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英国文学

※揭示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
※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文学，发掘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介绍一些影响深远却少人问津的作家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是杨周翰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角度，来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力著。他以17世纪英国文学为突破口，把17世纪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虽然影响深远但却少人问津的作家为切入点，揭示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发掘出17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写了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历史，杨周翰先生并非囿于经典文学，而是把一些不为以往的文学史家所关注的文类和文化现象，例如悼亡诗等，纳入自己研究的范围，并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比较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从而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

小引
培根
英译《圣经》
性格特写
《忧郁的解剖》
邓约翰的布道文
托玛斯·勃朗
马伏尔的诗两首
弥尔顿的教育观与演说术
弥尔顿的悼亡诗
耶利米·泰勒论生与死
约翰·塞尔登的《燕谈录》
霍布斯的《利维坦》
沃尔顿
皮普斯的日记
文学史参考书目
索引
书后

培根
我们也许读过培根的短小精悍的论说文（Essays），觉得他是个熟谙世故、饶有识见的哲人和政治家，又是个文笔简练、思路缜密的散文家。他第一次出版的《论说文集》只有十篇，那时他已经36 岁，后来又陆续增加，并对最初的十篇作了修改。到第三版，即最后一次出版是在他死前一年，足见他一生对于政治、人情、处事、经营、修身这些问题一直很注意，这和他的身世和志趣是密切相关的。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的父亲尼古拉· 培根爵士（Sir Nicholas Bacon）在亨利八世朝廷做过官，玛丽女王在位时（1553—1558），因为他信新教，丢了官，伊利莎白一世时，任掌玺大臣。培根18 岁时，父亲去世，这时他已经从剑桥大学毕业，在伦敦学法律。他是次子，没有继承权，必须自己谋生（他经常债务缠身），从头做起。可能是经他的姨夫、伊利莎白的财务大臣老勃利勋爵（Lord Burgley）的活动，他在1584 年当上了下议院议员，此后勃利也许因为他的清教徒倾向，尽管他一再请求，就不再提拔他了。但他从小就生活在大官僚群里，耳濡目染，热中功名利禄。在官场，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以至背叛朋友，忘恩负义。但是终伊利莎白一朝，他未得重用，只有一次，在审判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叛国案时，他被破格准许参加审判。在审判过程中，培根出了大力，把他过去的恩主定了罪。在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即位为英格兰王（称詹姆斯一世）后，培根又是曲意奉承，终于做了检察长、掌玺大臣，1621 年晋封子爵，一直做到大法官这个最高官阶，这时他57 岁。三年后他被控受贿，自己也承认贪污失职，从此罢了官。后人对他这些表现都是不齿的。十八世纪诗人蒲伯骂他“你若爱才，培根才华照人，他是人类中最有智慧、最光辉、最卑鄙的一个”。十九世纪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论培根的文章也发挥了蒲伯这一判断。
他在这起伏升沉的宦海里，凭他的敏锐的观察和强健的脑力，写出具有像《论说文》那样的内容和风格的文章，是很可理解的。
但是论说文只是培根著作的一小部分。我们接触到他的其他主要著作的时候，得到的突出的印象是他立志闳伟，掌握的知识汪洋浩瀚，思想周密而锐利。他的著作包括哲学、历史、法律、文学各方面。他立意要重新考察和研究自然，创建新哲学，来代替旧的、统治了整个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从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起，据说就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产生不出有用的结果。这个萌芽思想后来就发展成《伟大的复兴》（Instauratio Magna），但这个宏大的设想并没有全部实现。所谓“伟大的复兴”指的是科学的重振，尤其是科学方法的重建。培根1620 年（在《新工具》里）宣称，他的《伟大的复兴》将包括六个部分：1. 科学的分类与回顾；2. 新的归纳法；3. 自然史和实验史，这些是归纳法的基础；4. 归纳法所得的发现与发明，列表举例；5.（非新方法的）科学调查所得的发现与发明，暂时列表，以待用科学方法加以检验；6. 归纳所得的结论，加以科学的综合。这是一个宏伟的、创新的计划，六个部分的中心思想就是从自然实际出发，重实验，运用归纳法。马克思称他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正是指这一点。
《伟大的复兴》有的部分，如第一部分，即早先用英文撰写的著作《学术的推进》（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 的扩充， 改用拉丁文撰写， 更名为《科学的尊严与增进》九卷（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Libri IX），简称《增进》（De Augmentis），1623 年出版。第二部分就是《新工具》（NovumOrganum），也是用拉丁文写的，副标题指明这是《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 又名《理解大自然的正确指导》（Indicia vera deInterpretatione Naturae）， 完成略早于《增进》，1620 年出版， 讲的是归纳法，是他全部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核心。但是这部作品他并没写完，就匆匆忙忙去写第三部分和其他部分，以及其他著作。除了《增进》之外，他在这期间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史》（1622）［3］，发表了《论说文》最后一版（1625），并写了《新大西岛》（也未写完）于1626 年出版。因此，《伟大的复兴》的第三、四、五部分都极零碎，而第六部分根本没有遗稿。
从他完成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涉及的知识范围之广。即以《学术的推进》而论，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1 至5 节指出发展学术的种种障碍，破除对学术的错误观点，6 至8 节指出研究基督教和古代希腊、罗马作家对学术的益处。第二部分总结了人类迄今为止的知识，他把知识分为两类：神所启示的知识和人类靠自己的官能所获得的知识。这两类知识又可按获得它们的不同官能分成三种：凭记忆而产生的历史知识，凭想像力而产生的诗歌，凭理智而产生的哲学。神所启示的知识指宗教史、先知的预言、寓言、教义等，这样一来，他就巧妙地把宗教和科学分开，他有一句名言“属于信仰的东西，归给信仰”。但遇到宗教教义与科学发生冲突时，他又声称必须接受宗教教义，以免遭受宗教界的攻击，所以培根是个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对推动科学前进，仍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学术的推进》第二部分的1 至3 节，历史部分，包括自然史、政治史、教会史、文学史（指学术研究和教育）。第4 节诗歌（指文艺），这节最短，培根没有发挥，后人都认为是憾事。5 至25 节，哲学部分，包括自然哲学、医学、心理学、逻辑、语言、修辞、伦理、治国术。
《学术的推进》确如评论家所说，是总结了前人的一切知识，重新加以分类，并指出哪些部门有哪些空白，这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相比，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分类是否科学，可以存疑，正如我国汉代刘歆总辑燔余的典籍，划为《七略》，班固删去一略，荀勖又分为四部，到唐朝才分为经史子集四库一样，但是他总结的功劳不能磨灭。他的总结里面也有不少遗漏，例如人们指出他不知凯普勒的天文发现，不知对数和阿几米德的几何学，但仍然是瑕不掩瑜的。
奇怪的是像培根这样一个人，一方面积极钻营，看风使舵，一心想做大官，而且终于做了大官，一方面又热心从事学术和科学研究，而且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家；一方面是趋炎附势的政客（所谓time-server），一方面又是真理的追求者（所谓truth seeker），岂不矛盾？
培根自己认为他的真正志趣在学术。早在1592 年他31 岁初入仕途时，就曾写信给他的姨夫勃利勋爵说：“坦白地说，我在官场的志趣是有限的，而在哲理方面的志趣却汪洋无际，我把一切知识都纳入我的领域。”他写信的目的是要求勃利资助他做学术研究。但实际上他是很热心做官的，直到因贪污罢官才不得已而下台。热心仕宦和热心科学只在时间上有矛盾，这反映在他的巨著一直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上。但从思想上说没有什么矛盾。
……

