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是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新晋得主文珍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李敬泽、孟繁华、格非、谢有顺、阿乙、梁鸿等知名作家学者鼎力推荐。
以冷眼热心，以敏感深情，以去文艺腔的万人如海一身藏，文珍再度力笔书写情欲世相背后的幽微深细，穿过普通青年的困境窄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多义、进退两难。

“在逃亡的路上，我向你奔来。”
“从天黑到天明又天黑，我跑不过去。"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是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新晋得主文珍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
在这九个故事里，每个人永远都在出演着一场注定失败的戏码，外部有多么丰盛，内部就有多么荒凉。可那些被日常湮没的情意有如沙里藏金，教人欲走还留：即便在竭力挣脱的时刻，即便在最想去死的瞬间。

文珍，1982年生于湖南。中山大学金融本科，北京大学暨中国大陆首位创意写作学硕士。2005年至今在《人民文学》、《当代》、《山花》、《大家》等发表小说若干。游记、诗歌散见《南方人物周刊》、《羊城晚报》。历获2014年“老舍文学奖”、第二届“西湖”新锐文学奖、首届“紫金·人民文学未来之星”提名奖等。曾出版小说集《十一味爱》。现居北京。

★文珍的小说，就如一首流浪者之歌：深情、苍凉也迷茫；渴望归宿又长久在路上，尽头回望来路，取舍难断意乱情迷。她形而上地写出了80后一代人的心灵面貌：青春也沧桑；同时也呈现了难以复制的个人风格：空灵又悠远。
——孟繁华

★作品节奏明快，情感细腻，风格别致。对细节非同一般的重视也令人印象深刻。
——格非

★文珍的小说经验是个体的，感受是细微的，但她对人性境遇的关怀却有宽阔的视野。她以温润、清澈的笔墨，书写爱与欲的种种景观，以日常的细节，描绘内心的皱折，并持续逼问存在中那些暗昩的区域。尤其她近两年的写作，不断地与时代较真，直白但不诛心，柔情而不虚美，这种均衡之美、超拔之志，正成为文珍身上独异于他人的写作品质。
——谢有顺

★每句话像海明威一样光明，每句话像张爱玲一样狠。
——阿乙

★爱并非只是激情和欲望，也是妥协与忍耐。作者举重若轻，以缜密朴素又极富吸引力的故事写出了爱的辩证法和庸常人生所包含的光亮与意义。
——梁鸿

★一个一个的人，只有封闭自己，把自己外部化，把自己的一部分拿出去与人共享，她才能确立起部落的认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她被从内部打开，回到她的本心和初心时，她就超越了她的部落，面对天和地，面对普遍的人性。所以，文珍的读者包括她选定的人，也包括那些未被选定的人，比如我。
——李敬泽

银河
1
银河泻地如水。
我在通往和静县城的高速公路上下了车，和老黄换了手。我们还要继续赶路，但在换手的短暂瞬间借着星光看了看彼此的脸。我确定他有事瞒我，看上去心事重重，想必我在他眼中也同样沉默而疲惫。天上的银河非常完整，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像所有的星星都在同一时刻沉沉地往心上砸。不能停，还得跑下去。在星光下、月光里、大日头底下、倾盆大雨中。那一瞬我就把彼此暗淡无光的前路看了个清楚透亮，得一辈子往前跑，跑下去。停下来，庸碌的生活就会追上来，就会把我们拖入流沙底部。停下来就是个死。
我们一路都没怎么说话，经过下一个服务站老黄收到条短信，突然就情绪失控了，忍了半天还是哆哆嗦嗦地说：“我得下去抽根烟。”他推开副驾的门就往下跑。我没拦他。即使现在是初夏的五月，我也知道巴州的晴夜有多冷：零上五度都是暖和的。服务站附近的小房子都黑着灯，没人会注意这个突然发疯的流亡者。我是什么都不怕，早豁出去了。
