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套装共3册)

1．小说大师经典文学课：
作者纳博科夫自身是二十世纪备受推崇的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大家，文学声誉卓着且越来越受到无可置疑的认可，他将欧洲贵族趣味与传统修养带进美国文化，又持有深刻而世故的批判与讽刺眼光，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品味。擅长反讽、怀旧与滑稽模仿技法；同时又注重语言的锤炼，他以广博学识和文学修养形成令英美本土作家赞叹的英文风格。他1950年代在康奈尔大学等几所高等学府讲授文学课程，三部讲稿正是在这些讲稿的基础上，编辑修订成书。由于风格独特，且闪烁着文学解读和批评的精彩光芒，随着时间的积淀，其作为文学评论经典名作的品质和地位越来越受到尊崇。
2.对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永恒探讨：
塞万提斯、简?奥斯丁，狄更斯，福楼拜，斯蒂文森，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每一个名字熠熠生辉，都被谈论过无数次，但这次是作家解读作家，天才剖析天才，经典成就经典。纳博科夫是天才作家，也是天才读者。因此本书不同于常规的文学批评，而是极具可读性，带读者探寻伟大作品背后复杂微妙的创作轨迹。
3、兼具可读性与极高的文学批评典范价值，塑造优秀读者。
“我试图把你们造就成能读伟大作品的优秀读者。”——纳博科夫
他做到了。
4、《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堂吉诃德讲稿》共同构成“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系列，国内首次完整反映纳博科夫的杰出的文学观和炉火纯青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小丛书。
5、套装内含文学主题笔记本，附纳博科夫讲稿手稿与手绘插图。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
Vladimir Nabokov，
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
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纳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革命期间，纳博科夫随全家于一九一九年流亡德国。他在剑桥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后，开始了在柏林和巴黎十八年的文学生涯。
一九四〇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纳博科夫有名的作品《洛丽塔》由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并引发争议。
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迁居瑞士蒙特勒；一九七七年七月二日病逝。

约翰· 厄普代克
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出生于一八九九年，生日与莎士比亚相同。他的家庭是圣彼得堡的一户富裕的贵族。实际上，他家族的姓氏可能出自阿拉伯文中与此词同根的“nabob”一词，这个姓氏是十四世纪时由鞑靼王子纳博科· 穆尔扎带入俄国的。十八世纪以来，纳博科夫家族的成员一直出任军界及政界中的高级官员。我们这位作家的祖父德米特里· 尼科拉耶维奇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的司法大臣；其子弗拉基米尔· 德米特里耶维奇放弃了可能在宫廷里任职的前途，却以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那场注定要失败的俄国立宪民主的斗争。这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勇敢的自由主义者于一九○八年被捕入狱，被关押了三个月。然而他一如既往，依旧将他和他的小家庭的生活维持在上等社会的水平上： 他们或住在他父亲在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海军部大楼地区盖的那幢市内宅第，或住在乡间别墅维拉，这幢别墅是他的妻子作为嫁妆的一部分，从极其富有的娘家鲁卡维什尼科夫家族带过来的。弗拉基米尔是他们的个活下来的孩子。他的弟弟妹妹们证明说，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护和关心是多的，无人可及的。他年少早慧，活泼而有生气，儿时多病但后来体格强健。他家的一位友人还记得，他是一个“身材细长、比例匀称的少年，生着一张富有表情、充满生气的脸，一双追根问底的慧眼，眼中总闪着嘲弄人的火花”。