小引
英国历史上的十七世纪，尤其前六十年，是个伟大的时代，动荡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随后的复辟。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个人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反应。我们知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有多少不同的社会阶层，就有多少不同的教派，从天主教一直到教友派，形形色色，但主要的斗争是在保王的国教和革命的清教之间展开的。我们说政治斗争是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是说宗教论争甚至宗教战争实质上是政治斗争，但当事人在他们主观意识里，恐怕至少有一半是真心诚意地把这场辩论或战争看成是宗教信仰问题的。如果我们停留在“宗教斗争=政治斗争”这一简单公式上，就很难理解论争的具体内容，以及这场斗争怎样具体地影响每个人的心灵。时代的动荡促使每个有思想的人思考，而这种思考总是用宗教术语进行的，所以这一时期作家的著作里多谈生与死、这种信仰和那种信仰、精神的疾病和创伤这类问题。
在宗教斗争激烈的同时，科学也在长足进步。这是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并行的两股力量。自然科学的进展当然要受宗教的抵制。威廉·哈维（WilliamHarvey，1578—1657）就因为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理论（1628），被人认为是邪说，而他的医生业务一落千丈。科学家本身也受宗教的局限。科学要抬头，首先要和谬误作斗争，不过正如常言所说，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天文、医学、物理、化学方面的探索和实验，新技术的发明，仍然在前进，以致六十年代初正式成立了“皇家学会”（TheRoyalSociety）这样一个科学团体。为科学发展奠定方法论基础的则是培根。
人们思想的活跃也还由于向外的继续扩张而更形活跃。殖民冒险、海外贸易、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国际战争，从积极方面讲，扩大了岛国居民的眼界，也给思考的人以新的精神食粮。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英国文艺复兴盛期和复辟前后文学上的情调的差别，就会发现十六世纪末的那种自信淡薄了，建立乌托邦、“新天地”、和谐的世界等等理想，培育一种新人的可能性的信念，简言之，早期人文主义的理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情调则因人而异，但都与六七十年前大不一样：多半是内向的、忏悔式的；或者是严肃的、说教的；也有玩世不恭、一心享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抒情诗不见了，有也是痛苦的；戏剧因清教徒的禁止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散文和另一些文学品种。表达意见，特别是宗教政治意见，最快捷的莫若散文——政论文、布道文、小册子。当然比笔头表达更直接的是口头表达——演说、谈话。作为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十七世纪的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很有成就。在这动乱的时代出现了大批的传记、回忆录、日记，有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宗教见解的正确，有的是因为风云变幻的时代有许多值得传之后代的事和人可以纪录下来。
因此，十七世纪前半叶，除了弥尔顿一些早期诗篇和玄学派诗人外，可以说是散文的时代，而散文也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早期写说理文章，如培根就根本不信赖英文，说明这个表达工具在他看来不够完善。《圣经》则故作古奥。十七世纪前半叶散文的主导风格是所谓“巴罗克”，华丽而散漫。但这种风格很快就被朴素无华、简洁明朗、更适宜于科学和说理的文风所代替。英文作为表达工具日趋完善。
本书不打算全面系统地介绍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不太可能，也无必要。全面的论述可检阅本书所附参考书目。国内通行的英国文学通史对这一时期则又比较简略，只介绍一些主要作家，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起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可能对专业研究者有所助益，对一般读者也可以增广见闻吧。所选的作家作品，不可能不是从主观认识和兴趣出发，这只是一个初次尝试，希望因此而有更好更完整的断代国别文学史出现。由于这里的作家大多比较陌生，他们的作品也大多没有译本，所以尽量多译些选段，以免空谈，读者也可据此判断所论是否得当。
1984年5月于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