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最后600天

披露大量珍贵历史照片、一手材料。作家顾保孜潜心多年写就，摄影师杜修贤生前作品。

作家顾保孜潜心多年写成，摄影师杜修贤（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生前最后一部作品
《周恩来最后600天》收录300多幅历史照片，记录周总理最后600天令人心痛岁月，大量珍贵照片属首次面世
1972年5月12日发现癌细胞到1976年1月8日逝世
最后600天，13次大小手术，在医院接待外宾60多次，外出工作10多次，离世时体重不到60斤
他是一个老人，一个病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抱病履职，苦撑危局，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开国总理周恩来，他生前没有子女，死后没有墓穴，他将自己完全融入了祖国的土地
本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周恩来最后600天》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从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生动地展现了周恩来总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并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的过程，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崇高的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人格力量。
周恩来从患病到住院，经历了两年苦撑危局的政治苦旅；从住院到逝世，又经历了600天由生到死的病痛时日。周恩来从1972年5月12日，检查出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生命的最后600天里，共做大小手术13次。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着病痛、负重、伤感、离别与希望，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

顾保孜，江苏兴化人。1957年2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著有《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红镜头》《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等数十部纪实文学著作。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等奖项。

杜修贤（1926年11月—2014年6月），陕西米脂人，1945年在延安八路军电影团师从吴印咸学习摄影。1954年任新华社北京分社任摄影组组长、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摄影记者。1960年起担任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副组长、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20世纪60-70年代，他先后担任周恩来、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1980年担任中国图片社副总经理，1984年离休。

第一章 祸起萧墙
淡然处之
抽薪止沸
复出之路
一衣带水
南辕北辙

第二章 病魔缠身
周恩来的治疗终于提到议事日程。然而，政坛暗流涌动，权力之争加剧。
柳暗花明
求贤若渴
日理万机
如愿以偿
再度受挫
忍辱负重
改弦更张
岁月留痕
风波再起
明火执仗

第三章 困顿病榻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恶化，癌症转移。他拖着重病之躯，千方百计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
西风残照
困顿病榻
挂肚牵心
垂暮之治
欢聚一堂
风生水起
生死一搏
情同手足
心愿已了

第四章 回天乏术
到1975年夏，周恩来体重仅剩61斤。他凭借自己在党内外的影响力，希望用生命的最后力量托举邓小平平稳接班。
惺惺相惜
以忍为阍
暗流涌动
洞察秋毫
触物生情
泪干肠断
直抒胸臆
因风吹火
逝者如斯
激浊扬清

第五章 弥留之际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来停止了呼吸。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成了人生的最后谢幕。
相濡以沫
临深履薄
油干灯尽
语重心沉
回光返照
难以回天

第六章 魂舞大地
"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成千上万的首都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用泪水与怀念为周恩来总理送行。
剖肝泣血
力不从心
天怒人怨
众怒难犯
风木含悲
最后使命
涓滴不遗

