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民国大师们分化与交锋时期的历史真相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著名作家叶辛、何建明、张抗抗、梁晓声、王跃文、余世存、岳南，著名文化学者叶廷芳、张颐武、孙郁、解玺璋、李建军倾情推荐！

★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晚报、腾讯、新浪等全国百余家媒体广泛报道。

1.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系作者汪兆骞继《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之后又一力作。作者凭借翔实的史实与依据，以清丽优美的文笔进行客观公正的讲述与剖析，写就了一部由大师集体演绎的1927年至1930年的文化断代史。

2.作者汪兆骞是文学界、出版界的老前辈，他的“朋友圈”全都是文学名家和文化精英，可以说是辐射了中国的当代文坛。汪老先生经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让人如雷贯耳；汪兆骞做过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更可敬的是，汪兆骞是一位秉持道义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可想而知，由汪兆骞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的民国时代的文坛，在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方面，自然是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主要讲述了蔡元培、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柔石、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梁实秋、包天笑、周瘦鹃、蒋光赤、胡也频等在文化战场上的分化与交锋。时中国政局发生巨变，国共两党合作分裂后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严酷。一众作家会聚上海，文化中心暂由北京转到上海。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旗帜鲜明，纷争不休。八方豪杰，“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绎出民国文化思想界的恩怨情仇。

4.历史人物在某一历史节点上的一些表现，往往非常复杂，它必然与时代宏观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其性格和个人当时的微观处境紧密相连。《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披露真相，还原历史，刻画大文人大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多种文化品格，彰显人性的光辉与卑微。

★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

★《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伤痛、无尊严、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

★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 ”，“去燕子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汪兆骞

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轻与相重》，深受读者好评。

《南方都市报》：

《民国清流1》这部书详尽地记录了“五四”这一历史进程，能帮很多有志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答疑解惑……汪兆骞先生的功德，就是真实再现了“五四”的现场。

《凤凰周刊》：

当汪兆骞老先生用明丽、晓畅的文笔，刻画这些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的民国文化前辈时，清流澎湃，激荡鼓应，让人久久不能释卷……读者可以把这部书当成展示“五四”全貌的散文长卷来阅读，也可以把它当作诸位大师的集体传记，更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反思，我等应该怎样做一个文化人？

第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 001

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后来到被鲜血染红的上海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 005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 011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 023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 031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 037

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争自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与林语堂论争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 041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 047

茅盾创作小说《蚀》 / 053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 058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 064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 070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 074

沈从文评价施蛰存小说，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 / 079

林语堂与鲁迅时密时疏，不外乎精神胜利法之法门 / 085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 099

第三章 民国十八年（1929） / 107

《新月》和胡适掀起人权运动是该年的主旋律

胡适、《新月》与悲壮风采的人权运动 / 111

林语堂与平社及胡适交好有年 / 121

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沈从文 / 128

留下斑驳多彩身影的田汉 / 137

张资平、叶灵凤、曾虚白、邵洵美与唯美颓废倾向的小说 / 144

传统保守的梁实秋与颓唐的郁达夫 / 155

徐志摩轻盈、潇洒的诗和复杂的感情世界 / 163

第四章 民国十九年（1930） / 171

新月派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瞿秋白与鲁迅的友谊 / 175

蒋光赤想给中国革命留一个证据 / 183

“左联五烈士” / 189

冯雪峰是党联系鲁迅的桥梁 / 199

鲁迅与曹聚仁 / 210

鲁迅、伊罗生与《草鞋脚》 / 220

在左联和国民党的声讨中，胡适拂袖作别上海 / 229

丁玲是左联最令人瞩望的作家 / 236

蔡元培是高遏行云的文化巨人 / 243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的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腾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门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1928年初，叶圣陶正潜心酝酿《倪焕之》之时，创造社自诩革命家的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号（1928年1月）上，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评论。文中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判断：叶圣陶“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

叶圣陶不以为然，也不与之争论，而是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未厌集”，并为该集写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题记。题记说：“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过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过昔日上海大学同学丁玲的介绍，与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结识。这是“京派”作家与“海派”诗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想到，他们已逐渐以急进的步法，登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并将搅掀起波澜。他们更未料到，作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会被政治和文化边缘化。

★林语堂与鲁迅的直接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

事情的原委是，为了编《奔流》，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争执。据鲁迅方面介绍，矛盾由来是这样的：《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是鲁迅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后来方知，李小峰并未这样执行。为此鲁迅辞去编辑责任。后经中间人调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到鲁迅处，由他寄出。后来又发生该付给作者孙用的稿费，李小峰仍未寄出（见1929年11月25日鲁迅致孙用信）的事件。

鲁迅编《奔流》第四期时，“又不再编下去”。而“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这是鲁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韦丛芜的信中的话。还说，“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但北新书局总对鲁迅说穷，鲁迅自然不信，因鲁迅听人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此外，北新书局还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多次催索，也无结果，鲁迅决定请律师打官司，靠法律解决了。鲁迅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老板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发射出了。”

那时，潘梓年也是北新股东，用种种方法骂鲁迅。见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软了下来，只能让步，于是8月28日到鲁迅家赔了540元后，又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间杯酒言欢，鲁迅与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却与林语堂发生了冲突。

★1928年至1929年秋，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引发的那场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太阳社及创造社以激进的姿态，宣扬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资料》）。

这就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上了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的工具，彻底抛弃了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唯我独尊，对广大作家大肆挞伐。他们首先拿鲁迅、茅盾等开刀祭旗，特别对鲁迅进行“总的清算”。认定他的阿Q时代已经过去，其作品已失去“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认为鲁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林语堂真正“干政治”，是一次在赵元任家的聚会上，对刚从北平回沪的胡适提出的。那时，胡适正在北平筹办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干政治”的具体内容林语堂并没有说清。一个一心做学问，不太过问政治的学者，能提出“干政治”，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已不能安放一张青灯古卷的书桌了，林语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寻味之举。

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自1918年始，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适对林语堂的器重，林语堂对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的景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见和观念，铸就了他们成为没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