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

这是谢尔·埃斯普马克于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之外的中篇小说作品。颇具镜头感和画面感的语言叙事让读者仿佛置身一部情节紧凑的电影之中。沿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也让这部小说充满独特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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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音乐家贝拉·巴托克因为公开反对纳粹而遭到迫害，被迫逃亡美国。我们遇见的正是1940年的一天，逃难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敌人已经追上了他……

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选委员会成员、曾连续17年担任评委会主席。
出版有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七卷集）、《伏尔泰的旅程》，诗集11本和文学评论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绍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马丁松的传记《大师马丁松》和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
埃斯普马克曾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

★“当巴托克正举杯祝酒，他意识到，敌人已追上了他。他的手僵住了，即便是手指也能明白这关系到他的性命。”

这是《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开篇第一句话，也是小说的根部。贝拉·巴托克，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眼看着就要逃离纳粹魔爪之时，危险突然向他露出了狡黠的微笑，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叙述机会这时候出现了。

埃斯普马克把巴托克的一生当成一棵树种在了这个危险时刻，让这个“49公斤的愤怒”在惊惧里枝繁叶茂地展示自己过去和未来的人生片段。他游荡在乡间收集民歌，农民怀疑他是被派来征税的；他对抗戈培尔，如同音乐的节拍站在路上对抗坦克；他的两段婚姻，他的朋友，他的点点滴滴……这一切都是在惊惧里生长出来的。