第一章 祸起萧墙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尿中有4个红血球，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总理”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做出了关键的抉择！
淡然处之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在送走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久，一次例行常规检查，尿检中发现4个红血球。从此，病魔如影，紧紧相随。
1972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令世界惊叹的新纪元。
尼克松2月21日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他在中国访问期间，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最后也是由周恩来亲自陪同前往杭州、上海等地参观。2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冒雨送别客人。尼克松夫妇透过舷窗，看见周恩来站在蒙蒙细雨中，坚持不打雨伞向他们款款挥手……
就这样，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带着不可磨灭的记忆，乘专机飞离中国。
尼克松访华的日程不过只有一周的时间，可这对周恩来来说，却耗费了他好几年的精力。正如一条完工的道路，通车只需要片刻的工夫，而筑路工程却是漫长而艰辛的。周恩来为筑成这条不寻常的路，凝聚了毕生的智慧，也耗费了生命的精髓。当一个个永恒的辉煌画面不断出现时，病魔的阴影也悄悄降临！
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的一天清晨，这天日历上印着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从周恩来的卫生间取走了一个用肉眼看不出任何变化的尿检小玻璃瓶。这是医生按照惯例，一个星期要为总理作一次大小便检查。
这一天，周恩来起床洗漱，简单早餐后，照例来到他在西花厅后院的办公室里批阅头一天没有看完的文件。他在一堆文件里看见一份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副省长冯白驹的病情报告，他心里有些隐痛。这位被他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老将军在“文革”中挨整，身体与精神上受了很大折磨，现在又得了前列腺癌。“文革”以来，像冯白驹这样挨整直到患上癌症的老干部还有很多，但只要周恩来知道，他都会尽全力为其解脱政治审查的精神枷锁，让他们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治病环境。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在冯白驹治病的报告上批道：“冯白驹同志如患癌可进到北京日坛医院来治，其夫人同来。”他写完批示，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又拿起电话给中办负责人，嘱咐中办将他的批示快一些转告浙江省委，不要因为报告“例行公事”而耽误了老将军的治病。
就在周恩来尽力挽救别人生命之时，他自己的生命信息也传递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命运之神向他亮起了红灯。
第二天，周恩来的化验结果送到了保健医生手里。张医生一看化验单，不由得心一沉——4个红血球！这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4个红血球！
北京医院是张医生供职的单位，如果是平时，他在北京医院门诊坐诊，这4个红血球对诊断疾病是没多大的临床意义的。但现在不同，他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
他不能侥幸，但也不能紧张，更不能马上就声张，以免造成大家的紧张情绪，干扰总理的工作。他连邓颖超大姐也没有告诉，而是悄悄给协和医院泌尿专家，也是负责中南海领导人保健工作的主治医生吴阶平打了个电话，报告这一情况。
吴阶平一听，也觉得必须警惕。为慎重起见，他让张医生再多取几次尿样，以便进一步作病理化验。
吴阶平放下电话，他的心收紧了。周恩来总理是他最为熟悉也最为信服的人。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和周恩来有过很多交往。周恩来十分赏识并信赖吴阶平高超的医疗水平，曾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国内外重大特殊的医疗保健任务。1962年，周恩来得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因肾结石导致左肾功能障碍，可能要进行切除手术。他对苏加诺说，我们国内有很好的泌尿专家，我派他去给你看看，尽量不要手术切除。于是周恩来让吴阶平带着中国医疗组去了印度尼西亚，经过4个月的努力，吴阶平终于让苏加诺的左肾恢复了功能。为此，苏加诺总统和夫人感激万分，不仅设宴欢送中国专家，还给吴阶平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从此，吴阶平在苏加诺眼睛里，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专家，就连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什么的，也要把吴阶平从中国请去治疗一番。吴阶平后来又多次被周恩来派出国，为一些国家元首治愈了泌尿系统的顽症。吴阶平这下名声大震，真成了全科专家的“国际保健医生”。
此时吴阶平多么希望周恩来接下来的检查，各项指标能和以前一样，属于正常范围内，那4个红血球只是一次意外的出现。按照吴阶平的要求，张佐良医生还要再给周总理取尿样。他面对常规检查中最简单的取尿样，却犯了难。
张佐良做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快十年了，十分了解周恩来的脾气。总理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认真仔细，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刚作了常规检查，又叫留样化验。周恩来一定会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医生，然后仔仔细细问个明白；要是医生理由不充分，他会毫不犹豫加以拒绝的。他可不愿意为没有根据的怀疑麻烦医生也麻烦自己，他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以分秒为计算单位，哪能再添额外的项目呢！
为再次争取总理的配合，保健医生苦苦想了一天，为4个红血球的出现想了5个理由来说服总理再作进一步检查：第一可能是血管硬化，毛细血管渗血；第二是尿路结石，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有炎症；第四是尿道血管畸形；第五是膀胱里长良性瘤子。那么第六……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他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也是保健医生最为担心的──癌！
张医生为完善这5个理由，又去找了邓颖超大姐，听取她的意见，以便说服总理的理由再充分一些。被工作人员称为邓大姐的邓颖超，在大家心目中，就是总理的第一道“安全检查哨”，大事小事总是先和邓大姐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大家再去执行实施，这样不仅减少打扰总理的时间，也缩短总理了解与适应的过程。毕竟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中医，邓颖超从小就熟悉并谙熟中医，以前她常请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开药方，她本人也是常年吃中药调养身体。当她知道周恩来尿检发现4个红血球，并不感到紧张，她觉得张医生这5条理由有足够的说服力，周恩来一定会配合的。她为张医生能一次取样成功，还特地了解了这几天总理的日程安排。
5月14日—18日，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周总理可能14日上午还在西花厅办公，以后的几天恐怕再难有时间听医生一条条地解释取尿样的理由了。张医生按照这个时间点，14日一早就在西花厅等候，果然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办公已达10多个小时。张医生趁给总理送药的机会，劝总理休息一会儿。他知道总理心脏不好，这样劳累是不行的，也借此将需要再次进行尿检的事情告诉总理。
周恩来看见张医生进来送药，只是机械性地抬起疲倦的脸庞，取下老花镜，接过药和水杯，一口把药吞下，然后又把老花镜戴上，继续埋头批阅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会堂迎接外宾，可他的办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积如山。张医生见状，有些发毛，心脏不由得
怦怦地跳：正在工作的总理能有耐心听完我的五条理由吗？如果一口拒绝怎么办？
张医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是好。
还是周恩来敏感，察觉张佐良神态有些异常，就抬头问他还有什么事情？
“总理，是这样的，前天检查的小便，里面有4个红血球……”
大夫清清喉咙，尽量用平静的语气。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周恩来懂一些卫生常识，小便中有微量红血球属于正常现象。
“总理，不是大惊小怪。发现红血球，不管有病没病，应该先搞清楚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
果然不出所料，总理开始刨根问底了。
周恩来摘下老花镜，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那是准备好好听听他的保健医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势。
医生按照想好的五条理由，由轻说到重，一条一条摆给总理听，才讲了三条，总理打断他的话头：“别绕圈子了，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你先别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开始也是发现尿中有红血球，然后才检查出癌细胞的。正是因为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松警惕。张医生听见总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松了，说话也敢放开了，趁势给总理做思想工作。“总理，在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疗得早，预后是最好的一种。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复发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死亡，对不对？”周恩来不等张医生选择合适的词儿表达这个忌讳的字眼，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和总理说话，最好直截了当，不要回避：“对，死亡。”
