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经典：癌症楼

“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科斯托格洛托夫经过二十几年的军队、劳改营、流放地的生活后，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进了癌症楼。接受放射治疗后，他的病情渐渐好转。但是下一个疗程的“激素疗法”将使他失去性能力。在多年沉冤蒙难的日子中他已淡忘了女人，但他来到癌症楼治疗的时候，性意识在他身上猛然苏醒，强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成为生命力的一种标志。在展示他追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作者还描写了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室病友的不同命运和经历，他们的性格形成和人格扭曲，如向上爬的官僚鲁萨诺夫、青年地质学家瓦吉姆、女医生薇拉等等。
《诺贝尔文学奖经典：癌症楼》是一部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作品，同时又是剖析社会“毒瘤”，思考社会悲剧之根源，反思时代和历史的作品。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苏联—俄罗斯的杰出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斯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曾服过兵役。进劳改营服刑八年，其间两次从癌症的魔爪中逃脱。刑满后积极投入文学创作，其中《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轰动，但《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等杰作无法在当时的苏联出版，在西方国家率先出版后引起轰动。1969年被苏联作协开除，次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被苏联驱逐出境，流亡西方。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75年定居美国。1994年回俄罗斯。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他的人生与作品是如此相仿，堪称典范，相互之间，几乎不可分割。
——哈罗德·布鲁姆

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弗拉基米尔·普京

事实上，抛开政治的因素。索尔仁尼琴的文学艺术成就还是很高的。比如：在《癌症楼》这部作品中，他就非常精彩地刻画了七八个身患癌症的患者在面对生死时的不同态度，由此反映他们分别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蓝英年

第一部
第一章 根本不是癌
第二章 念书不能增添智慧
第三章 小蜜蜂
第四章 病号的焦虑
第五章 医生的焦虑
第六章 活检的始末
第七章 治病的权利
第八章 人们靠什么活着
第九章 Tumor cordis
第十章 孩子们
第十一章 桦树癌
第十二章 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复归
第十三章 幽灵也一一归来
第十四章 审判
第十五章 每人都有自己难念的经
第十六章 荒唐的事
第十七章 伊塞克湖草根
第十八章 哪怕在墓道入口处
第十九章 接近于光的速度
第二十章 美好的回忆
第二十一章 阴影消散

第二部
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
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第二十四章 输血
第二十五章 薇加
第二十六章 卓越的创举
第二十七章 人各有所好
第二十八章 处处是单数
第二十九章 硬话与软话
第三十章 老医生
第三十一章 市场偶像
第三十二章 从反面来看
第三十三章 顺利的结局
第三十四章 结局也比较悲惨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
第三十六章 也是最后的一天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

癌症楼也叫做“十三号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迷信思想，但是，当他看到为他开的住院许可证上写着“十三号楼”的时候，他的心不知为什么却为之一沉。这是很不明智的，就该把什么假肢楼或者肠道楼称为十三号楼。
然而，目前除了这所医院，整个共和国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治他的病了。
“可我这儿并不是癌，对吗，大夫？我这儿不是癌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面轻轻摸着自己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一面怀着希望问道，那肿瘤几乎天天在长，不过外面还是紧绷着白皙完好的皮肤。
