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典名篇（套装全4册）（附《我不是来演讲的》）

★ 《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典名篇（套装全4册）》一网打尽马尔克斯四大名篇。
★ 《枯枝败叶》：马尔克斯创作的起点，开启《百年孤独》的钥匙。
★ 《恶时辰》：马尔克斯首部获奖长篇，揭示权力的奥秘与孤独。
★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一个残忍的犯罪故事，为此我写了三十年。——马尔克斯
★ 附赠：马尔克斯演讲集《我不是来演讲的》（定价：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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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经典名篇（套装全4册）》内含史上无争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主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四部经典名篇：《枯枝败叶》《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枯枝败叶》
描述了马孔多镇一家祖孙三代在一个大夫死后为其收殓的半小时内发生的故事，被视为“已具备《百年孤独》的雏形”，也开启了马尔克斯日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恶时辰》
这他妈的镇子。这他妈的年月。
一切都原封未动。政府是换了，还许了愿，说要和平，提出了各种保证。一开头大家都信以为真。可是，当官的呢，还是原班人马。
原本平静的小镇突然躁动起来。不知什么人开始在夜里贴匿名贴，揭露别人的隐私，并加以诽谤。一天清晨，塞萨尔在自家门上看到一张贴子，盛怒之下杀了贴中所指的妻子的情夫。小镇开始人心惶惶。
面对紧张的局面，刚上任的镇长宣布恢复“宵禁”，并派警察封锁小镇。匿名帖只是悲剧开始前一段美丽动人的插曲，死神要在镇上作祟了……
《恶时辰》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不同于马尔克斯以往的魔幻风格，而是用精炼简洁的语言，营造出荒诞、阴郁、惊心动魄的氛围。马尔克斯对权力的奥秘与孤独的揭示，对社会动荡和腐败根源的反思，令今天的读者不禁深感共鸣。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加西亚·马尔克斯负盛名的中篇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齐名。马尔克斯自认《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艺术成就要超过《百年孤独》。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讲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上校，五十六年来一直等待退伍金的绝望生活。这位知名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被誉为“20世纪小说中难忘的人物”，小说结尾也被誉为“所有文学作品中完美的一段”。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源于一场真实事件：195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朋友在全镇人面前惨遭杀害。“我如此急切地想要讲述这桩案件，也许是它终确定了我的作家生涯。”但直到1981年，经过30年的调查和思考，马尔克斯才终于找到这出悲剧的关键。
