到的更加具体的生命和更加具体的细节丢弃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给何先生写的序言里，也只是就幸福和教养这些抽象的命题进行了解读。我决没有否定这个理念的意思，事实上，何先生陈述的这些理念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普世价值。我只是想说明，《上学记》对读者的冲击，更多的还是老一代读书人的环境和后来读书人的环境之间差别的冲击，这种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后来几代人的命运。这样的改变，不是理论的改变，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呼吸习惯的改变，血液的改变，行走方式的改变。因为拥有不同的“上学记”，我和何兆武先生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这样的代际区别，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与提升，而是一种醒目的退步，或者说，我们之间的新陈代谢，不是合理的薪火相传，而是一种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的方式阅读《上学记》，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页里叙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不同。北洋时期，也就是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提出了“兼容并包”，请的教师里有保皇派辜鸿铭，有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背叛了的刘师培，有激进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各路人才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座上宾。何兆武感叹，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闭，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却在北京大学里制造了在今天看来都为人所羡慕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
何兆武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显然无限怀念，认为这是他读书zui美好的岁月。“那几年生活zui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进行一次学习氛围的比较，我在第256页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读书经历。“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何先生的上学记掀开了新的一页：课堂里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对于这种方式，何先生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他认为上大课显然不如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一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这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太不一样了。
读书记那么多我们没有读过的书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想陈述：上学等于读书。上学很简单，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在教室里坐着，有老师讲课，便成为上学了，可是读书却不一样，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仔细读《上学记》，我发现我们和何先生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关于读什么书，我把何先生在《上学记》里提到的书名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大致如下：
小学到中学，何先生读过：《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总理遗嘱》、《庄子》、《史记》、《古文观止》、《三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丰子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清稗类钞》、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说部丛书》等等，其中，何先生还特别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诠》让他真正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大学以后，何兆武先生读过：《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选粹》、《楚辞》、钱穆的《国史大纲》、《金瓶梅》、《诗经》、《资治通鉴》、《勃朗宁诗集》、《丁尼生诗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冯友兰《新理学》和《中国哲学史》、金岳林《逻辑》、《雪莱诗集》、《济慈诗集》、葛帮福的《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屠格涅夫《父与子》《罗亭》《前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独立宪章》、《联合国宪章、《罗斯福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圣经》等等。
何先生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听过的音乐也很有意思，他曾经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禀赋不错，想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音乐3B之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诺和舒曼的《小夜曲》、托玛斯歌剧《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厌其烦地陈列这些书名，于我于别的读者，都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首先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其次我们通过这些书目能够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长过程，求学经历，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书目，应该问一问自己，哪些书我们读过，什么时候读过，哪些书没有读过，甚至哪些书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然。有一些书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逐渐被其他更优秀的著作取代，但总体来讲，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读到的书，除了学校发的一些教科书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
人事记“一多，一多，何必呢？”
读过《上学记》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续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注意到何先生反复强调他的爱国只到爱国为止，决不会因为爱国就把自己的行为延伸到政治领域。先生在197页“一个人的政治底线”里讲了一段很中肯的话，不妨抄录下来：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在这一段话前停留下来。中国读书人从来都是热爱政治的，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关怀，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样的传统。仔细分析何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爱国是义务，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爱国，三是爱国到爱国为止，决不参与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们经常会遇到爱国主义行为在广场上，大街上上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值得尊重的行为，可是我们这代人却没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总有人在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提倡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对着大街上跑动的某国品牌的汽车大打出手，这些行为与何先生理性的爱国主义相去太远，我们继承了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却丢弃了更宝贵的理性与和平尺度。