关掉火，把车停在无人区，低头在驾驶室里打了一个盹儿。约莫半个小时后被冻醒，摇下车窗一看，老黄还没回来，他正在离车不远的树下低头打电话，冻得来回踱步，形同困兽。我不想问他在给谁打电话：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和我没关系。星星还是冰冷的，闪亮地挂在天上，像蒂芙尼店里买不起的光辉熠熠的首饰，离我们此刻的生活是那么远，那么不真实，却又那么美。
如果我们可以跑到星星上去就好了，如果可以跑到星星上去，就再也没有人能找得到我们了。
我又低下头打了会儿瞌目充(chong)。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离开，我就特别特别困。就好像一直绷紧的那根弦松了，短暂落入了一个无人之境，自由坠落。到处都是星星，哎。到处都是没完没了的星星，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暗淡，有的刺眼，就像人群里无数无声逼近的面孔，准备随时对我审判。我感到害怕便醒来，只见老黄的脸正悬在面前，低低靠近。
于是接吻，一个没有温度也谈不上有多少感情的吻。就是两片嘴唇习惯性地阖在一起，轻轻碰触，确认彼此的真实，旋即分开。这回轮到我继续开车了，他沉默地坐在副驾座上，轻轻搓着冻僵的手。
到了十二点钟，我们赶到了下一个县城。还有一个地方是开着灯的，粉色灯，一看就知道是小发廊。我们此刻不需要那里，我们有彼此。他的手抖抖地摸索过来，粗糙的，冰冷的。从下车到现在他身体还没暖和过来，刚才的嘴唇完全是一小块没融化的冰。所有的欲望都封锁在里面，教人想敲碎，想破坏，想高声大叫。这回该轮到我发疯了，不能一直那么不公平，总是一个人疯。
他也许是看懂了我眼神里疯狂的神色，说：“换我来。”
我咬牙又坚持了一会儿才下车。刚才那一阵热病发作之际，如果看到有狗有牛有大牲口在前面过路，大概也会毫不犹豫地撞过去。即便是个人也许也一样。我想碾碎什么东西，最好是自己。我想驾驶着汽车把自己碾轧得粉身碎骨，最好灵魂在那一刻就立刻出窍，以后永不轮回。
老黄换手后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紧紧的。我要多邪有多邪地望着他。知道他现在已经不想死了，想死的是我。
但是招待所已经到了。
除了发廊，这是唯一一个看得到还在亮灯的地方。他熟练地关火，拉手刹，下车，我和他一起走进去。前台是个大姐，面无表情像一尊肉菩萨。她的家庭在什么地方？她有老公孩子吗？如果我们抢劫她，会多快被发现？这样我就会被迅速遣返回过去的生活了吗？
老黄说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大部分钱都得按揭买房子，谁都发了疯一样对自己刻薄，好早点儿付清尾款，给自己留下的自由支配额度低得惊人。
谁能想到会有今天。
……
2
真正高兴的也许是部门主任。同为大龄未婚女青年，她比我大三岁，从别的部门空降过来，永远觉得身为元老的我对她虎视眈眈，更担心我和她抢本来就寥寥的男性资源。新官上任不到两年，伺机给我穿的小鞋数不胜数，最明显的就是试图把我一辈子钉死在柜台。这下可好了，竞争者身败名裂自动退赛，一劳永逸。她一定会假装公允替我开解几句，以便引来更多的蜚短流长。不过除了高兴她还会感到一丝落寞吗：有机会和人私奔的居然是我而不是她？
和酷爱栗色梨花头、一字裙的她比起来我显然不算摩登。我从不化妆，不穿丝袜套裙，每天都是衬衣西裤，清水脸。除了接待客户，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前台的其他同事每天中午都在聊电视剧，不是《唐顿庄园》就是《破产姐妹》，最近最多的话题是《纸牌屋》《来自星星的你》。我全没看过，因此插不进嘴。其他人下班后热闹聚餐，我直接回家，上网、看书、睡觉。大家都说剩女宅腐，可剩女更多的因素显然不是因为宅，而是因为身边缺少不宅的可能性：生活圈子太小，除了银行男同事，就只剩下淘宝送货的快递小弟了——小弟显然看不上我，大家工资都挺高的，何必呢？而银行的未婚男青年有多抢手，地球人都知道。他们有全阶层二十五岁以下女性可供挑选，干吗非死心踏地吊死在一棵大龄同事的树上？
直到出现老黄。他从另一家银行跳槽过来，和我平日里见惯的所有银行职员都不一样。三十二岁了，身材依然挺拔，气质依然干净，眼神依然清澈，居然也就只是个管借贷的最普通的业务员。重口味上帝就是这样爱开玩笑：所有好一点儿的部分都混得比较惨，不大好的那部分全都神气活现。
