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白领、知识分子、公务员、学者、大学生、媒体等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是中纪委推荐干部阅读图书《读懂中国改革》系列之三。《读懂中国改革》系列是指智囊团集体建言书，深度解读中国民众当下最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面临新形势与新特征、新理念与新思维、新动力与新举措、新挑战与新机遇，《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聚焦新常态下，我们如何谋划和布局。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囊括中国具话语权的高层智囊、精英学者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华生、孙立平等，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抓住本质和内在逻辑；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决策当下与机遇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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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推荐干部阅读图书《读懂中国改革》系列之三——新常态下，我们如何谋划和布局？中国最具话语权的经济学家、精英学者，把脉当下时局，聚焦新政热点，剖析未来走向，全面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
《读懂中国改革（3）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从新常态开篇，详细分析新常态是什么，新常态下该如何应对，有哪些机遇和发展空间。中篇讲述新政的改革红利，聚焦目前的热点话题，如混合制改革、人口红利等。下篇聚焦四中全会的法治中国和国家现代化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权威解读之作，聚焦新常态下，我们如何谋划和布局。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走势变轨、结构调整阵痛、法治面临新局面，新一轮历史变革开启，压力与挑战并存。
《读懂中国改革（3） 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深入探讨，迈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需要跨越哪些“红线”，解决哪些问题？2015，中国经济会怎么样？未来30年，经济大趋势又如何？如何在“冬天”进行全新的谋划、布局和投资？丧失人口红利，中国如何持续发展？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会走向何方？……户籍、金融、财税、混合所有制、法治等各个领域，我们将直面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华生、李稻葵……国内最有话语权的高层智囊、精英学者，在《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中，从各自专业角度，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抓住其本质和内在逻辑；让我们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决策当下与机遇未来。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吴敬琏，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

★所有优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然后准备下一步的。等到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5年以后的成败得失，5年以后的市场份额，5年以后的风光云影。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既不必过度悲观，同样也不能盲目乐观。正确的态度应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
我们正处在“新的30年”的开端，未来30年是好是坏，现在谁也不能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管是好是坏，都和过去的30年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有新的眼光、新的思维。
未来不取决于预测，而取决于行为，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取决于每个人怎么行动。今天做什么选择，做什么行动，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中国在丧失其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长期增长。
——某知名人士

代序 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厉以宁
上篇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
第一章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厉以宁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吴敬琏
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李稻葵
"新常态"与"非常态" 卢锋
新常态经济的法律视角/江平
第二章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
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李稻葵
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周其仁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七个新机会/马蔚华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与战略/华生
引领经济新常态走向好的新常态/李佐军
第三章2015，中国经济会怎样
经济形势判断与调控技术/夏斌
经济形势分析及2015政策展望/刘世锦
2015年中国经济十大猜想/管清友
2015，中国经济会怎么样/邵宇
中篇未来30年，经济大趋势
第四章未来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
中国将保持多快增长？/林毅夫
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机会在哪里/周其仁
未来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孙立平
哪些束缚改革的"红线"应该松绑/管清友
中国人为何收入差距这么大/厉以宁
第五章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
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蔡昉
户籍改革释放二次人口红利/邵宇
农民工市民化，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蔡昉
中国新城镇化应走出当前改革误区/陶然
第六章国企改革的轨迹与征途
改革的前提是政府要放权/姚洋
中国国企改革的轨迹与正途/陶然
公平的市场环境更重要/傅蔚冈
国有企业改革--从混合所有制谈起/张曙光
第七章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思路与方向
加快推进适应新常态的金融改革/巴曙松
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思路与方向/贾康
金融创新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林毅夫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改革的战略推动者/吴晓求
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李扬

下篇新的执政使命与中国转型
第八章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
习近平的治国使命与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汪玉凯
社会公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竹立家
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郑永年
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孙立平
本轮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汪玉凯
第九章法治中国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
法治与中国"空转政府"的治理/郑永年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转轨的需要/任剑涛
以法治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傅蔚冈
法治和善治需要开放试错/冯兴元
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季卫东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旧常态已不能维持
所谓旧常态，我们维持得也许已经超过了改革年代，就是超过30多年。这种常态的特点就是用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度，这种旧的常态不能维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力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逐步地下行，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增长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下到了10%，一直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中间当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是在支持GDP的回升上越来越短暂。
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不管叫它微刺激也好，也有人认为不太微也好，实际上只是在第二季度，GDP增长率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份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是看来这次的收效显得更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是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就是用“三驾马车”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这个在方法论上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应该用一个经济学上的“生态函数”来讨论，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这是什么因素呢？不外乎就是劳动、资本、效率，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过去很多高速度的增长。
第一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新增的劳动力、新生的劳动力，还有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
第二个因素，投资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个因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基本的因素，大致从21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这些因素不再能支持很高的速度了。
具体来说，第一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投资。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都是靠着投资，当然单纯地依靠投资是不能持续的，经济学家对它做了很多分析，最初做出分析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产能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最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道路，依靠投资，但是不只是依靠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这比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因为长期主要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就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近年来这个速度在加快。所以继续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就是说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因素就是生产率。这个因素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第二个原因，就是开放。开放使得原来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引进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办法很快地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所以使得我们的效率提高。
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很快就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就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再创新，来引领我们的生产技术，才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创新，要在技术创新或者用技术创新来引领我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体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21世纪初开始，我们生产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也开始下降。2003、2004年以后，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地下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支撑经济增长主要的要素都发生力道下降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的实际内容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新的动力，增长速度继续降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是第一点，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下行通道，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
……