zui后，我想提一提诗人闻一多。何先生在《上学记》里叙述闻一多被刺杀的场面：“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读书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个问题。我想闻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离政治太近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去责怪闻先生，更多的人会怀念他，景仰他。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如此卓越的读书人必须要走到街头去为政治大声呼喊吗？如此聪明的诗人必须要成为枪口里的目标，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读书，塌塌实实做点学问，与政治远一点呢？可是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说真话，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间的罪过，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应该有责任，有勇气直接说出来。这是底线，失去了这个底线，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书？可叹闻一多先生死去60年，这样的难题还徘徊在我们周围，中国的读书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能够走到哪里去？
——《新京报》书评人苏小和

修订版序言 何兆武
序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事乱翻书
3.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返乡
也是故乡，北京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洋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城堡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力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闹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转变
大学之谓：忆先生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民主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硝烟
“一二·一”运动
1.“打到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增订版后记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块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的。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条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是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的二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读经济系。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1]，时常到学校里抓人，凶极了，我二姐就被关了一年。所以她本来应该1936年毕业，结果1938年才毕业。三姐何兆仪读北大化学系，她是地下党，“一二·九”的积极分子。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宪兵第三团也走了，情况好一些。1936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29军抓起关了十多天，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了出来。可是文革的时候，又说我三姐是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弄得她得了神经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解放后也一直搞她的专业，虽然不见得一定能有什么成绩，但无论如何最多只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我的妹妹1942年入学，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积极分子。她和爱人肖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区，改叫柯炳生，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不过下场也都不好。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拔白旗的时候受命去组织批两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线，刘少奇到了第一线，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加之“自然灾害”和三年饥馑，政治上缓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又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杀了。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时候多厉害？那早晚也逃不过去的。
我姐姐熟识的那些同学里，如果继续革命的话，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多是坎坷一生。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质系的，后来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谈到我姐姐时，我说：“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说：“不能那么说，当时都是爱国。”这一点我也承认，当时都是爱国。可你应该适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个判断。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就得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凭当时的一阵热情。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高两班，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学习很不错，而且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1941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级。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文革开头的时候，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让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我也跟着去了。台上揪了六个人，这边三个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那边三个不大认得，可最后一个是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旁边的人告诉我，说：“这个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长，叫李晨。”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