他第一次来部门做自我介绍，我一见他就眼酸心跳，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远处突然飞到了眼底。这人我肯定在哪儿见过的，不是这辈子，就是上辈子。当着他的面我就开始揉眼，摇头，流眼泪。狼狈不堪，但那一点儿什么就是横竖冲不下去。
我就这样红着眼像个傻子一样抬头看这陌生人，他诧异地看我一眼就走开了。走了几步又突然回头。
那瞬间我心动得怕人：就是他了。
他和他们所有人都不一样，就像我和她们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表情里有一种无所不知的冷淡，含嘲带笑，离这热火朝天的世界永远保持一点儿清醒的距离。每次碰了钞票都要神经质地去洗手，和同事说的话比我还稀薄，偶尔开口却总带点儿讽刺，不认真听不出来。因为只是个小业务员的缘故，他气息再特别，也没人认真听他的微言大义：只除了我。
他开腔，我总要三五分钟后才回应。其他人早忘了，唯有当事人还记得：那微妙应对，那起承转合。渐渐地，我俩形成了一种默契，听上去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不针对任何人，但对方都明白唯一听众是彼此。过很久对答一次，像空气中的简讯，时间差足够造成缓慢持久的电流通过，最终感应到了彼此都是销魂蚀骨。而我是如此需要这样的化学反应以确定自己的物理存在——
……
5
一开始谁都没想过会走到这一步。我俩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隔空喊话，连短信调情都算不上，顶多是邮件暧昧。我光觉得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仅此而已。不料此人有一天在某个周末的中午发信息给我说：国际饭店顶楼的旋转餐厅上吃饭。你来吗？
我去了。还打了个车，在一周车流量最多的时候，悍然横穿过这个硕大无朋的城市。国际饭店、旋转餐厅（多像《西雅图不眠夜》），太太多半不在家（不怎么靠谱的偷情暗示），太高的楼层总让人想跳下去（殉情自杀？）。这一路我都为这些意象意乱情迷，并嘲笑自己在出门前临时换上一件更性感的黑色蕾丝内衣。
老黄一个人坐在餐厅的样子很局促，明显像模仿欧洲电影里的什么人。因为对角色的不熟悉及不确定，他看见我甚至没来得及露出惊喜的神色。
“你来了。”
因为这次出乎意料的邀约，我们都感到彼此的关系近了一点儿，也变得相对更不安全。老黄假装不经意地在烟灰缸边沿磕了磕烟灰，对我笑笑。他看起来根本就不想闲聊，开口就很笨拙：“我……今天在家收拾东西。”
那么是收拾东西的时候想起我来的？我就是他收拾心事多余出来的一个什么。无法安置，也无可归类。
“这么巧，我也在家里收拾衣柜。”
“我们都是衣柜里来的人——知道那小说？”
“知道，那个写拉漂的。千里迢迢跑到拉萨去的女主角最终也没出成轨，因为不敢。”
“那小说挺逗。不过我不大喜欢那个女主角，懦弱。”
“我更不喜欢那个男主角——真正懦弱的人其实是他，不敢面对现实生活才一直在拉萨漂着。”
我们煞有介事地聊了一会儿一篇说不上坏也说不上好的当代小说，老黄突然感叹道：“在这窗边往下看，底下芸芸众生，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现在，过去，未来。在这城里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头，就为在这买个房子，人生所有的轨迹都已经被规定好了，像蚂蚁在蚁穴进进出出，为财死，为食亡。真他妈虚无。”
“我想看场电影。”我打岔说，“好久没去电影院了。”
结果看的是王家卫的新片《一代宗师》。那电影挺矫情的，两个人，一辈子，“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最终也还是刻意错过了。我正要回头和老黄打趣：“什么叫郎心自有一双脚，隔江隔海会归来，艳不算艳，酸倒挺酸”，靠近他那边的左手就突然被握住了。
那只手很大，热软，掌心微微有汗，但是笃定地算准了我不会抽离。
我的确没有。我只是手背冰凉地被他握着，握了很久都没有热起来；但心跳极快，脸烫得可以摊熟一个鸡蛋。