“不是的，当然不是。”东佐娃大夫在以龙飞凤舞似的笔迹写一页页的病历过程中，不下十次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她写字时戴上那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就把眼镜摘下来。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又有点苍白，显得很疲倦。
这还是几天前门诊时的情形。指定到癌症楼去的病人，哪怕只是去门诊检查，夜里就会睡不着觉。而东佐娃决定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即住院，愈快愈好。
在两星期之内，这出人意料、来得突然的病，像雪崩一样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颇有福气的人头上，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一件事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的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那是指他不得不作为一般病人住进这所医院，可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治病住过普通病房了。于是他动用电话——打给叶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申佳平打，也给乌尔马斯巴耶夫打，而对方又往医院里打，问这所医院里有没有专家，能不能临时腾出一个小房间作为特殊病房。可是，由于这里实在太挤而毫无结果。
唯一通过院长说妥了的是，可以免去急诊室、大澡堂和更衣间的一套手续。
于是，尤拉把他们那辆载着父亲和母亲的浅蓝色“莫斯科人”牌小轿车一直开到“十三号楼”的台阶跟前。
尽管外面相当冷，但在露天的水泥台阶上，却有身穿破旧绒布病号服的两个女人瑟缩着站在那里。
从见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病号服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由于人来人往而磨损得厉害；门把儿被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地板的油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护墙板看上去已经很脏，一些由板条钉起来的长凳上坐满了人，远道来的病人就直接坐在地上，他们当中有穿带绗印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包白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而年轻的乌兹别克妇女，扎的则是雪青色和红红绿绿的花头巾，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带套鞋的长筒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身上那解开衣襟的大衣直拖到地板上，他瘦得厉害，可肚子却鼓得很高，由于疼痛他不停地叫喊。他的声声号叫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刺耳和心烦，仿佛这小伙子不是由于自己的，而是由于他鲁萨诺夫的痛楚才如此叫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变得苍白，连嘴唇都变得没有血色，他停下来悄声对妻子说：
“卡芭！在这里我会死的。没有必要。咱们回去吧。”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
“帕申卡！咱们能回哪儿去呢？……往后怎么办？”
“也许跟莫斯科方面还能找到门路……”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把顶着一头漂亮的古铜色短发卷而显得更宽的大脑袋整个转向了丈夫：
“帕申卡！莫斯科方面，这也许还得过两个星期，说不定根本疏通不了。怎么能等呢？那个东西一天比一天大！”
妻子紧紧握着他的手，给他壮胆。在社交和公务方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是很有主见的，在家庭事务中他却总是依赖妻子。使他心里觉得更愉快、更踏实的是，凡是这方面的重大事情，她都能迅速而正确地作出决断。
长凳上的那个小伙子还在没完没了地叫喊！
“说不定医生会同意出诊……咱们付钱……”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指望这样，但心里没有底。
“帕申卡！”妻子在劝说，心里跟丈夫一样痛苦，“你是知道的，就我自己来说，一向最主张这样：花点钱请医生来家看病。可是我们已经问清楚了，这里的医生不出诊，他们不收钱。况且他们离不开仪器设备。不行……”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也明白这样不行。他说这个只不过是抱着一线希望而已。
根据跟院长的约定，下午两点钟护士长该在这里的楼梯脚下等候他们。此刻正有一个病人拄着双拐从楼梯上小心翼翼地下来。可是，护士长不在那里，楼梯底下她的那个小房间也锁着门。