弗· 德· 纳博科夫是一位有些亲英的人，他的子女不仅学习法文，还学习英文。他的儿子在回忆录《说吧，记忆》中自称：“我在能够阅读俄文之前就学会阅读英文了。”他还记得小时候那“一连串的英国保姆和家庭教师”，以及从不间断的、有趣的盎格鲁–撒克逊手工制品：“各种各样好吃好玩的东西从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店铺里源源不断地来到家中： 水果蛋糕、鼻盐、扑克牌、拼图游戏、带条纹的运动茄克、滑石粉色的网球。”在这部《文学讲稿》里所提及的作家当中，狄更斯可能是他早接触的一位。四十年之后，纳博科夫在给埃德蒙· 威尔逊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父亲是一位狄更斯专家。有一阵子，他大段大段地对我们这些孩子朗读狄更斯的作品，当然是英文本的。”“也许当我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在乡间别墅度过的阴雨连绵的夜晚里，他对我们朗读《远大前程》，使我后来从精神上抵制重读狄更斯。”是威尔逊在一九五○年将他的注意力转向《荒凉山庄》的。纳博科夫曾对《花花公子》的一位采访记者谈起他在少年时代所阅读的书籍：“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五年时间里，我所读过的英文、俄文和法文的小说及诗歌肯定比我一生中任何一个其他五年当中都读得多。我特别欣赏威尔斯、坡、布朗宁、济慈、福楼拜、魏尔伦、兰波、契诃夫、托尔斯泰，以及亚历山大· 勃洛克。对于另一个层次的作品，我的英雄人物是斯卡利特· 平珀乃尔、菲利斯· 福格和夏洛克· 福尔摩斯。”这后一类作品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纳博科夫在他所讲授的欧洲经典作品的课程中，包括了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他选择了这个维多利亚晚期的雾气缭绕的哥特式作品尽管很让人惊讶，但讲稿却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那位身体强壮、一直受到怀念的家庭教师“法国小姐”，在小弗拉基米尔六岁的时候就来到纳博科夫家居住。她用流畅的语调向她的学生朗读法国小说（“她那纤细的声音极快地读着，从不减弱，从不停顿，也从不出错”），虽然《包法利夫人》不在她开列的书单上。“我们读了所有的作品： 《苏菲的烦恼》①、《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②、《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以及其他许多。”毫无疑问，《包法利夫人》是家中藏书之一。一九二二年在柏林一家剧院里，弗· 德· 纳博科夫被毫无意义地杀害了，③这之后，“一位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去黑森林旅行的同学把《包法利夫人》寄给我的寡居的母亲。我父亲当时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书的衬页上写着‘法国文学中一颗卓绝无比的珍珠’—这个评价至今仍然适用”。此外，在《说吧，记忆》中的另一处，纳博科夫提到他阅读描写美国西部人的爱尔兰作家梅恩· 里德的作品时的欢喜心情，并提到梅恩笔下一位被围的女主人公手里拿着长柄眼镜：“后来我发现，那个长柄眼镜在包法利夫人手里，然后安娜· 卡列尼娜又拿了它，再之后它成为契诃夫笔下那位有叭儿狗的女士的财产，并且被她丢在雅尔塔的码头上。”他大约是在什么年纪首次阅读福楼拜研究通奸的经典作品④的，对此我们只能加以猜测，可能年纪并不大。他次阅读《战争与和平》时才十一岁，那是“在柏林，我们那套昏暗的洛可可风格的公寓里，门窗对着黑暗潮湿的后花园，花园里长着落叶松，我坐在土耳其式沙发上，落叶和书中的格言一起，永远保留在书页中间，就像一张旧明信片”。