“你说了这半天，究竟想要做什么？”周恩来目光认真。
“要小便，再作一次小便化验。”
“就这个？”这个要求可能出乎周恩来意外，他“扑哧”笑出了声，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查吧，马上？可以！”说罢，起身就去卫生间，
张医生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专门用来取尿样的瓶子递给总理。张医生拿到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要举行几个外事活动。其中一项，是与第二次访华的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就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党领袖田中角荣担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这个信号令周恩来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奋。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用苏北口音向日本客人发出了欢迎辞令：
“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而此时，西花厅与人民大会堂的热烈气氛正好相反，大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时刻。张医生收到了北京医院送来的尿样化验报告单与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尿样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血球”，
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血球数量竟增加了一倍。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日夜揪心的“癌细胞”还是无情地出现了！
这9个触目惊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厅值班室里的空气。大家一动不动地紧盯着这张化验单，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错了这9个字。
然而，这9个字写在一国总理的检查化验单上，白纸黑字，谁也无法抹去。顿时，大家心里像装进一块石头，感到格外的沉重，几个女工作人员忍不住哭出了声，男工作人员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没人的地方吸烟、叹气，来释放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其实，这种心情随着“文革”开始，受总理苦闷、压抑、忧虑情绪的影响，就在大家心里埋下了。每次遇到总理遭遇命运不公，委曲求全时，大家苦闷的情绪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击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为总理鸣冤叫屈的感觉。苦闷中，张医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现在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尽自己最大可能尽快让总理进入治疗的“轨道”。
七十年代还不像现在，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那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泌尿专家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会不会是尿中的变异细胞，因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是变化无常的。这些变异细胞不能直接诊断为癌症。北京医院病理科对此极为负责，他们又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
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周恩来真的得了膀胱癌？张佐良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
吴阶平在电话里许久没有说话，他这几天担心的事情还是变为了现实。但是他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让张医生再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他自己提出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与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进行会诊。
尽管专家们在中南海会诊也基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可以确诊了，但吴阶平慎之又慎，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在不知道病人姓名的情况下进行“背对背”会诊。
5月18日，沪、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和北京病理学专家的结论没有异议。这意味着5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
周恩来不仅是一国总理，也是一个癌症病人的严酷现实，不容置疑地摆在了西花厅保健医生的面前！
张佐良与吴阶平等保健医生一道，将此情况报告了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同时，他们还建议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
说来奇怪，自从第二次取了尿样后，周恩来自己竟然像忘了这码事一样，也不问检查的结果。怎么一向注意细节的周恩来会表现出少有的疏忽呢？这很反常啊，可大家对总理的反常，也很纠结，既希望总理不要问结果，以免不会撒谎而泄漏了病情，但又希望总理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
医生哪里知道，周恩来此时心里装着一件重于生命的大事！
1972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七个年头。这七年，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此时周恩来身体所有的信号特别是不断消瘦已经告诉他，此次诊断绝非一般小病。为了国家的未来与前途，他必须刻不容缓，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出现的历史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多地解放中高级干部，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否则，他是无法安心躺在病床上治病的。
5月21日，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12人云集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从5月21日至6月23日开了一个月。
会议召开的当晚，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前往毛泽东处请示，可否将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他作为较早就看见此信的人之一，觉得是时候发表了。
此时的毛泽东因为“林彪事件”，精神与身体都受到重大打击，一直处于病魔缠身的状态中。年初，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再次病倒，并且病情来势凶猛。一次他突然休克倒地，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许久下不来车。下车后，他马上指挥医务人员：“你们要用全力抢救！”周恩来表情沉重，发自内心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毛主席！”
周恩来走近毛泽东床前，毛泽东的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握住毛泽东的一只大手，大声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音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
经过抢救，毛泽东醒过来了。周恩来很是感谢医护人员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事后，他还自己出钱请了两桌饭犒劳所有医护人员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大病后的毛泽东每天要吸氧，打针吃药，不仅行走困难，连说话都气喘吁吁，不要说出门参加中央会议了，就是在屋里转转都很困难。但病中的毛泽东，他的大脑是清楚的，当周恩来提出公开他写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时，他马上表示同意，毕竟那封信里他对林彪“借助钟馗打鬼”是早有认识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意味深长：
我的朋友的讲话（朋友指林彪。讲话，指林彪于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作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有了毛泽东的点头，这场“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成了一个大规模、高规格、长时间的会议，由此拉开了周恩来政治生涯中最后一场战斗的大幕——纠正“左倾”思潮，挽回“文革”损失！这成了相伴周恩来与病魔作斗争始终的政治使命。
这次会议上，大家第一次看见了毛泽东六年前写给江青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为这次会议批判林彪集团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毫无疑问，周恩来主持会议全过程，在他看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