“跟谁事先说妥了也没有用！”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发火了，发给他们工资究竟是为了什么！”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肩上还是那么裹着两张褐狐皮，沿着写有“禁止穿外衣入内”的走廊往前走去。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仍站在前室里。他提心吊胆地把头轻轻侧向右边，触了触锁骨与下颌之间的那个肿瘤。得到的印象是：半小时之内——从刚才他在家里对着镜子围围巾时看了最后一眼到现在，它似乎又长大了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浑身虚弱，真想坐下来。可是所有的长凳看来都很脏，况且还得请一个裹着头巾、两腿中间放着一只油腻口袋的娘儿们挪一挪。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像从老远就闻到了这只口袋所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
我们的居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出门时带整洁的手提箱！（不过，现在既然有了这个肿瘤，一切也都无所谓了。）
鲁萨诺夫站着，轻轻靠在墙的凸缘上，忍受着那小伙子的叫喊和眼睛所见的一切以及鼻子所闻的一切的折磨。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庄稼汉，端着一只容量为半升、贴有标签的玻璃罐，里面几乎盛满了黄色液体。他并不遮掩这罐子，而是像举经过排队才买到的一杯啤酒那样自豪地举着。这庄稼汉走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跟前停了下来，差点儿把这玻璃罐伸到他鼻子底下。此人本想向他打听什么，但看了看他头上的海狗皮帽也就转身往前走了，去找那个拄双拐的病号：
“行行好！这该往哪儿送，啊？”
断腿的病号指了指化验室的门。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只觉得恶心。
外面的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个不戴白帽子、只穿白罩衫的护士，模样不俊，脸实在太长。她一眼就看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且料到是谁，所以走到他跟前。
“对不起，”她匆忙得气喘吁吁地说，脸红得跟涂了口红的嘴唇一个颜色，请原谅！您等我很久了吧？那边运来了一批药，我在签收。”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想用尖刻的话回答她，但克制住了没说。等待已经结束，这够使他高兴的了。尤拉提着一只手提箱和一兜子食品走过来，跟开车时一样只穿一身西服，没戴帽子。他很镇静，蓬松的浅黄色额发晃动不已。
“跟我来吧！”护士长朝楼梯底下她那小房间走去。“我知道，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跟我讲过，您不打算穿医院里的病号服，并且随身带来了自己的睡衣，不过，那是还没有穿过的，对吗？”
“刚从商店里买来的。”
“必须这样，否则就得经过消毒，这您知道吧？您就在这里换衣服。”
她打开一扇胶合板门，拉亮了灯。这个斜顶小房间没有窗户，墙上却挂着许多用彩色铅笔画的图表。
尤拉默默地把手提箱送进去就出来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便进去换衣服。护士长急于利用这段时间赶到别的地方去一趟，但这时正巧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走了过来：
“姑娘，您这样急急忙忙做什么？”
“噢，我还有一点点……”
“您叫什么名字？”
“米塔。”“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日耳曼人……”
“您让我们等了好久。”
“请原谅。我这会儿正在那边签收……”
“好吧，听我说，米塔，我希望您能知道，我丈夫……很有贡献，是个非常宝贵的干部。他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我记住。”
“您要知道，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而现在又得了这么严重的病。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
米塔那本来就忧虑不安的脸上现出更加忧虑的神色。她摇了摇头：
“我们这里，除了手术病人不算，白天三个护士护理六十个病号。而夜里是两个护士值班。”
“您瞧，果然是这样！在这里即使人快要死了，也喊不到护士来跟前。”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对所有的病人我们都会给予照料的。”
对“所有的”……既然她说过“对所有的病人”，那还有什么好对她解释的呢？
“不用说，你们的护士还要换班，对吗？”
“是的，十二小时换一班。”
“这种无专人负责的治疗太可怕了！……我宁可跟女儿轮流在这里侍候！我也愿意自己花钱请一个专人护理，可是我听说，这也办不到，是吗？”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况且病房里连一把多余的椅子也没地方放。”
“我的天哪，我能想象出这是什么样子的病房啦！还是得去看看！那里有多少病床呢？”
“九张。能马上住进病房，这还算是不错的了。我们这里，新来的病号都躺在楼梯上和走廊里。”
“姑娘，我还是得提出请求，您熟悉这里的人，事情会比较好办些。您去跟哪位护士或护理员讲好，让她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关照不同于一般的……”这时她咔嚓一声打开了一只黑色的女用大手提包，从里边掏出三张五十卢布的钞票。