电影散场后从电影院出来，天居然还没黑，一步又从娑婆世界踏回光天化日。老黄牵着我的手往外走，我猜想他会带我去哪儿。唯一的悬念是酒店的档次。如果是如家七天之类的快捷酒店，证明他对自己的出轨毫不看重，驾轻就熟；如果是希尔顿香格里拉这样的大酒店，又有点儿太郑重其事了。我希望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中档酒店，没那么个性鲜明，但是房间设施讲究，私密性也好。
果然是一家驻京办酒店。地点偏僻的三星级酒店，楼下就是风味食府，往来人多是办事的本地商旅人士，不容易注意任何偷情男女。老黄公然用自己的身份证登了记，就默默带我进了房间。房间条件在驻京办里来说相当不错，我很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回头看他一眼，还没问出口，他已经明白了，说以前在楼下吃过饭，记得环境不错，人也少。
看过那么多不道德电影，仍然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开始的。进房间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是相互羞愧地望着彼此，笑容尴尬。他拉开电视机柜下面小冰箱的门，拿出两瓶科罗娜，递给我一瓶。我刚想推辞，又觉得不大合适，伸手接过来。沉默地干完两罐啤酒之后，他主动靠过来，就此接了一个充满啤酒味道的吻。眼泪忽如其来凌乱纷纷地落下。他说，你别这样，别这样。
……

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

1
从任何一方面来说，宋笑都是一个普通80后男人。普通到乏味。
他出生于80年代早期，成长在西北一个小城市，一路成绩不赖，小学是中队长，初中是班长，高中成绩略有下滑，但仍当了学习委员。因为不曾早恋分神——暗恋倒是不少——故一路顺利上了北京一所普通二本，学了大家都说热门的法律。大一人人都给高中女同学写情书的时候，他也给以前坐他后面的姑娘写过情书，没回信，朦朦胧胧的感情持续了一年多，无疾而终；大二流行追师妹的时候他又追了个同系师妹。初恋持续了好几年，人人都在女生楼下吻别，他和师妹是众多黑影中颇坚定缠绵的两枚。三年后他毕业工作，每天坚持勤奋地坐车回母校看望师妹。又过了一年师妹毕业了，这场甜美脆弱的恋情终于没有逃过校园恋见光死的惯例，师妹工作三个月后就提出分手，他竭尽全力也无法留住她离开的脚步——当然竭尽全力是他自以为的，也许还可以更尽力。
师妹后来和同事结了婚，还给他发了喜帖。他当然没去。
普通80后男人宋笑婚前总共谈过三次恋爱，分手两次，最后一次正好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婚后一年就在女方最合适的时候要了孩子，是个女孩儿，模样不赖，像妈——孩儿她妈就是他们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工作以后认识的，同样是毫不出奇的办公室恋情。女的比他大两岁，东北人，职高毕业，在相邻部门早工作几年，已到了适婚年龄的危险下限，看他还算老实可靠，模样也还顺眼，主动约他出去过几次，他没拒绝。后来两人轧马路也就慢慢成了习惯，虽然不是一见钟情，但作为结婚对象也还差强人意。和平共处了一年多很顺理成章地就结了婚。他的父母赶到北京和女方家属一起举行了婚礼，彼此都感到自己的儿女真懂事，真让自个儿省心。两个家庭看上去都欢天喜地，特别是添丁之后，两边老人争着带，带孩子去公园，路人也都含笑注目。宋笑和妻子的QQ头像都统一换成了各时期婴儿照片。以前的同学、现在的同事都说，好像爸爸好像妈妈啊，真可爱真可爱。
这一年，普通青年宋笑即将三十岁。女儿三岁零五个月。其实他还差一个月才满三十，但他生命里的几件大事好像都已经完成了：求学、工作、结婚、贷款买房、装修、生小孩儿。余下来的事情大致不会偏离轨道太多，可以预感的重复、日复一日的人生。
是2013年6月底一个非常清朗的夏日。他们贷款买的房子在北五环一个小区的十三楼。下午七点半，宋笑下班坐地铁回来，站在自己经常伫立的客厅落地窗前，拉开窗，一点儿小风微微地吹进来，并不凉，渐渐吹得他浑身每个毛孔都滚烫沸腾。他怔忡地回头看看客厅里正带着女儿在彩色泡泡胶上玩耍的妻子、母亲，心里异常惊诧，就好像看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世界，但这世界却是自己一手打造而成。也许自己是《楚门的世界》里的那个楚门，一生下来就踏入了电影场景里。也许这一切都是假的，所有人都是演员，唯独他不知道。