此时的马尔克斯，为抗议独裁统治，已经进行了5年文学罢工。然而为完成这一作品，他打破誓言，中止文学罢工，写下了这部触目惊心的悲剧——《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次年，马尔克斯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童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6年随父母迁居苏克雷。1947年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1948年因内战辍学，进入报界。五十年代开始出版文学作品。六十年代初移居墨西哥。1967年出版《百年孤独》。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浓缩的宇宙，其中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折映了一片大陆及其人们的富足与贫困。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优雅与活力的罕见融合。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动作都在歌唱生命、抗拒死亡。马尔克斯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文学大师。
——《纽约时报书评》

从写《枯枝败叶》的那一刻起，我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成为这个世界上很好的作家，没有人可以阻拦我。
——加西亚·马尔克斯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世界的小说。
——刘震云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马尔克斯很好的作品。哪怕是《百年孤独》，也没有能超过它带来的震撼。
——格非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综合了我以往所有作品的元素，我希望写的东西百分之百、准确无误地达到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马尔克斯的语言如此丰沛，如魔法一般，无人能企及。
——萨尔曼·拉什迪

《枯枝败叶》
《恶时辰》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上校打开咖啡罐，发现罐里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从炉子上端下锅来，把里面的水往地上泼去一半，然后用小刀把罐里最后一点儿｝昆着铁锈的咖啡末刮进锅里。
上校一副自信而又充满天真期待的神态，坐在陶炉跟前等待咖啡开锅，他觉得肚子里好像长出了许多有毒的蘑菇和百合。已是十月。他已经度过了太多这样的清晨，可对他来说，这天的清晨还是一样难挨。自上次内战结束以来过了五十六年了，上校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等待，而等到的东西屈指可数，十月算是其中之一。
妻子见上校端着咖啡走进卧室，便撩起了蚊帐。昨天夜里，她的哮喘病又发作了，人到现在还昏昏沉沉的。她勉强坐起身，接过了咖啡。
“你的呢？”她问道。
“我喝过了，”上校撒了个谎，“刚还剩一大勺呢！”
这时，镇子上响起了一阵阵丧钟声，上校早已把今天要出殡这事忘到脑后去了。妻子喝咖啡的时候，他摘下吊床的一头，卷到门后的另一头上去。女人想起了那个过世的人。
“他是一九二二年生的，”她说，“四月七号，正好比咱们的孩子小一个月。”
她艰难地喘着气，在喘息稍定的间歇里喝一口咖啡。这老太太简直就是由几块白色软骨构成的，靠一根僵硬、弯曲的脊柱勉力支撑；呼吸困难使得她问话的口气就像在陈述事实。直到喝完咖啡，她还在想那个死去的人。
“十月份下葬一定很可怕。”她说。可是上校没留神听她说话。他打开窗子。十月已经来到了这所小院。草木葱茏，地面上到处是蚯蚓拱起的小土堆，看着这些，上校的肠道又一次感到，十月这个不祥的月份真的来临了。
“我的骨头都返潮了！”他说。
“冬天了嘛，”妻子应道，“打一开始下雨我就跟你讲，睡觉的时候要把袜子穿上。”
“已经一个星期了，我一直穿着袜子睡觉。”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上校本打算裹上毯子躺到吊床上去睡个回笼觉，可那破钟一个劲儿地响，终于让他记起了出殡的事。“十月到了。”他咕哝着走到房子中央，这才蓦地想起公鸡还在床腿上拴着。这是一只斗鸡。
把杯子收拾到厨房去之后，上校到堂屋里给那架嵌在雕花木框里的钟上了发条。同那问窄小得让哮喘病人透不过气来的卧房相比，这间堂屋还算宽敞。小桌周围放着四把藤摇椅，桌上铺了台布，上面还摆着一只石膏小猫。钟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条满载玫瑰的小船，船上几个小伙子围着一个身披薄纱的女人。