文革一开头，凡教育界、文艺界岗位的负责人几乎都被说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时候我倒没觉得意外。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年，美籍华人纷纷回国，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觉得李振穆有点儿冤。当年李振穆一直是进步的，学习也挺好，怎么就成了黑帮？挨批挨斗、吵架、关牛棚，给整得挺惨。可是在我的印象中，有的美籍华人学者以前一直比较右，还参加过三青团的夏令营，那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和戴笠等等一些人被称作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当然，参加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是三青团，不过那个组织的性质总是国民党官方的。再者，解放后强调的思想改造，首先就要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他们后来一直在美国，无论怎么说都是为美帝服务的，还入了美籍，结果回来却成了座上客？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选择哪条路了。如果李振穆当年不参加革命，就学他的习，只念他的物理、走白专道路，念完了书出国，也不回来，我想他也会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且应该混的不错，假如又是美籍学者，回来也被待如上宾，这样倒挺好。可是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结果沦为阶下囚，成了黑帮上去挨斗，……，人间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
五柳读书记
我也喜欢读书，但是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观，或者思想作风。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几个老同学聚会了一次，有个老同学就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年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值，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陶渊明写过一篇文叫《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认同这样的五柳先生。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了我启发，它的讲法让我值得去读，我就很满意了。这本书这么讲，我很欣赏，另一本书那么讲，我又非常欣赏，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心里非常高兴。这就好像听音乐一样，听的时候也挺入神的，非常着迷。其实我不懂音乐，也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可是自得其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触的书，甚至于终生隐然或显然地在影响着我，并非是我径直接受了作者的意见，甚至未必认同他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启发了我，而且启蒙得很深。
外文系图书馆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一次我看到一本书，题为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人生的悲剧意义》），一时好奇就借回去读。当时我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本书作者Unamuno（乌纳穆诺）是20世纪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曾任Salamanca大学校长，那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公开反对佛朗哥的军事独裁，被软禁后不久就死掉了，挺可惜的。大概受到吉诃德的影响吧，乌纳穆诺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我问过很多同学和老师，他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唯有王浩认为是这样。后来我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且问他的意见，汤先生的回答是：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我又把汤先生的话转述给王浩，他想了想，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peace of mind一定要through glory才能得到。”【致编辑：through glory等于已经翻译了，此处就免了】我想，一位老先生饱经沧桑，所以追求的是peace of mind。而王浩当时年轻气盛，且又才高八斗，所以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使他心灵恬静。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很大的不同，归根结底或许是一种心灵状态，我想这也和个人的条件有关。王浩非常有才气，他有资格去争，我知道自己没那个水平，所以想也不想了。
及至后来我又读到乌纳穆诺一些作品，才发现他并不如《人生的悲剧意义》一书中所给我的印象。实际上，他是在追求那种不可捉摸、难于把握而又无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质。这里不可能有逻辑的答案，所以他就寄托于文学的寓言。我的兴趣是要猜一个谜语，但那并没有谜底，乌纳穆诺似乎在暗示我：人生不可测度，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我仿佛得了一种觉悟，之后就想给《红楼梦》做一番解读。《红楼梦》一书的大旨不应解说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隐派），也不是一部自传（考据派），它的主题是一部爱情故事。它可以从诸多方面展现，但中心的线索则是宝黛的爱情。人生，尤其人生中最难以捉摸的爱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传达的，所以只能借某些外在的迹象去猜测、去摸索。两个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灵渴求而又无从把握，此其所以成为艺术的绝唱。
1940年夏，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我读到了傅雷先生译A. Maurois（莫罗阿）的Meipe，中译名为《恋爱与牺牲》。傅先生的译笔极佳，简直是我们翻译的典范。比如他把Donne（邓恩）的诗句I’ll undo the world by dying译作“我愿一死了却尘缘”，把violon plaintif译作“如泣如诉的小提琴”，使我叹服不已。莫罗阿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传记文学作家，与英国的Strachey（斯特雷奇）、德国的Ludwig（路德维希）齐名，但我觉得都不如莫罗阿那么灵心善感。
《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莫罗阿的第一本书，傅雷选了他四篇传记小说，书名也是后起的。这本书我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如果一个人是好人，就好得不得了，拼命美化他，要是坏人就臭得不得了，使劲骂他。这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太狭隘了。但莫罗阿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温情脉脉、处处值得我们怜悯和同情的世界。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后来，我又找到莫罗阿的成名作Ariel，即《雪莱传》。雪莱一生都在挨骂，学校以宣传无神论的罪名开除了他，又因为恋爱的事情私奔，名声扫地，二十九岁就早早故去。可是莫罗阿用他一贯的温情，把雪莱比作莎翁《暴风雨》中的天使Ariel。这本书我反复读过好几遍，并介绍给许多同学，化学系的章锜惊叹道：“Maurois真是个轻愁的天才！”友人物理系的王景鹤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还把受莫罗阿的影响写进了自我批判。