就在十一岁这一年，一直只在家中由家庭教师教育的弗拉基米尔，被送进圣彼得堡一所相对而言还算进步的铁尼塞夫学校。在那里，老师指责他“不适应环境，‘好表现自己’（主要是在俄文作业里处处点缀上英文和法文字眼，这些字眼是我自然而然想到的），以及拒绝使用洗手间里又脏又湿的手巾和打架时用指节击人，而不像俄国职业拳击手用拳头的下侧像打耳光那样挥拳”。铁尼塞夫学校的另一位名叫奥西普· 曼德尔斯塔姆的男学生，称那里的学生是“小苦行者，专为孩子们办的修道院里的小修道士”。俄国文学的学习重点是中世纪俄文： 拜占庭的影响，古代的编年史，接下来是对普希金的深入学习，及至果戈理、莱蒙托夫、费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在教学大纲之列。至少有一位教师给这位年轻的学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弗拉基米尔· 希皮厄斯，“一位尽管有点深奥但却是流的诗人，我极为钦佩他”。十六岁时，纳博科夫收集出版了一本他自己创作的诗歌集，希皮厄斯“把一本诗集带到课堂里来，对我所写的那些为浪漫的诗行进行激烈的嘲笑挖苦（他是一个生着红头发、精力旺盛的人），引起大多数同学狂欢般的起哄”。正当纳博科夫的世界土崩瓦解的时候，他的中级教育结束了。一九一九年，他的家庭成员都成为流亡者。“我和弟弟被安排去剑桥上大学，我们得到的奖学金不是对才智的承认，更多的是对政治磨难的补偿。”与在铁尼塞夫学校的学习很相似，他学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还踢英式足球，写诗，和数位年轻小姐谈情说爱，而且一次也未曾光顾大学图书馆。在对大学生活的散乱回忆里，他记得有一个同学“彼· 姆猛地冲进我的房间，带来一本刚刚从巴黎走私来的《尤利西斯》”。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问记中，纳博科夫说出了这位同学的姓名，他叫彼得· 姆洛索夫斯基；并承认说，直到十五年之后，他才把那本书读完，那时他已“极其喜爱它”。三十年代中期，他和乔伊斯在巴黎见过几次面。乔伊斯还曾参加过一次纳博科夫的朗读会。这位俄国人是临时顶替一位生了病的匈牙利小说家的，听众是一群稀稀拉拉、成分杂乱的人：“令人难忘的安慰来自这样一幅奇观： 乔伊斯坐在匈牙利足球队员当中，交叉双臂，眼镜片闪着微光。”另一次不吉利的会面是在一九三八年，他们两人与其共同的朋友保罗和露西· 雷昂夫妇一起吃饭。纳博科夫没有记住他们谈话的内容，他的妻子薇拉回忆说：“乔伊斯询问俄国‘蜂蜜酒’（myod）的确切成分，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纳博科夫怀疑作家间的这类社交联系，并在他早期给薇拉的一封信里，详细描述了传说中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间一次毫无成果的会面，是怎样被描写得走了样。纳博科夫是在何时首次阅读普鲁斯特的？英国小说家亨利· 格林在回忆录《打起行李》中写到二十年代初期的牛津：“所有的人都装作关心优秀文学，懂法文的人都知道普鲁斯特。”剑桥好像也一样，尽管大学生纳博科夫对他的俄罗斯人身份已经着迷到了无法摆脱的程度：“我害怕由于异国的影响而失去或玷污我从俄国带出来的财产—她的语言，这种恐惧变得极为可怕……”在一九三二年，当他首次同意由里加报纸的一名记者刊登访问记的时候，他否定了在柏林居住的数年给他的作品以任何德国影响的暗示，他说：“谈谈法国的影响更为恰当： 我喜爱福楼拜和普鲁斯特。”
尽管纳博科夫在柏林居住了十五年之久，按照他本人对语言的高标准，他从来没有学习德文。“我说德文和阅读德文的能力都很差”，他对里加的来访者这样说。三十年后，在为巴伐利亚广播公司拍摄电影访问记时，他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初到柏林时，我被一种莫名的恐慌所困扰，唯恐学会了流畅地讲德文，就会以某种方式给我的珍贵的俄文根基带来缺陷。事实上，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俄国流亡者的圈子里，接触的是俄国友人，阅读的全部是俄文报纸、杂志和书籍。我对当地语言的侵扰是那些客套话，即和我的房东或女房主，以及买东西时必须说的那套常规语言：我想要一点火腿肉，等等。当时我没有学好德语，现在颇感遗憾，这种遗憾出自文化角度。”然而，他在少年时代已经接触了德文的昆虫学著作，他的项文学成就是为一位俄国的音乐会歌唱家将海涅的几首诗译成克里米亚语。在他的后半生里，在懂德文的妻子的帮助下，他核对他本人作品的德文版本，并在他关于《变形记》的讲稿中大胆地改进薇拉和埃德温· 米尔的英文译本。在他的那本颇具卡夫卡风格的小说《斩首之邀》的译本前言中，他宣称在一九三五年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他没有读过卡夫卡的作品，对此是没有理由表示怀疑的。一九六九年，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者说：“我不懂德文，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当卡夫卡的《变形记》在《新法兰西评论》上登出之前，我无法阅读他的作品。”两年后，他对巴伐利亚广播电台说：“我像读荷马和贺拉斯的作品一样读歌德和卡夫卡。”