宋笑的爱好也很普通，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看看电影，当然也看过那部著名的《2012》。因此他偶尔会想，要是世界末日真来了也不错。去年就是传说中玛雅人预测地球毁灭之年，他从好几年前就开始暗自期待。只是女儿太小，才一岁多就要和所有罪人们一起消失略有点儿不忍。但是宋笑想：“一直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他要眼睁睁看着一个眉眼越来越酷肖自己的女版的他重新走一遍平凡人之路。到了她该求学的时候，他替她报名上学。她考试的时候他比她还关心成绩排名表。得当心她早恋，和他父母当年一样和老师没完没了地沟通，严防死守。考大学时替她琢磨志愿和专业，和老婆一起对着厚厚的招生简章琢磨个三天三夜，虽然最后的结果都殊途同归：不过都是熬夜上网、逃课、期末通宵复习、谈恋爱。他看女儿的恋爱对象大概永远不会顺眼，但第一次和女儿上床的人也不可能陪她到最后。倘若有门路，女儿读完大学以后还得替她物色个好工作。这时候她可以恋爱了，但是又很可能找不到合适对象，最后变成不可救药的腐女或死宅……至于妻子，妻子会和他一起老下去。两个人的话越来越少，她和朋友的话则越来越多。他渐渐在家变成一个会移动的家具，会按月增长的工资卡，家长会偶尔出现的龙套之一。
这一切宋笑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他看上去如此普通到乏味的一个人，组成了一个同样普通到乏味的家庭。没有新鲜的可能性，没有突然改变轨迹的希望——除了世界末日。只有世界末日。去年整整一年他都暗自希望发生点儿什么，一切打破重来。但最终什么也没发生，末日之年就无趣地一滑而过。2012年12月21日那天，他看着日历，简直有被骗之感。
宋笑重新回头看往窗外，突然发现自己的肉身正努力从落地窗的空隙挤出去，然后从十三楼飞跃而下。掉落地面，旋即粉身碎骨，血肉模糊。他在属于自己的一摊狼藉的液、固体里努力摇了摇脖子，并不大疼，感觉相当木然。有个遥远的，并不清晰的声音在叫他：宋笑，宋笑……他欢快而不无遗憾地想：“这时候叫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已经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了。”
“宋笑！”
他蓦地发现自己还在北五环一个小区的十三楼，时间是下午七点三十五分。
妻子好像刚对他声嘶力竭喊了一句什么。电视里新闻联播的声音太响，他什么都没听见。
“什么？”
妻子不再理他，开始起身拉着女儿的手去厕所洗手。母亲这几天正好来了，正从厨房走出来，往桌子上放一碟碟的菜。他这时才突然反应过来：好像妻子刚刚是叫他吃饭。
宋笑顺从地走过去，端起自己的碗筷。荷兰豆炒腊肉很香，上汤苋菜略有一点儿咸。他坐下来闷头吃了一大碗饭。
……

7
下大雨那天正好是宋笑生日。一大早王丹凤就说：“早点儿回来，听说今天有暴雨。”
那天律所要他处理的卷宗特别多。一个比他年轻五六岁的小伙子刚升了实习律师，又接了个棘手的经济案，正是干劲冲天的时候，一直拖着不让他走。本来五点多钟就下班了，一直拖到快七点，外面雨已经下起来了，还没走到大楼外面就听见雨水如泼的哗哗声。王丹凤此前打了几个电话催他回家，这时候反倒打电话说：“雨下大了，要不就先别回了？”
他说：“不行，苗苗还等着我回去吃蛋糕呢。”
王丹凤不耐烦道：“蛋糕没长腿又跑不了。你这么大了还这么幼稚，就不会找个地方先避避雨？”
他说：“没事，我打车回去。”
王丹凤说：“这么大雨你打不到车……”
还没说完他手机就嘟嘟嘟，提示快没电了。都怪那个实习律师太春风得意，没完没了让他打电话去各处确认案情。他们办公室只有一台电话，另一个助理律师是个女孩子，最近刚谈恋爱，煲了一下午粥。她算准了“大叔”宁可用自己手机打电话也不好意思开口说她一个字。
他走到门外去。还没到七点天色已经墨黑如夜了，现在已经不是瓢泼了，是一大桶一大桶的水正从天上往下倒。水壅积得很快，他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不一会儿脚面就全湿了。