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儿子，这时把身子转了过去。
米塔把两手放到了背后。
“不，不！不能这样委托……”
“可我并不是给您呀！”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硬把三张展开的钞票往她怀里塞，既然按合法规定办不到……我付工钱就是了！我只是请您转达我的一点心意而已！”
“不，不，”护士长冷冰冰地说，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
随着小房间门的吱轧声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身穿绿色和褐色条纹新睡衣、趿着暖和的毛皮镶边拖鞋走了出来。他那几乎全秃的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深红色的绣花小圆帽。此刻，在没有冬大衣领子和围脖遮掩的情况下，他脖子侧面那个有拳头大的肿瘤看起来让人格外害怕。他的脑袋已不是正中地支撑着了，而是微微偏向了一边。
儿子去把换下来的衣物统统收进手提箱里。妻子把钱藏进包里，惴惴不安地望着丈夫：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冷呢？……刚才应该带一件厚长衫。我会送来的。对了，这里有一条小围巾，”她把围巾从他衣兜里掏了出来，围上好了，免得着凉！”她裹着褐色狐皮领和皮裘，身体显得有她丈夫三倍粗。“现在你到病房里去，安置一下。把吃的东西都放好，好好看看和想想，还需要什么，我坐在这儿等着。待会儿你下楼来告诉我，傍晚我就会把东西都送来。”
她并没六神无主，她总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不愧为丈夫的生活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感激和痛苦的心情看了看她，然后看了看儿子。
“这么说，尤拉，你要走了？”
“是晚上的那趟火车，爸爸。”尤拉走到跟前说。对待父亲他保持尊敬的态度，但是毫无热情。即使是此刻，与留下来住院的父亲离别，也像平时一样，一点也不激动。他对待一切都是漠然的。
“那就走吧，孩子。这可是你头一回出差去办重要的事情。一开始你就要保持公正的口气。不能心肠太软！心肠软了反而会害了你自己！要永远记住，你不是尤拉·鲁萨诺夫，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你是法律的代表，明白吗？”
尤拉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刻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话来说。米塔不知所措，急着想走。
“我和妈妈还要在这儿等你的。”尤拉微微一笑。“你先上去看看，别急着告别，爸爸。”
“您自己能走到那里吧？”米塔问。
“我的天，人家勉强站得住，难道您不能把他扶到床前吗？把兜子带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像个孤儿似的望了望自己的家人，拒绝了米塔的搀扶，自己牢牢地抓住栏杆，开始上楼。他的心怦怦直跳，而这还绝不是因为登高。他沿着梯级往上走，犹如被押上那个……怎么称呼它呢……像讲台似的高处去砍掉脑袋。
护士长提着他的兜子，抢在前面跑上楼去，在那里她向玛丽亚喊了几句什么话，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没走完第一段楼梯的时候，米塔就已经从楼梯的另一边跑了下来，并且迅速走出大楼，以此向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表示，她的丈夫将会在这里得到怎样精心的护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缓慢地登上楼梯拐弯处那宽阔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只在古老的建筑物里才有。在楼梯中间的这块平台上，放着两张有病人的床，旁边还有床头柜，居然一点也不影响人们上上下下。其中一个病人情况不妙，心力衰竭，正在用氧气袋输氧。
鲁萨诺夫竭力不看他那没有转机的脸，扭过身去望着上面继续攀登。但在第二段楼梯顶上等待着他的也不是令人振奋的景象。护士玛丽亚站在那里。她那黝黑的神像式的脸上既没有笑意，又没有问候的意思。她个子很高，又瘦又扁，像个士兵在那里等他，而且马上就通过楼上的穿堂间在前头带路。从这里开始，有好几道门，凡是不挡住门的地方都有病床，上面躺着病号。在没有窗子的拐角上，一盏经常开着的台灯照亮了护士用的一张小写字台，还有她的配药桌子，旁边墙上挂着一个带毛玻璃和红十字的壁柜。他们从桌子旁边走过，再经过一张病床跟前，玛丽亚就伸出瘦长的胳膊示意：
“从窗子那里算起第二张床。”
话音刚落她就匆忙走开，这是一般医院令人不快的特点：不站上一会儿，也不聊几句。
病房的门经常是敞开着的，但尽管是这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进门时还是感觉到潮湿、浑浊和混杂着药品的气味，对他这样嗅觉灵敏的人来说，这使他很难受。
病床都垂直墙壁而放，排得很挤，狭窄的通道只有床头柜那么宽，即使是病房中间的通道也仅能容两个人擦肩而过。
在这中间通道里，站着一个穿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矮敦敦的宽肩膀病人。他的整个颈脖都用绷带包扎得很紧很厚，纱布几乎碰到了耳垂。绷带的白箍使他那褐发蓬乱、木呆呆的沉重脑袋不能随便动弹。