上校给钟上完发条，已经是七点二十分。他把鸡抱进厨房，拴在炉座腿上，给罐子换了水，又在旁边撒了一小把玉米。一群孩子从破栅栏钻了进来，围着鸡坐成一圈，静悄悄地看着它的一举一动。
“别盯着它看，”上校发话了，“总这么看会把鸡看伤的。”
小家伙们就像没听见似的，有一个还掏出口琴吹起了流行曲。“今天不能吹，镇子上办丧事呢！”上校这么一说，那小家伙马上把口琴塞回裤兜，上校这才走进卧室去穿送葬的衣服。
妻子犯了哮喘病，白上衣没熨好，上校只好决定穿那件结婚以后只在特别隆重的场合穿过几次的黑呢外衣。他费了好大事才从箱底翻出了那件用报纸包着、里边还放了防蛀卫生球的衣服。妻子躺在床上，还在想那个死者。
“这会儿他该已经碰见咱们的阿古斯丁了，”妻子说，“他该不会把咱们在阿古斯丁死后的处境告诉他吧！，，
“他们这会儿恐怕正在谈论斗鸡的事。”上校说。
他从箱子里翻出一把很大的旧雨伞。这伞是他妻子在他那个党某次筹集经费的政治摸彩中赢得的奖品。那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场露天演出，虽说下了雨，演出并没有中断。上佼、妻子和他们当时只有八岁的儿子阿古斯丁，都挤坐在这把伞下坚持看完了最后一幕。可现在，阿古斯丁已不在人世，当年发亮的绸伞面也已被虫蛀得百孔千疮。
“你瞧咱们这把马戏团小丑的伞现在成什么样子了。”上校过去就老这么形容这把伞。他在头顶撑开了那个奇异的金属骨架。“现在只能用它来数天上有多少星星了。”
上校微微一笑，可妻子看也没看一眼那把伞。“凡事都这样，”她低声说道，“咱们还活着，可这把老骨头已经朽了。”她闭上双眼，好更加专注地想那个死者。
上校用手摸索着刮完脸（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镜子用了），随后不声不响地穿上衣服。他的裤子像长衬裤一样紧紧地包在腿上，脚踝处绑了个活结，腰问用一条同样质地的布带穿过缝在那里的两个金光闪闪的裤钩系住。他不用腰带。旧马尼拉纸色的衬衣几乎和马尼拉纸一样粗硬，顶端用一颗黄铜扣子扣住。本来假领子也要靠这个扣子固定，可那领子早就破烂不堪，因此上校打消了系领带的念头。
上校郑重其事地做着每个动作，他双手的皮肤光润，紧绷在骨头上，表面像脖子一样长有痣斑。他先把漆皮靴靴缝里的土都弄干净，然后才穿上脚。直到此刻，妻子看见他穿得和结婚当天一样，这才发现丈夫老多了。
“你就像要去办什么大事似的。”妻子说。
“这次的葬礼就是大事，”上校答道，“这么多年了，他是我们这里第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九点以后，雨住了。上校正要出门，妻子一把拽住了他的衣袖。
“把头发梳梳。”她说。
他拿起一把牛角梳，竭力想梳平那一头铁灰色的硬发，结果全是枉然。
“我这模样一定跟只鹦鹉差不多。’’他说。
妻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觉得还不至于。上校不像鹦鹉，他是个枯瘦的老头，浑身的硬骨头就像是用螺钉螺帽接起来的一样，唯有双眼倒是炯炯有神，看上去才不像是在福尔马林药水里泡着的。
“你这样很好。”妻子赞许地说，待丈夫刚要走出卧室，她又加了一句：
“你问问医生，咱们家可曾得罪过他。，，
老夫妻俩住在镇子尽头的一所房子里，棕榈树叶屋顶，石灰墙已开始剥落。空气依然很潮湿，但雨已经停了。上校沿着一条小巷向广场走去，小巷两旁的屋舍一间挤着一间。一上大街，上校不禁浑身一颤：放眼望去，镇子上布满了鲜花，女人们都身着丧服坐在各家门口，等候着送葬的队伍。
上校走到广场时，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台球厅老板从他的门口看见了上校，举起手打了个招呼：
“等一等，上校，我借把伞给您。”
上校头也不回地答道：
“谢谢，我这样挺好。”
送葬的队伍还没有出发。男人们一律身着白衬衣，系黑领带，打着伞在门口交谈。其中一位看见上校正跳过广场上的一个个水坑。
“上这儿来吧，老兄。”他喊道。
一面在伞下让出了一块地方。
“谢谢，老兄。”上校说。
但他没有接受这番好意，而是径直进屋去向死者的母亲致哀。一进门他先闻到扑鼻的花香，紧接着感觉到一阵热气。上校竭力想在挤作一团的人群中间开出一条道来，可不知是谁用手推着他穿过一副副神情呆滞的面孔，一直来到屋子的尽头，来到死者那大张着的深鼻孔跟前。
死者的母亲正在用一把芭蕉扇驱赶着棺材上的苍蝇，其他几个黑衣女人则呆呆地望着尸体，神情就像人们在看着河里的流水一般。突然，屋子尽头响起了某个声音。上校挤开一个女人，走到死者母亲身旁，把一只手放到她肩上，咬紧了牙关。