“这就是世界末日啊。”他突然鬼使神差地想，“2012年过去世界末日真的来了，这太好了。太好了。”
下午的时候还受了实习律师一肚子气，过两天岳母又要来北京。苗苗最近总是发烧。王丹凤的腰围又长了，她越来越爱说三字经，还学着网上的人说“我勒个去”“操得勒”“你妹”，自以为自己时髦得紧。和他同办公室八五年的小姑娘开口闭口叫他大叔，但是他其实今天才满三十岁。房子还贷还要三十五年。他死都没法和领导开口谈换岗的事，这辈子恐怕都当不了正式律师了。
起初这个念头是没有的。突然天上一道闪电，不知什么东西如露如电就注入了他心底。
他还没搞清楚自己在想什么就一步步走向了雨中。苗苗的笑容一闪而过。可爱的女儿似乎是他唯一的牵挂，但是今天的雨太大了，这一点半缕牵挂，似乎并不足够挡住他。
等他死了，王丹凤也许可以再嫁一次。她一直都怀念她的初恋男友，其实他知道的。她打电话和闺密小声说过，他不小心听见了。
他也有他的刻骨铭心。他一直都忘不掉那个师妹。他这辈子做过最激烈的一次反抗，就是把师妹寄给他的请柬撕了。坐在办公室桌前静静地、慢慢地撕。撕得很碎很碎，比碎纸机碎得更彻底，小心翼翼地把请柬上新郎和新娘的脸先分开，然后再分头撕碎。撕碎了也不能让他们碎在一起。他这么怯懦的人，最多只能够激烈到这个地步。
大概就打那时候，他发现自己的人生是一场做不完的冗长噩梦，而自己彻头彻尾是个废物。没什么留得下靠得住的，一切都是虚幻，一切也都空无。王丹凤那时候出现了，对他堪称热情洋溢。其实不是王丹凤，刘丹凤、李丹凤什么的出现了也都一样。只要是个女人，暖的热的会说话的，当时他就能和她扯证结婚。他就是害怕自己一个人，过不完这辈子那些漫漫长夜。
可没想到结婚了还是要一个人面对那些漫漫长夜。多少次他听见身边女人均匀的呼吸声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起身走到落地窗前，凝视那条丑陋的水泥高架桥，凝视那些呼啸而过的汽车，不是没有想象过各种死法：从落地窗跳下去粉身碎骨、被汽车碾过身体、吃安眠药、割脉、卧轨……每当他觉得被这个世界忽视了、欺侮了、碾踏了，他都要想上这么一次，表面上却完全看不出来，他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到乏味的男人。
设想过种种死法，唯独没有想过被淹死。今天的雨特别地大，他突然想，死在雨里也不错。想想看，一个人在城市里走着走着，就淹死了。这样的新闻也许是别致到可以上报纸社会版一个小格子的。而且这样王丹凤会以为他是赶回去吃那块蛋糕的；苗苗也不必以拥有一个因为怯懦而自杀的父亲而羞愧；他母亲会怨恨这个城市的良心被狗吃了——不都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吗——而不是一辈子恨自己
生了这么个不负责任的儿子；而岳母会庆幸女儿总算可以有机会改嫁一个靠谱的人。皆大欢喜，大团圆。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黑暗的雨水中走着，沉沉地，愉快地想。雨越来越大了，水已经漫过了他的脚脖子。因为生日的缘故王丹凤特意让他穿了一双遐步士的新皮鞋，过年时才买的，今天才第一次上脚。他不是没想过脱掉这双鞋子再去死，可转念一想如果这样就太像自杀
了。就算死了也不希望别人发现他是自杀，今天是他唯一一次欺瞒世人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老天爷继续往下起劲儿地泼水。但一桶与一桶之间，居然有很大的空隙。有那么一些瞬间，他几乎觉得有些地方没有下雨，已经感觉不到雨水重重击打在身上的钝疼。路上好多车子都动弹不得地停在半米深一米深的积水里。有些灯的双闪还亮着，有些灯已经熄了，也不知道里面的人是生是死。大概真世界末日了，一会儿工夫洪水就要没上来了，南极还是北极的冰川正在飞速融化，蓝色星球表面蓝得发亮——这一切真是值得狂喜兴奋的事，他无端端地有锐叫的冲动。反正没人能听得见，所有人的耳朵都被雨水淹了。
水已经漫到膝盖了。他在大雨声里听见有人不断地在哭叫。一只男式皮鞋顺着浑浊的雨水河流漂过来，碰着了他膝盖上的大腿。踩到什么东西了，也许是个老鼠，也许是只猫。