这个病号正在声音沙哑地讲什么故事，其他病号在床上洗耳恭听。鲁萨诺夫进来时，他整个身躯，连同跟身躯牢牢连在一起的脑袋，转向了鲁萨诺夫，以毫无同情的眼神打量了一下，说道：
“嗬嘿，又来了一位癌友。”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没有必要理睬这种不拘礼节的讲话。他感觉到此刻整个病房的人都在瞧着他，但他根本不想相应地也打量一下这些偶然与他同住一起的人，甚至连招呼也不想打。他只是在空中摆了摆手，示意那个褐发病号靠边站。那人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走过去后，又把整个身躯连同铆结实了的脑袋转了过去。
“喂，老兄，你得的是什么癌？”他问，声音含混不清。
已经走到自己床前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听到这一问话，简直像滑了一跤。他抬起眼睛盯着那个无礼的家伙，竭力不使自己发作（但他的肩膀还是抖动了一下），庄重地说：
“什么也不是。我得的根本不是癌。”
褐发鬼鼻子里吭哧了一声，接着就让全室都听见他的议论：
“嘿，傻瓜一个！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
……

诺贝尔奖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于1901年，逐年颁发，是瑞典发明家、实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所创立的五大奖项之一。其中的三个奖项是用来奖励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还有一个是为了表彰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一般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作家所能被授予的最高荣誉。中国的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丛书，这是一则令人欣喜的消息，也进一步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写作，与其他优秀作家的相比，有何殊异之处？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疑：为什么该有殊异之处呢？作家的履历表上增添一个条目，一本书于是就改变了面目吗？以何种方式改变了呢？然而，一位作家的“作品”，不仅仅是一整套文本而已，还包含了阅读这些文本的心理前提。因此，一旦获奖，一些东西也就无可否认地改变了。俄罗斯流亡作家伊凡·蒲宁193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在日记中描述，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著名电话以后，他如何被一种心理反作用所困扰，本能地感到怀疑。他步行走回普罗旺斯的格拉斯小镇上他的小小居所，途中开始感到疑惑，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出于他的自我暗示。快到家的时候，天色向晚，荒寂的橄榄树林中暮色渐浓，他看见了每一扇窗里的灯火，被带回到现实中来。人们都在那里，等着向他祝贺。“静静的忧伤停落在我心上。”他写道。他恍然明白他的生活永远改变了，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他的写作也是如此。
从那一刻起，他的作品将被视为属于精英阶层，依此被划定等级，无论人们对于精英阶层本身是什么样的看法。他写的书仍然有可能不被阅读，但作家蒲宁不再有可能被遗忘。从此以往，诺贝尔奖之光将永远在他写作生涯的窗口闪耀，仿若在静静地迎候。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为全世界所瞩目，由于它享有如此高的威望，诺奖获得者的作品不免被认为构成了一类经典。这就引起了不少批评指责，例如，20世纪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并不在获奖之列，获奖者中女性太少，欧洲之外的作家太少，而平庸之辈太多。我相信，于1901年开始了第一任诺贝尔委员会工作的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如果意识到他们将会启动什么，为后世带来什么，一定会感到惊恐。当然，在诺贝尔奖初创立的那些年头，没有人觉得这个奖项是定义经典的手段。“经典”的概念也并不适用于当时的文学。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说明，奖项颁发给前一年出版的一部作品，很显然，这指的是单一的一部作品而不是一整套著作。很显然，这位捐赠人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在当代发生作用，而不是给从古到今的大师加冠加冕。不过瑞典学院引申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的用词，声称“前一年”应该主要理解为对作品持久生命力的要求，因此，较早的作品也可以获奖，但“只有当它们的重要性刚刚浮出水面”（《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二节）方才可以。这样一来，考量一个作家毕生的全部作品而非一部单一的作品，就成为了一项原则。