代序
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如何理解“新常态”
最近中国的媒体经常提及“新常态”这个词，那么，该如何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不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这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现在提到的“新常态”主要有两个含义：第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第二，经济超高速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以及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其中，“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是最重要的。
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GDP，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即将结束，即将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政府应该考虑适当降低GDP增速。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于正常，因为经济增长要重在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硬性的增长指标如何改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靠下死命令实现增长目标。比如，某年定的增长速度为9%，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的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
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会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硬指标则意味着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效率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力争今后改变这种现状。
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增长下降有几个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那么，何以见得呢？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从来不计入GDP。
第二，有一些就业人口的收入没有计入GDP。如现在担任保姆、月嫂等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她们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但是，她们的工资收入是不计入GDP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
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实际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而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这就更不好统计它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以上。近年来，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GDP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报，所以，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5%。
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既然如此，就不要害怕GDP增速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
投资和就业存在什么关系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要增加就业，就必须有大量投资。
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是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比如当前的雾霾是由于工厂烧煤太多、排烟过多等造成的，所以全国都在推动低碳化。而低碳化意味着必然要关、停一些企业，在国家治理环保的同时，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
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中国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同时，还有第二种情况，即中国的农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从未如此提过。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国和地区，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部分地区农村土地已完成确权，也相应地提出了这个概念。
农村土地确权，是指在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嘉兴市村镇考察，当时嘉兴市刚完成土地确权工作验收，之后我们到了嘉兴市的农村，看到村里满地都是鞭炮屑，一片红。这股热闹劲儿，一般都是农村家里有喜事的时候才放鞭炮。原来这里土地确权工作刚刚完成，农民放鞭炮庆祝这件事，因此，满地都是鞭炮屑。
什么叫土地确权？简单地说，就是三权三证。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发给农民土地经营权证；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政府发给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拥有在宅基地上盖房子的权利，政府发给农民房产证。
土地确权完成之后，三权三证给了农民，农民就放心了，不必担心今后会发生未经本人同意就圈占土地的事件，农民的房子不能被随意拆掉，因为这些都侵犯了农民的产权。
根据嘉兴市的统计资料，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例为3。1∶1，在土地确权完成之后，这个比例变为1。9∶1。由此可以看出，土地确权之后，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收入为何会增加呢？第一，土地确权完成之后，农民安心在农村工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第二，农民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把土地租给别人，收地租，同时，农民在城市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此收入增加；第三，农民盖了新房子，租给别人，每月可以获得房租收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了。
我们曾在嘉兴市的平湖市一个村里看到，该村旧房子全部拆掉了，都盖上了四层楼。我问村民这么多房子能住得完吗，村民说，一层店面租给外乡人开店，二层出租，家人住在三楼和四楼。
土地确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确权之前，先进行土地丈量，丈量完毕后发现土地面积增加了20%。为什么会增加20%呢？
一是，30多年前，农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那时候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在丈量土地进行承包的时候，好地一亩抵一亩，坏地两亩抵一亩。30多年过去了，经过农民的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提高了，因此，在这次确权丈量土地时，都是一亩算一亩，不再折算了，于是，土地就多了。
二是，在刚开始承包的时候，农民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很多田埂。计算土地面积时，要把田埂扣除，连田埂两侧遮住阳光的面积也要扣掉。现在农民用上了拖拉机、插秧机等，小块地不方便使用机器，田埂被逐步刨掉了。所以，这次丈量时耕地就多了。
三是，2006年以前中国还征收农业税，有多少地征多少税，农民在上报自己家土地的时候就尽量少报一些。比如，一亩三分地报一亩地，因为多报地要多交税，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上土地刚丈量完，农民均如实上报，谁都不愿意少报。因为少报土地面积的话，在出租或转包土地、入股时，耕地少报就吃亏了。
上述三个原因叠加起来，土地就增加了20%。目前，中国的农业正在兴起，农村也需要劳动力。现在中国土地确权工作正在试点阶段，估计5年之内可以完成全国的土地确权，届时中国的农村将会有新的面貌，农民也将富裕起来。
为什么会闹钱荒
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狭义货币供应量）、M2（广义货币供应量）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挺大的。但是，做生意的民营企业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
为什么会发生钱荒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是双重转型呢？一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作为信贷的主体，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获得贷款。贷不到款，民营企业会慌，因为如果手上没有现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掉，到哪儿去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碰到困难。
此前我们去广东调研，发现那里的很多企业主普遍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来说，叫“现金为王”。有现金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几乎家家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够。这从M1、M2的数字上是看不出来的。
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主要有三个目标，分别是宏观目标、微观目标，还有结构性目标。
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很重要的，不过，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微观目标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银行除应有经济效益外，还要有社会效益。
从结构性的目标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毕竟，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完成产业和技术升级。
其次，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大银行对应大企业，中等银行对应中型企业，小银行对应小企业，但是，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总之，金融改革的三个目标中，宏观目标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银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结构目标：走向实体经济。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产业发展，可以成立一家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很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来做，因此，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