埃斯普马克从来不是去写世界，而是去感觉世界。他感觉巴托克的时候，巴托克也在感觉他。所以我不知道读到的是埃斯普马克的巴托克，还是巴托克的埃斯普马克？

——余华

当巴托克正举杯祝酒，他意识到，敌人已追上了他。他的手僵住了，即便是手指也能明白这关系到他的性命。还有她的！他朝妻子那边倾过身子，遇到她毫无疑虑的眼神。显然，她一点儿也没意识到那停在广场另一边的，刹车时过于急促，以致轮胎和地面摩擦出一阵咆哮的黑色汽车。那越过摇下一半的车窗监视他的人，巴托克对他们的身份毫不怀疑。
他们的逃亡就要终止在这尼姆吗，离边界这么近?他的肚子痉挛。他将毫无疑问地给送回去，那样的话，等着他的会是集中营吗？
对戈培尔的抗议当然是不可原谅的。
他试图用余光观察追踪他的人，而不是把头转过去朝着他们的方向。他是否该把交错地搁在盘中鱼骨架上的刀叉重新拿起来，假装再吃上那么一星半点，表示他漠不关心？不行，僵硬的手不听话。
视野所及，他看见方向盘后头的男人点了支烟，点烟的同时也没把眼睛离开他。这男人和坐在他身旁的人，看来在盘算着什么计划，他们将帽子压住前额，似乎这样就不会被看见了。一定是法国人，法国的这一地区当然是未被占领的，还没有。但这是个被羞辱了的法国的残余，让得胜者的推进正当化:毫无疑问，这里的人是贫血的、退化了的一族，不值得提及自己光荣的过去。车里的法国人自然是些个同路人，为那日益残酷的国家卖力，“无意义”中自愿的一部分。脸上已明显沾上狼的特征。
给巴托克夫妇服务的老板娘，每端上一道小菜都叹口气，烦躁得很。她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没定量供应卡吗？老天，你们到底是打哪儿冒出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人在挨饿吗？法国，ilyaladisette，要两张券才好呼吸，要三张才可以看得见。
他知道。在这越来越“无意义”的大陆上，在任何地方他自然都是在家里，每条街都是手上孤独的掌纹。
车里的男人们在和他玩一场残酷的游戏。其中一个冷笑着的，抬起手抢，快速上膛，然后，打开门，一只脚坚决地踩在街上，但他停留在那个位置。
他们可以玩弄他的恐惧，不必觉察顺着他的脊椎的颤抖，不必困扰于他太阳穴那里冒出的汗。这1940年10月晚间的任务,让他们例行公事地分裂成两部分——一是“任务”这概念，一是残暴的细节。他们将其“举措”自由于一切尴尬的确定性。他们触摸的一切都成为抽象的。这里的这个人不是来自布达佩斯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的音调语言在普斯扎的村庄中并没有扩展着范围。他是个没内涵的数字，边上有标记:自愿为非雅利安人。他的抗议，那最终指向戈培尔的，关于他未被列入杜塞尔多夫的“颓废音乐”展览中的抗议，自然打着犹太人的标签，一个自愿的犹太人！人没法比这更接近于自杀了。
巴托克的关节在疼痛——是关节炎又发作了吗？不，这一次，它更像是种感觉，感到拉过骨头的虎钳的威胁。是他的手有危险吗，他想起非洲旅行中的一个画面，那次跟随他的两个女人不得不背负那些重重的行李。他的手当然要保护——钢琴家的手。那灰色的，带着肉食动物的知觉，嗅着每一个薄弱点——他的手，当然。他听说过手指在虎钳里慢慢、慢慢地被夹紧，直到开始被嘎扎夹碎。喂，现在是该开口的时候了吧?在这一密谋中总该有另一些人，另一些自愿的“颓废者”。六年前，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会上，他把自己唤做“文化布尔什维克”，这可没逃过情报部门的注意;他是贝拉?库恩所幸短暂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代音乐委员会的成员，这自然也没逃过。难道这会是个非政治的位置？哼！巴托克以为他们会是幼稚的吗？
是这个时候，他觉察到他们的恐惧。他听见车里男人们加快了的脉搏，感觉到冷却了的汗水的气味。从他自己的手上感觉到那些拳头里的不安，把手枪从左移到右，又移到左。
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害怕，这两个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的“无意义”的参加者？他的音乐真能对这压倒性的力量造成威胁吗？在这种情形下……
思绪被一个遥远国度的愤怒的信号打断。他有种感觉，那是来自斯洛伐克——那片土地，是他找到的最富于民歌的地方。也许是来自那小村子，有座很小很小的教堂，但连一家酒馆都找不到，在那个村子，他得在谷仓里录制农人的民歌，其后，裤管里带着谷粒回自己的屋。那小小谷仓里的人有三十个吧？总之，空气变得那么浓厚，他简直可以用手指去揉捏它。那是怎样的一种亲密感觉，在那采歌过程中产生的！假如现在是这些人在寻找他，让他们焦虑的到底是什么呢?他竖起耳朵倾听。
黑色雪铁龙里的密探惊恐了。他们的车上很可能有跟踪无线电讯息的设备。但巴托克似乎察觉到信号从不同的方向来回交错，甚至可能是从未来。带着在空间中的意想不到的频率变化和运动，世上没有一个窃听者来得及测定出这信号的位置。
这可怕的听力，一度不过是灾难，迫使他把工作室放在房子的最深处，一个隔离开的地方，振荡开远处的声音和脚步——现在这过分的敏感不已成了他的力量吗？灰狼不能阻挡，甚至也不能审查这抵达了他那过于敏锐的耳膜的来自远处的信息。
他们不能阻止，但或许会解除武装。他的敌人知道如何把每一个事件分割成这里一个无实质的记号，那里一个无意义物质的艺术。把玩着刀的抑郁。切面的一侧是裸露的概念“黄昏”，另一侧是难以想象的立刻降临的黑暗。他和他们之间的大街上的每块鹅卵石都是抽象的，既缺少光泽也缺少粗糙。没有意义。
信号是强大的，但不清晰。听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袭击和一个无法估量的绝望。好像是枪托……现在……进入了小教堂。
密探们好像在苦思冥想。这荒谬的听力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的疑问没有答案。他自己也弄不懂。他那有了年头的让他苦痛的对声音的敏感,现在，在这逃亡中已占据如此大的比例，以致，他已能捕捉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哀叹和威慑了吗？与此同时，这敏感看来是有选择的，它毫无损伤地穿过整个的噪音、波动和啸叫，将制音器装在所有来自整个大陆和统治者的无关噪声上，只收取相关信号。或许，这不是什么声学问题，而是拿他精细的听觉做帮助的某种富于远见的理解?一个幻觉般的能力，在他敏感的感觉器官帮助下，投射了他的视觉?他放下问题，像放下刀叉。和金属一样无趣。现在远方的人们那里发生的一切以某种无法理解的缘由存在于这里，于当下。这要着他。
远方非常有侵袭力，同时，它也必须冲破一个强大的干扰带。信号来自严格区分符号和感性生活的灰狼帝国最偏僻的角落。只有他感官的敏感反应能感觉到那刮得稀薄的声音里痛苦的真实，正走向枯竭的声音是那么就在当前，他的皮肤和眼睛能感受到他们的绝望。难以想象的事随时都会发生！
对车里的男人来说，这远处的噼啪作响的绝望丧失了所有的感知性——不可理解但易于处理。他被一个易碎的愤怒所摇动。他们不是人类，他们的语言是区别。他们将人类区别于他们所谓的人。他们将恶臭的烟和他们的“举措”分开。这么一来，一切都成为可能。
现在信号平息了，但他确信很快它们就会再来找他。为这远方的信息，他显然得准备好和他的敌人对抗。他罕有的用感官去把握的能力对面，立着的是他们把存在转成无意义抽象的可怕力量，“标准和步骤”，没一丁点烧焦了的肉的恶臭。
他是一团49公斤的愤怒，带着火焰而不是凝视。他们会在他那里发现一个永不放弃的对手。他的遗嘱也规定：只要匈牙利还有一条街背负着野兽的名字，就不得在墙上装任何和我相关的纪念牌，任何广场也不得借用我的名字。
这些字眼中并没有任何自我欣赏。这和正直有关——但这正直是很多人的。不，他个人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他曾对着镜子自问，我是谁？他对这问题耸耸肩。寻找自己的面孔的音乐已不是音乐。
但他和他的经历，不在他的音乐语言里吗？当然在。不过，他试图把握的是某些超越个人的，某些还不存在的。他的工作是不知疲倦的尝试，以对那仍然未知的给出个轮廓。他知道的是，他摸索的是逆风而上。这带来阻力。
他不是哲学家。他借助钢琴思考。琴键上他的手指尝试出新的思虑——是四重奏和管弦乐作品可以适时地体现它们的。贝多芬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在黑白的琴键上他能找到音序、和谐和反抗的新可能性。这些手指的想法带着感官的振动，狼人们控制不了它们。
近来他的手思考出了一种新的、成熟的简朴。不是民歌那种幼稚的直接——人不能走回到过去——而是走过了复杂，走到了另一端的简单。一种捕获了经历、视觉和责任的简单，但依然是简单的。感官上是简单的。
现在够了。男人中的一个起身站到了车外。他抬起枪，朝上边吹口气。然后，他走了不确定的几步。
那步子说:孤立的个人真他妈不能反抗一个残忍的超级力量，一个刚刚镇压了整个大陆的超级力量吗？
不能么？