“我向您致哀。”他说。
她没有回过头，而是张开嘴发出一声号叫。上校心头一惊，觉得自己被哭成一片的无形人潮推向尸体，他想扶住墙，可是又够不着，那边也挤满了人。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语：“小心，上校。”他转过头，正好和尸体面对面。但上校已经认不出他来了，他虽已僵硬，看上去却依然生气勃勃，而且似乎和上校一样茫然，他浑身上下都裹着白布，手里还握着一支短号。等上校在一片痛哭声中抬起头想喘口气时，棺材已经上了盖，正被七高八低地沿着一条摆满鲜花的斜坡向门口抬去，鲜花不时在墙上挤碎。他出了一身汗，关节又疼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直到雨打湿了他的眼睑，他才发觉自己已经到了街上。有人拉了拉他的胳膊，说：
“快点儿，老兄，我正等您昵。”
这人是堂萨瓦斯，他过世儿子的教父，也是他们那个党唯一一个躲过了政治迫害并能继续住在镇子上的领导人。“谢谢您了，老兄。”上校应了一声，便一言不发地走在伞下。乐队奏起了葬礼进行曲，上校听得出来，这里面少了一支铜号，于是他第一次确信，死者是真的死了。
“可怜的人！”他喃喃地说道。
堂萨瓦斯干咳了一声。他左手打着伞，因为个子比上校矮，他把伞柄举得几乎齐头高。队伍出了广场以后，人们开始说起话来。堂萨瓦斯转向上校，神情忧郁，问道：
“老兄，您那只鸡怎么样了？”
“老样子。”上校答道。
这时传来了一声喊叫：
“你们想把这个死人弄到哪里去？”
上校抬头望去，只见镇长站在警察局的阳台上，摆出一副演讲的架势，身上穿着衬裤和法兰绒上衣，双颊浮肿，胡子也没刮。乐手们停止演奏葬礼进行曲。过了一会儿，上校听见安赫尔神父正高声同镇长交涉。透过伞面上的雨声，上校隐约听出了他们的对话。
“怎么回事？”堂萨瓦斯问道。
“没什么，”上校答道，“说是不许送葬队伍从警察局门口经过。”
“我倒忘了，”堂萨瓦斯大声说，“我总是忘了现在还是戒严时期。”
“可这又不是暴动，”上校说，“不过是死了一个可怜的鼓号手。”
队伍掉了头。走到贫民区时，女人们先是默不作声地咬着指甲目送队伍经过，而后也纷纷走上街头，大声说出颂扬、感激和依依惜别的话，仿佛死者在棺材里都能听见似的。到了墓地，上校觉得不舒服。堂萨瓦斯把他推到墙根给抬灵柩的人们让路，同时微笑着向他转过头去，看见的却是一张痛苦的脸。
“您怎么啦，老兄？”堂萨瓦斯问道。
上校长吁了一口气。
“十月到了，老兄。”
他们顺着原路往回走。雨已经停了。瓦蓝的天空高远深邃。“应该不会再下了。”这么一想，上校觉得舒服了许多，但还是沉浸在冥想之中。堂萨瓦斯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老兄，找医生看看吧。”
“我没病，”上校说，“只是每到十月我的肠子里就好像有什么小动物在折腾似的。”
堂萨瓦斯“哦”了一声。两人在他家门E1分了手。那是一座两层楼的新房子，窗户上都装着铁栅栏。上校也向自己的家走去，他急着脱下身上的这件礼服。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家门，在街角小店买了一罐咖啡，还给鸡买了半磅玉米。
星期四，上校本打算在吊床上躺一整天，可还是起来去侍弄那只公鸡。这几天雨下个不停，整整一周，上校的肚子都胀鼓鼓的。一连好几夜，妻子那哨音一般的呼吸声也把他折腾得够呛。到了星期五下午，难得十月里雨竟停了。阿古斯丁过去的伙伴们——他们同阿古斯丁一样，都是裁缝铺的伙计，也都是斗鸡迷——抽空过来把那只鸡检查了一番：情况正常。
家里只剩下上校和妻子的时候，上校回到卧室。妻子的病已经好点儿了。
“他们说什么了？”她问道。
“他们兴高采烈的，”上校告诉她，“都在攒钱，要往这只鸡上下注呢！”
“我真不明白，他们看上这只丑公鸡哪一点了，”妻子说，“我总看它像个怪物：和爪子比，它的头也太小了。”
“都说这是全省最棒的一只公鸡，”上校说，“大概值五十个比索。”
他确信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留下这只公鸡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他们的儿子九个月前在斗鸡场上因散发秘密传单而被乱枪打死后留下的遗产。“哪有那么值钱，你简直是在说梦话，”妻子说，“我看等这点玉米喂完了，咱们就得用自己的肝来喂它了。”上校这时一面在衣柜里找他那条粗布裤子，一面也在暗自忖度。
“也没几个月了，”他说，“听说斗鸡会在一月份举行，过后咱们准能把它卖个好价钱。”