在这部讲稿中，纳博科夫讲到的位作家是他后选中的题目。通过《纳博科夫—威尔逊通信集》（哈波及罗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可以较准确地了解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纳博科夫在康奈尔给艾德蒙· 威尔逊写信，当时他刚刚在康奈尔大学开始学术生涯：“明年我要开一门‘欧洲小说’课（十九及二十世纪）。你会建议教哪些英国（长篇或短篇）小说家？我起码得讲两位作家。”威尔逊马上回信说：“关于英国小说家： 依我之见，两位无可比拟的伟大的（乔伊斯是爱尔兰人，故不在此例）小说家是狄更斯和简· 奥斯丁。如果你没有重读过他们的作品，设法重读一次。读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荒凉山庄》和《小杜丽》。简· 奥斯丁的作品值得全部重读一遍—即使她的小作品也是出色的。”五月五日，纳博科夫回信道：“谢谢你对我的小说课提出的建议。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我准备用斯蒂文森代替简· 奥。”威尔逊反对道：“你对简· 奥斯丁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看你应该读《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认为她是六位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其他五位是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济慈和狄更斯）。斯蒂文森是二流作家。我不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尽管他确实写过一些相当优秀的短篇小说。”而纳博科夫则一反其个性，缴械投降了。他在五月十五日写信道：“我已经读了一半《荒凉山庄》—速度很慢，因为我必须为课堂讨论作许多笔记。了不起的作品……我已经搞到一本《曼斯菲尔德庄园》，我想我也会在我的课上用它。感谢这些极其有益的建议。”六个月后，他带着几分欣喜给威尔逊
写信：
“我想就你曾建议我和学生讨论的两本书作一个期中汇报。关于《曼斯菲尔德庄园》，我要学生阅读书中人物提到的作品： 《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的前两个诗章，库珀的《任务》亨
利六世》的几个段落，克雷布的故事《分离时刻》，约翰生的《好闲者》数篇，布朗关于《一斗烟》（对蒲柏的模仿）的通信的几个片段，斯特恩的《感伤旅行》（整个“大门—无锁”的段落出自这里，以及燕八哥等），当然还有英奇博尔德夫人的那个无与伦比的译本《情人的誓约》（一声尖叫）……我想我所得到的乐趣比我的全班学生所得的还多。“
在初到柏林的几年里，纳博科夫靠教授五门互不相干的课程维持生活： 英文，法文，拳击，网球和诗体学。在流亡生活的后几年里，他在柏林和布拉格、巴黎、布鲁塞尔等流亡者集居的中心举行公开朗读会，所赚的钱比他的作品在俄国销售所赚的还多。因此，正是由于他缺乏高级学历，当他一九四○年来美国时，他对以讲师职位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并非毫无准备，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洛丽塔》出版。一九四一年，他在韦尔斯利学院首次发表了内容多样的系列文学讲座，其中包括《关于读者的几个确凿事实》、《流放的世纪》、《俄国文学的奇异命运》，以及此书附录收入的《文学艺术与常识》。一九四八年以前，他和他的家人住在坎布里奇（在克雷吉广场八号，这是蒙特勒城的豪华旅馆在一九六一年允许他居住之前使用久的地址），他的时间则分别用在两项学术职务上： 韦尔斯利学院的讲师，以及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学研究员。在这些年当中，他工作极为努力，曾经两次住院治疗。除了把俄文语法的成分一点一滴地灌输到年轻姑娘的头脑里和思考蝴蝶的生殖器的细微构造之外，他也在将他自己塑造成一名美国作家。他出版了两部小说（有一部是在巴黎用英文创作的），一本关于果戈理的古怪而机智的书，以及在《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上刊登的短篇小说、回忆录和诗歌，这些作品充满独创性和热忱，引人注目。对他的英文作品表示赞赏的人数不断增加，莫里斯· 毕晓普是其中之一。这位轻松诗歌的鉴赏家是康奈尔大学拉丁语系语言系的系主任。他发动了一场将纳博科夫从韦尔斯利学院招聘过来的成功运动。纳博科夫在韦尔斯利的讲师职位既不安稳，报酬也不高。根据毕晓普的