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他终于发现他和身边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地逃窜、哭喊、哀号，拨打110或者亲友电话，而他的手机快没电了，全世界即将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得到他——这正合他意。走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唯一感到抱歉的仍然是苗苗。她是他无意中带到这个不完美世界上的一粒种子，也许没在最适合的地方发芽，但是毕竟是发芽了。他是没办法一辈子照顾这棵小芽了，他早就累垮了。更对不起的人是他妈妈。父亲去世得早，她一手把他拉扯大不容易。可是从小被她吼到大，他现在变得这么软弱和她不是没有关系。想到这一点他心肠就硬了起来。
至于王丹凤呢，一夜夫妻百夜恩。他根本不敢想他死了以后她会怎样。索性就不想了吧。她那么强悍，一定能熬过去再嫁人的。最多伤心两个月吧。唉。
他反正要死了。身后洪水滔天，他也管不着了。
步行了快半小时，路过一处低洼地时，宋笑突然发现路面上水流的走向很古怪，大量雨水正不断地涌进路边一家铁皮闸下了一半的黑洞洞的店面里。冷不丁地，他听见一声哭喊，像孩子的声音，凝神再听又没了动静。他头皮发麻，一种恐怖的想象突如其来：里面难道有一个小孩子？没准正蜷缩成一团，努力爬到高处躲避越来越高的洪水？
他自己是活腻歪了，可小孩子大概还没有。他得进去看看。

序 新方言与部落之巫
李敬泽

文珍小说中人，常在自闭状态：那个躲在衣柜里的女人，那个对着录音笔自问自答的女人，还有那个微笑着与闺密分手就此永别的女人……
都是女人。文珍也是女人。在女性书写的谱系中，她悄然站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不是先知或烈士，不是文艺青年，她站在特定的人群之中。
让我们看看这人群：她们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的职业女性，生于1980年代，受过良好教育，供职于公司、银行、各事业单位；她们中大部分人远离父母和家乡，年轻着，但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就要老了，而婚姻，对她们来说远不是理所当然，知道自己随时会被剩下——没有什么理由，只是这个世界如此大又如此小：太小了，碰不到那人；太大了，找不到那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牢固的，如羁旅过客，如在浩大的人群中挤地铁，如租期临近的房子、还贷的短信，如一个又一个相亲的男人……
她们和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基础。她们自己当然不承认这一点，她们有能力自我指认：不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的确，她们正在某些方向上悄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恰好是这个男性的，而且是直男的、亢奋的、未免过度亢奋的时代的背面或阴影——意义的焦虑；对时光、苍老、孤单的无力感；细腻的感性；戏谑的含混和自嘲；不确定性的自我消费——甚至是性别的不确定……她们暗自拓展、开垦我们文化中柔软的、感伤的、弱的、暧昧的区域，文化的后园。——女性、社会、文化和审美，文珍处在种种幽暗小径的交叉点上。
严格地说，我甚至不认识文珍。我知道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是人文社的编辑，还写小说。但是除了两三次在文学场合匆匆见面外，我记得我们之间说话最多的一次是在下了飞机走向出口的路上，好像是在谈论她家的猫。然后，有一天她打电话过来，种种不好意思，恨不得随时放下电话，待到真的放下了电话，我才终于猜出她的意思：要出一本小说集，想请我写几句推荐语放在腰封上，当然，最好写个序。
书稿寄来了，书名有点儿村上春树，叫作《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看完之后，我告诉她：写序吧。