如果是普通人，得知自己患癌，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赶紧检查治病，可是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知道自己患癌后，第一反应就是开展“批林整风”，让“文革”的“左”倾步伐慢下来。他用有限的生命确立一个政治生命的高度——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不能落在“四人帮”手里！因为他知道，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不能因为他的空位而留下难以弥补的“疤痕”，那么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与权力移交成为他最后生命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他病情日益加重之时，他几乎是在和病魔赛跑，耗尽心血完成了护驾邓小平出山的最后一段路程。进入1973年，周恩来开始大量尿血，中央同意周恩来做患癌病以来的第一次病灶检查与治疗，但他为确保邓小平顺利复出，将自己检查治疗时间一拖再拖。直到3月初，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已成定局，他才躺倒在手术台上……病情刚有好转，他又忘记自己是个病人，从与日本首相艰难谈判到陪同外宾视察祖国各地；从安排一个个老干部回京治病到主持起草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纲领性文件；从洁身自好绝不允许自己身上有任何政治瑕疵到至死都在抗争，努力洗刷别人泼在他身上的“脏水”……
一件件国事，一桩桩大事，一起起外事，他都亲力亲为，努力维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人民生活在“文革”期间能正常运转。而他自己在患病期间忍受了许多恶意误解与人身攻击。委屈与不公几乎伴随了周恩来整个患病岁月。
精神上的忍辱负重，身体上的病痛折磨，成为周恩来最后三年多的生命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