裤子还没熨。妻子把它摊在炉台上，用两只经炉火加热的铁熨斗熨。
“你这会儿忙着出去有什么事？”妻子问道。
“上邮局去。”
“我都忘了今天是星期五了。”她边说边回到卧室。上校已穿好其他衣服，但还没穿裤子。她打量着上校的鞋。
“这双鞋早该扔了，”她说，“还是穿那双漆皮靴吧！”
上校顿感凄凉。
“那双就像是没爹没妈的孩子穿的一样，”他抗议道，“我每次穿上它们就像刚从收容所里逃出来似的。”
“我们本来就是没儿没女的孤老嘛！”妻子说。
这次还是他给说服了。上校赶在船拉响汽笛前向码头走去。他脚上穿着漆皮靴，白色的裤子上没系腰带，衬衣上也没套假领子，脖颈处用那枚铜扣子扣住。他站在叙利亚人摩西的店前看着船靠岸。乘客们已在船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八个钟头，到下船时都疲惫不堪。还是那几个老乘客：几个跑小买卖的，外加几个上星期出去现在又如期返回的镇上居民。
邮船在最后面。上校心事重重地看着它靠岸。他认出了舱顶的邮袋，系在蒸汽管上，盖着油布。十五年的等待使上校的直觉变得越来越敏锐，正如那只公鸡使他日益忐忑不安一样。从邮电局长上船解下邮袋背在背上的那一刻起，上校便目不转睛地盯住了他。
与码头平行的有一条街，那里简直是一座迷宫。
……
《恶时辰》
安赫尔神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床上坐起来。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揉了揉眼皮，推开蚊帐，坐在光溜溜的凉席上沉吟了片刻，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神父想了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和圣徒祭日表上哪一位圣徒对应呢。“噢，十月四日，礼拜二。”想罢，他又低声说道：“圣弗朗西斯科·德阿希斯。”
安赫尔神父穿好衣服，没去洗脸，也没去祈祷。他身材高大，脸上红扑扑的，那副安详的样子活像一头温顺的牤牛，而且他举止稳重，动作迟缓，一举一动都像头牛。神父用手指轻轻地扣好长袍上的纽扣，那股不紧不慢的劲头仿佛给竖琴调弦一样。他系好衣服，拔掉门闩，打开朝庭院的那扇门，一看到细雨中的晚香玉，他不由得想起一句歌词。
“我的眼泪让海水上涨。”他吁了一口气。
从神父的卧室到教堂，有一条回廊相通，两侧放着几盆鲜花。回廊上墁着碎砖头。十月里，青草开始在砖缝问滋长起来。去教堂之前，安赫尔神父走进厕所，撒了好大一泡尿。他屏住呼吸，那股催人泪下的浓烈的氨水气味真是呛人。随后，他走到廊子上，又想起一句歌词：“小艇将把我带进你的梦乡。”走到教堂狭窄的小门前，他再一次嗅到晚香玉的馥郁香气。
教堂里臭烘烘的。长方形的中殿上也墁着碎砖头，只有一扇大门通向广场。安赫尔神父径直走到钟楼下面，抬头一看，吊铊离头顶还有一米多高，他想：还可以走上一个礼拜。成群的蚊虫向神父猛扑过来。啪的一声，他一巴掌拍死后颈上的一只蚊子，在拉钟的绳子上揩干净手上的血迹。上面结构复杂的机械装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紧接着他听到钟楼里的时钟敲响了五下，声音喑哑而深沉。
待到余音散尽，神父两手抓住钟绳，把绳头绕在手腕上，劲头十足地敲响了破旧的铜钟。安赫尔神父已经六十一岁了，在这个岁数，敲钟可算是个累活。但他却总是亲自召唤大家来望弥撒。只有这样做，他才觉得心安。
在当当的钟声里，特莉妮达推开临街的门，走到昨天晚上放老鼠夹子的那个角落，一看逮住了几只小老鼠，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恶心。
她打开第一个鼠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老鼠尾巴，把它丢进一个草纸板做的盒子里。这时候，安赫尔神父打开了冲着广场的大门。
“您早，神父。”特莉妮达说。
神父没注意听姑娘那悦耳的男中音。广场上空寂无人，杏树在雨帘中沉睡着。十月的清冷早晨，小镇显得死气沉沉。看到周围的景象，神父感到一阵惆怅和孤寂。耳朵习惯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之后，又听见广场深处响起了巴斯托尔的单簧管那清晰又有点邈远的声音。这时候，神父才回答姑娘的问候。
“巴斯托尔没跟那伙弹小夜曲的人在一起。”他说。
“没有。”特莉妮达肯定地说。她端着装死老鼠的盒子朝神父走过来。“那伙人弹的是六弦琴。”
“他们傻里傻气地唱了两个钟头了。”神父说，…我的眼泪让海水上涨’，是不是？”