回忆《纳博科夫在康奈尔》（《三合一季刊》，一九七○年冬季号，第十七期；纳博科夫七十寿辰专辑），纳博科夫被授予斯拉夫语副教授职务，先讲授“俄国文学的中级阅读课以及高级专题课，通常是普希金，或者是俄国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由于他的俄文班人数必然很少，甚至少到不起眼的程度，他便又被指定讲授一门英文课： 欧洲的小说大师”。按照纳博科夫的话，第三一一 —三一二号文学课素来以诨号“脏文”著称，这“是一个遗留下来的笑话： 这个诨号被用来描述我的前任的讲课。这个忧伤、耐心、贪杯的家伙对作者的性生活比对他们的作品更感兴趣”。
罗斯· 韦茨斯蒂昂是一个曾经听过这门课的学生，他为《三合一季刊》的专辑写了一篇回忆老师纳博科夫的深情文章：“纳博科夫总是将‘r’发成卷舌音，他说：‘拥抱全部细节吧，那些不平凡的细节！’”他的嗓音就像猫舌头的那种带倒刺的舔吻。这位老师坚持说每个译本都有改动，总要在黑板上画一个古怪的图，然后装出一副恳求的样子，要学生们“精确地临摹我画的这个图”。他的口音使全班半数的学生把他说的“简练的”记成“剧前的”。韦茨斯蒂昂得出这样的结论：“纳博科夫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这不仅因为他把这门课教得很好，而且还因为他善于举例说明问题，并能激发起学生对这门课的极大兴趣和喜爱。”另一位听过第三一一 —三一二号文学课的学生回忆了纳博科夫在开学时总要说的话：“座位都已经排了号。我希望各位选好座位，不再更换。这是因为我想把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相貌联系起来。大家对各自的座位都满意了吗？很好。不说话，不吸烟，不编织，不读报，也不要睡觉，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记笔记。”考试之前，他会说：“一副清醒的头脑，一份试卷，加上墨水和思考，简写熟悉的姓名，例如包法利夫人。不要用修辞掩饰无知。除非有医生的证明，否则任何人也不得上厕所。”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热心教学、富有感染力的老师。我本人的妻子曾经是纳博科夫后教的、即一九五八年春秋两个学期的那班学生中的一个；这之后，《洛丽塔》使他突然富裕起来，他就此告假，一去不复返。她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有一次她发着高烧去听课，课后马上就被送进了学校医院。“我觉得他能教会我如何读书。我相信他能给我足以让我终身受益的东西，而事实确是如此。”直至今日，她仍然不能认真阅读托马斯· 曼的作品，而且丝毫也没有放弃她从第三一一 —三一二号文学课上学到的主要教义：“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即使是纳博科夫为数极少的得意门生，也会成为他的恶作剧的牺牲品。当我们的拉格尔斯小姐还是二十岁的温柔姑娘时，一次下课后，她走回教室，在一堆散扔在那里的标着“预考”的试卷中寻找她的答卷。她没有找到，后不得不走到老师面前。纳博科夫高高地站在讲台上，过分专注地收拾着讲课稿，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她说了句“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说她的答卷好像不见了。他弯下腰，扬起眉毛：“你叫什么名字？”她告诉了他，然后他就像变戏法一样，突然从背后拿出她的答卷。答卷上批着九十七分。他告诉她：“我想看看天才长什么样。”随后他冷静地上下打量她一番，她满脸通红。这就是他们谈话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她并不记得这门课被叫作“脏文”。在校园里，这门课被简单地称为“纳博科夫”。
在他退休七年之后，纳博科夫带着复杂的感情回忆他的教学
生涯：
“我的教学方法妨碍我与学生之间的真正接触。他们多不过是在考试时还给我一些我的思想……我曾试图通过在大学广播中播放我的讲课录音来重现我在讲台前的形象，但这只是徒劳。另一方面，我深为欣赏在我讲课的某一时刻，从课堂的此处或彼处热心的人群中，传来表示赞赏的轻轻笑声。我所得到的好报偿，是那些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给我写信来的学生，他们在信中说，他们现在明白了，当时我给他们上课时，要他们设想一下翻译错了的爱玛· 包法利的发型和萨姆沙家中房间的布局等是什么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