不久，我又邂逅了白俄D. S. Mereschkowski（梅勒什可夫斯基）的作品，更加引我入胜，再次为我开辟了一片意想不到的天地。我读他的第一部作品《诸神复活》，也是无意之中看到的，是他最有名的三部曲《基督和敌基督者》中的第二部，书名亦作《达·芬奇传》。译者郑超麟先生是位元老级的托派，解放前关在国民党监狱里，解放后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前后数十年始终不肯低头忏悔。他的学识丰富，译笔亦佳，唯独遇意大利人名最后一个音节-tti时，总译作“啻”（音chi）而不作“蒂”，令人感到有点别扭。我喜欢遐想，喜欢对历史做一些可能的假设，追索微言大义之所在。梅氏此书虽系为画圣达·芬奇立传，但似乎有意在预示一个第三帝国的诞生。历史上第一帝国是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剑的帝国，它以剑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是基督教帝国（Christendom），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古代的异教诸神又复活了，但它以光荣与骄傲背叛了基督教，终于也会引致灭亡。于是，继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第三帝国，把剑和十字架结合为一。然则这个帝国又是谁呢？当时我以为，最能够以担当此任的非苏联莫属，而走在前列的欧美列强已经被物欲腐化了，不足担此重任。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随着庸俗唯物论和金钱拜物主义的冲击，这种半预言、半神话的期待便兵不血刃地破产了。
理想和金钱的角逐究竟谁胜谁负很难预言，而对历史做任何预言大概都是危险的。因为“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康德），没有说先天注定了非如此不可，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幼稚，看了什么就觉着什么好。不过幼稚也有幼稚的好处，把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学术思想上的门户和政治上的派别不一样，政治上的派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宣誓加入以后就得绝对服从，但学术思想并不是这样。比如我欣赏某个哲学家，并不意味着字字句句都得他的，而且只听他一个人的。我想，任何一种学术如果真能成立，而且能有影响的话，里边一定有某些合理的成分。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吾师”[2]【致编辑：“吾师”烦请不要改为“汝师”，否则上下文说不通】，就是说，我的老师并不限定是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而应该请教很多的老师。人类的文化也应该是这样，不能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好比我们吃东西，不能说牛奶有营养就光吃牛奶。你得杂食，各种东西的营养都吸收才行。
很多作家都喜欢写神秘的作品，同样也很吸引我。比如乌纳穆诺有一篇小说《沉默的谷》，说有个地方非常奇怪，很多人进去看，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再比如爱伦·坡，还有一个人更奇怪了，就是俄罗斯的屠格涅夫。他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像《父与子》、《罗亭》、《前夜》，可也写过许多篇神秘的小说，如Clara Militch（《克拉拉·米利奇》）。我想，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逻辑能够表达的，可是你能感受到。比如宗教，对于相信它的人来说，那就是真实，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胡说八道。过去人想得很简单，以为凭我们的理性就可以理解世界、理解宇宙，乃至人生的大道理。但是康德说，首先应该批判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认识能力。宗教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灭，那么到底上帝存不存在？这不是我们的理性能够判断的。有人简单推论说：“谁看见过上帝？谁摸过上帝？谁也没见过、没摸过，所以上帝就不存在。”但问题是：这种推理方式成立吗？是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存在？我们看不见空气，可是空气存在。我们看得见彩虹，可是它不存在。有神论者可以说：“上帝就是看不见的。”因为上帝everywhere and nowhere（无所不在，却又踪迹全无），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那种存在。Spinoza（斯宾诺莎）也讲上帝的存在，而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上帝，爱因斯坦回答说：我相信上帝，但我的“上帝”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所以，这就看你如何理解了。如果说上帝是个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拿着根棍子，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但这种上帝大概是不存在的。如果认为上帝就是大自然的奥秘，那完全有可能存在。
在这一点上，我欣赏《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对好友Horatio说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实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我们的理性只能理解那么一点点。许多东西无从用常识表示，只有你在观念上达到更高的层次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勉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
[1] 此系误传，蒋孝先实为蒋介石族孙。
[2] 原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引自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
……

修订版序言
何兆武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靖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靖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和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自杀，终于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然则“两般谁幻又谁真？”我以为，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
《上学记》一书出版后，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宋哲元只不过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做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卢沟桥开火，几天之内日方就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纯属一派胡言，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什么“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类的混沌逻辑）相媲美。正当他大做其和平美梦的时候，就被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沦敌，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临死时还感叹：“这个局面怎么向国家交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日的。当然，他也同样地不了解当时的内情，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我想，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写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回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更不妨碍事实的真相。相反，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于书中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辩白。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会一清二楚。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致公认的，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可谓要言不繁、一语中的（见《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页）。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许多重要的遗漏，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