“这是巴斯托尔新编的歌。”她说。
神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一时间好像着了魔似的。多少年来，他时常听到巴斯托尔那单簧管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钟，在离教堂两条街的地方，巴斯托尔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背倚着鸽房的立柱，开始练习吹奏。小镇上一直就是这么一套毫厘不爽的程序：先是五点钟的五声钟响，接着是召唤人们望弥撒的晨钟，最后是巴斯托尔在自己的庭院里吹奏单簧管，清越的、节奏明朗的声音使弥漫着鸽子屎味的空气显得洁净了许多。
“曲子挺好听，”神父说，“可是歌词太笨了。几句话颠过来倒过去都能唱，没有什么区别。梦将把我带上你的小艇。”
神父对自己的新发现十分得意，微笑着转过身去，点燃了祭坛上的蜡烛。特莉妮达跟在神父后面。她身穿一件长长的白晨衣，袖子长抵手腕，腰间系着一条淡蓝色的绸带（这是某个世俗团体的固定装饰）。她的两条眉毛连在一起，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漆黑发亮的眼睛。
……
《枯枝败叶》
这是我第一次瞧见死尸。今天是礼拜三，可我总觉得是礼拜天，因为我没去上学，妈妈还给我换上了那件有点儿瘦的绿灯芯绒衣服。妈妈拉着我的手，跟在外祖父后面。外祖父每走一步，都要用手杖探探路，免得撞着什么东西（屋里黑幽幽的，看不清楚，他又是一瘸一拐的）。走过立镜前，我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全身，绿色的衣服，脖颈上紧紧地扎着一条浆过的白带子。我在圆得像满月一样、脏乎乎的镜子里打量着自己，心里想：这就是我，今天像过礼拜天似的。
我们来到停尸间。
屋子里门窗紧闭，又热又闷。大街上传来太阳的嗡嗡声，除此以外什么也听不见。空气停滞不动，凝成一团，似乎能像钢板一样拧几道弯儿。停尸间里，飘浮着一股衣箱的气味。我朝四下里瞧了瞧，一只衣箱也没看到。角落里有张吊床，一头挂在铁环上。一股垃圾味儿直钻鼻孔。我反正觉得，周围的那些破烂玩意儿，那些快要霉烂的物件，看上去就像有股垃圾味儿，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另一种气味。
从前，我以为凡是死人都戴着帽子。现在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死人光着头，脑袋青青的，下巴上系着一条手帕，嘴巴略微张开，紫色的嘴唇后面露出带黑斑的、参差不齐的牙齿。舌头朝一边耷拉着，又肥大又软和，比脸的颜色还要暗淡，跟用麻绳勒紧的手指头颜色一样。死人瞪着眼睛，比普通人的大得多，目光又焦躁又茫然，皮肤好像被压紧实的湿土。我本以为死人看上去大概像普通人在静悄悄地睡觉。现在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
死人像是个刚吵过架的、怒气冲冲、完全清醒的活人。
妈妈的穿着也像是过礼拜天：头上戴着压住耳朵的旧草帽，身穿领口封住、袖子长抵手腕的黑衣服。今天是礼拜三，看见她这身装束，我觉得她和我疏远了，像个陌生人。她似乎要跟我说些什么。这时候，抬棺材的人来了，外祖父站起身，迎上前去。妈妈坐在我旁边，背朝着紧闭的窗户，大口大口地直喘粗气，时不时地整理着露在帽子外面的几绺头发。她出来的时候帽子戴得太急，头发没有来得及绾好。外祖父吩咐把棺材撂在靠床的地方。这会儿，我看清楚了，棺材满可以容得下那个死人。刚抬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棺材太小了，似乎装不下这具躺下后跟床一样长的尸体。
我真不明白，干吗把我带到这儿来。这栋房子我压根儿没有进来过，还以为没人住哪。它就在大街的拐角上，很宽敞。在我印象中，房门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一直以为是座空房子。今天，妈妈跟我说：“下午别上学去了。
”她说话的声音很沉重，半吞半吐的，我听了，心里一点儿也不快活。她拿着灯芯绒衣服走过来，一声不响地给我穿上。随后，我们走到大门口，找到外祖父。我们走过三户人家，来到这儿。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街角这里还有人住，而且已经去世了。妈妈说：“大夫要下葬了，你可得老实点儿。”她指的大概就是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