从瑞典学院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明智的，如果严格遵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来做的话，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并不在于建立经典，当初它的捐赠者仍然希望它能具有国际影响力。一般文学奖项往往局限于一国或一种语言，但为何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把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瑞典学院，令其为全世界的文学选取获奖者？诺贝尔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在许多国家都有生意来往。他用五种语言交谈、通信。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的祖国是我工作的地方，而我在任何地方工作。”但这些都只是答案的一部分。诺贝尔的文学观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之上的。他在开始撰写最后一份遗嘱时，很显然深深地受到歌德与爱克曼的对谈中那一著名段落的影响，在这段话中首次出现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那段话是这样的：“民族文学如今已经不那么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它尽快到来。”诺贝尔在遗嘱中声明，他“怀着明确的愿望，希望评奖的时候不要掺杂任何关于候选人国籍的考虑”（《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第一节）。这一奖项是为了奖励个人的成就，而不是把作家当作国家或者语言、社会或者种族团体的代表，也不是作为某一性别的代表加以表彰。遗嘱中没有任何关于“公平地”分配奖项的说法，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公平，这种取向显然都是与捐赠者的见解相悖的。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获奖作家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益处”），而不在于奖项能取悦这一群或那一群人的自尊心。如若纯以国别来划分文学，缺点会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1901年至今的获奖者名单就清楚了。对其中一些作家来说，流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流亡，是他们的写作无可逃脱的境况。他们国内的读者大众以及文学见解制造者们常常偏爱别的作家，而不是这些由瑞典学院选中的作家。在独裁的或者极其传统的社会中，诺奖获得者常常被认为是局外人或者是异见分子。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流浪者，很难用种族或者语言把他们归类。引人注意的是，尤其是近年来，如此之多的获奖者都有着模糊或者有疑议的国籍归属。贝克特是用法语写作的爱尔兰人。卡内蒂是犹太裔英国人，来自保加利亚，他的文学语言是德语。获得诺奖的布罗茨基不再用俄语的“约瑟夫”称呼自己，而改用英语，他是一位用双语写作的诗人。奈莉·萨克斯属于德语文学，却不属于德国，也不属于瑞典，尽管她在瑞典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辛格锁定意第绪语和英语进行写作，他对消逝了的东欧犹太文化所进行的想象重建，正需要以异国他乡的经验以及一个现代世俗社会所提供的距离感为前提。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外事人员最初拒绝承认奖项颁给了英国作家。贺信发至了特立尼达！但是奈保尔在特立尼达出生时，这个岛还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很早就移居到了英国，他从来都只是英国公民，最近他甚至还被英国女王封为了爵士。
尽管如此，斯德哥尔摩的英国大使还是不情不愿、磨磨蹭蹭，最后才接纳这位极其英式的作家为同胞。再回到获奖者名单的前面，我们发现上文提到的伊凡·蒲宁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流亡者，持着南森护照。我作为常务秘书深有体会：如果观察颁奖之后各界的反应，会发现带有敌意的评论往往是来自作家的祖国。伟大的作家是很惹人厌的。文学的诞生诺贝尔的遗嘱和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都假定，“文学”这个词的含义是众所周知、毫无争议的。仅有的补充说明不见于遗嘱，而来自章程里的一个段落，声明这里的文学“不仅指纯文学，还应包括因其形式和风格而具有了文学价值的其他作品”。其中“纯文学”一词是由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发明的，描述一类出于艺术意图而非实用或理论目的所写出的作品。可见，诺贝尔奖评奖过程采用的是一种约有两百年之久的文学观念，在今天它似乎已通行于世界大部分地方，但在当时它才刚刚被欧洲文化圈之外的世界所了解、接受。尽管如此，这一文学观念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也并非真的那么古老。“文学”较早的定义往往着眼于一类“符合高标准”的书面写作，亦即具有经典品质的文学纪念碑。