……

单独的一个人能抵抗强权吗？贝拉·巴托克相信可以。和遭受希特勒纳粹政权迫害的犹太艺术家团结在一起，他要求给算作“自愿的犹太人”。他也要求自己的音乐被称为“颓废的”，这是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不可饶恕的挑战。可巴托克坚信他的孤独抵抗里的力量，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在这本书里，我们遇见的是1940年的一天，往美国逃难的途中，在法国南部的巴托克。

巴托克也相信音乐是对抗那压倒性强权的真正威胁。“几个四重奏的节拍果真能站在坦克行进的路上吗？”他问自己。他自答：一个站在官僚和军事控制之外的艺术是构成对强权的明确威胁的自由个体。并且，在音乐中，这孤僻的作曲家跟随了自己的道路，朝向那给他后来的作品烙下特点的简单、明确和空间。

从这本凝练的书里，我读出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肖像。从巴托克的图像里，我觉得能看到谢尔·埃斯普马克——我丈夫——加上了从自己的个性和艺术喜好中拉出的重要特征。比如说，他让巴托克有了惊人的听力。这使巴托克在他的录音旅途中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遇见那些农民，感知他们给他的音乐里的精细味道。然后，他为这音乐获得公正的评价而奋斗，“带着爱和尊重”，将其纳入自己的作品。

以同样的方式，谢尔接近了那些他在自己作品中描绘的人物。个人的特写镜头是他大量作品中的关键线条。贝拉·巴托克和谢尔的系列小说《失忆》中的七个主人公在一起。同样也和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那些出现在谢尔的《黑银河》或《狼时间》里的人物在一起。巴托克的肖像基于详尽的资料而塑造。却因为对音乐家思想和情感的侦听而有了生命和深度。这肖像打上了谢尔对自己热爱的音乐的作曲家的同情的印记。

我也以为，巴托克对权力的“无意义的抽象”的批评——那剥夺人的个性的——和谢尔有时对当下瑞典官僚主义者的批评有关。当个人的命运和私人的灾难减化为权力设备可操作的符号和数字时会发生什么呢？巴托克在书的最后对自己的审讯，我当然能认出来！“他对他的生命作了些什么？”他问他自己。以同样的方式，谢尔在两本新近的作品中审视了自己的潜在动机，《记忆说谎》及《狼时间》。在那里，他拨开了所有的浮渣——那遮盖了最下面的真实的——一个简单的木板，最终可以站立。

同样地，我也看到，巴托克追求的形式的严格也对应着谢尔自己的风格理念。他的小说从来都不长。故事集中于那最精华的。多余的字眼和短语全部削去。这让文字绷紧，有时这是费力的。同时，多读上几回，每读一回，都能获得新发现。

也许秘密就在于，那宽大和包容的想像力打开了存在而未想到的生活层面——巴托克是，谢尔·埃斯普马克也是。在这本书里有一个作家自己体验的，却让巴托克接管的一个清晰的印象。一次他睡在一间古老的农舍。入夜，他的屋子里闹起鬼来。充满了各种声音：哀号、唠叨、窃笑、警告和争吵。他发现，声音来自壁炉里薄薄的风门。主人拒绝了他理性的解释。自然，他得到了个教训。也许那风门，是帮助死去的和幸存者找到联系的装置。他自己不就是让逝去的站在我们面前的工具吗？

谢尔·埃斯普马克的生活和写作的座右铭是“largesse”——一个法语表达，指对不同的性、民族、社会阶级和年龄的广泛慷慨。在贝拉·巴托克的肖像中，他让作曲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征服势力的语言是区别，他的是桥梁、兄弟情、感性的直观性。”

MonicaLauritzen

莫尼卡·劳瑞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