这些文本具有典范性的内容和风格，并非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想象性文学”。按照这个问题的权威意见，阿拉伯语中的“文学”颇类似于18世纪法语中的“文学”：表示学问和良好的教养。当今日语中的文学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被提升到了伟大杰作的地位。日语中原有的“文学”一词产生更早，但具有另一种含义；在明治时代（1868—1912），人们以德国“国民文学”（Nationalliteratur）概念为模型，重新理解了这一词汇。欧洲人认为属于种种文学类型的东西，原先在日本是与其他活动牢牢结合在一起的：书法、绘画、茶道、三味线，等等，这些都属于日语中所说的“游艺”，是相对“武艺”而言的。我们不应忘记类似的划分在西方世界也曾有过。比如，我想到克劳德·佩罗在《古今之相似》（1688）中对美术的讨论，其中有一个关于烟火制造的段落。曾几何时，我们是把艺术称作“人生的装饰”的。直到约1700—1800年间，一种包含了散文体虚构作品的文学概念才在欧洲突破阻力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阻力更大，更占上风。汉语中的“文学”包括了诗歌和学者散文，与深思自省相关，被认为是建立在真实经历的基础之上。而虚构作品则属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在与西方文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交流之后，中国的作家们都能自豪地以小说家的身份展现自己了。
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标准西方之外的种种文化，通常都以诗歌为理解文学的基础。然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深远影响使得“模拟”（mimesis）成为理解何为文学的关键，致使诸如戏剧、叙事诗这样的类型也被纳入文学之中。西方的文学观念由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最终塑造成形，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学观念为准的。不过，有了章程中的那段补充文字，更古老的文学定义的遗风余韵还能在诺贝尔奖的规定中占据一席之地。关于如何理解文学的那句话被引申了五次，其中有两次是为了授奖给哲学家，三次是为了授奖给历史学家，柏格森和丘吉尔分别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这种好古的倾向似乎颇有预示性，在当前的文化气候中，诗歌和虚构作品相对来说正在衰退，而报告文学、游记文学、目击者实录、自传和散文似乎正在文学领域内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很难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当时觉得应该以怎样的标准来判定作品的文学价值，来作为诺贝尔奖的评奖依据。遗嘱中，他仅仅说奖项应该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关于“理想主义倾向”，诺贝尔指的是什么，还没有人能够给出无可争议的解读。当现代主义在西方文学或至少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大获成功的时候，瑞典学院被指责维护过时的理想，对当代文学的真正创新视而不见。然而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相信，如果获奖作家的作品不具有广泛的感染力，是不符合诺贝尔遗嘱的精神的。自1947年来，诺奖颁给了不少“现代主义的伟大先驱者”，例如纪德、T.S.艾略特，还有福克纳，瑞典学院舍弃了原先对精英主义的抵触，向知识分子的见解靠近。在其后的获奖者名单中，你既能发现特立独行、只为少数幸运者写作的大师，也会看到享有世界声誉、拥有广泛读者群的作家。
迈向世界文学当下对世界文学的探讨中，“中心”与“边缘”的概念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一般认为，诺贝尔奖体现了西方文化圈核心地带的文学取向。然而，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工作使我们看到，文学系统绝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整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文学概念，没有所谓的中立区域，也不存在一种为所有人共享的跨国界的视野。要使全世界文学创作的潮流汇聚一处，形成一种统一的大文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促使我们形成另外一种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并不指代全世界现有的全部文学作品，而意味着一种语境，我们希望把获奖的作品带入这个语境。世界文学意味着一个逐渐成形的共同体，翻译就是它的通用语言。全世界的各种民族文学将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相互影响。这一进程中，诺贝尔奖无疑是一种催化剂。
（武梦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