因为，一二百字的推荐语似乎说不完。
我当然喜欢文珍的小说。这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我之外，谁会是她的读者？他和她，他们是怎样的人？以我的揣度，文珍可能为自己选择了一群最难对付的读者。为了说明问题，我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比如“底层写作”，那些写作者其实知道，他所写的人物几乎肯定不会读他的小说。而文珍呢，她也知道，她最可能的读者就是她作品里的人物，她甚至在《银河》中特别提到其中的男女读过《衣柜里来的人》，后者是文珍的另一篇小说。
这里存在特殊的困难。小说家们喜欢谈论“人类”，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人类、人类中的中国人正被纵横交错地切分成众多、越来越多身份的、文化的部落。世界从没有这样平，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层峦叠嶂，难以通约。有人在担心方言的消亡，好吧，方言必定消亡，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经历着更为复杂、变动不居的“再方言化”，这种“方言”不再是地方的和语音的，但依然是文化的，而且更文化，它是由共享的经验、情感、价值观、审美趣味和社会意识杂凑起来而又迅速折旧的表意系统。而小说家的困难在于，在每一个部落看来，他们或许都是“外人”，都难以获得认同，除非他们像韩寒或者郭敬明那样赋予某个部落启蒙性的自我意识，除非他们像余华那样在某个部落的形成过程中阴差阳错地成为被征用、借用的重要资源，除非他们能够成为部落中的祭司或巫师，否则，他们很可能自称代表所有人但与所有人无关。
——这就是所谓“纯文学”的困难，普遍性的梗阻。而文珍的困难在另一方面，她选择了一种“新方言写作”，她站在部落的内部，她在讲述“我们”的故事，当然这在“青春文学”中并不构成困难，但问题是，她所在的这个部落已步入“后青春”，青春之“魅”已“祛”，而所有的人对方言谙熟于心，她们确切地知道自己是谁，精于交流、勤于表达，对这样一群人，你还能讲述什么？
我估计，写作时的文珍和给我打电话的文珍一样，写作就是打一个不得不打的电话——羞涩、鼓起勇气、克服困难，然后渐渐地，就像《录音笔记》里那个女人，流畅了、自如了，把自己从沉默中释放出来。
文珍所关注的不仅是那些把一个人和另一些人连接在一起的事物，由这种连接，人们行动、言说，发生关系而有了故事；但文珍知道，人们之所以急切地寻求连接，是因为他们恐慌，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关在“衣柜”里，他们要依靠与外界微弱的联系——看上去喧闹，实际上如此脆弱、如此不可信任——帮助自己躲避幽闭、忘记原子般的孤独。
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急切地寻找同类，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在电脑上、手机上倾诉、交谈，而事情的另一面是，人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害怕面对自我，害怕与自己相处。我们有一个茂盛的外部，外部有多么茂盛，内部就有多么荒凉。
内部闭锁着，沉默着。
文珍因此试图成为巫师，催眠和唤醒。
在这个假期，读张光直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其中谈到，文字创生于巫，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文字是政治权力的必要条件，它是人与天沟通的媒介，巫借此召唤和确立人群和部落的认同；但事情的另一面，张光直先生似乎并未察觉，巫借助文字，也获得了抵达、唤醒和建构内心生活的能力：无以名状的恐惧、焦虑、欲望和疼痛，由此变成了被名状、被意识到的事物。一些巫沿着大路成了国王，一些巫沿着小路成了诗人。
太多的小说停留于行动和态度。作为巫的文珍力图写出行动和态度之下的心理。不借助隐喻和象征——任何一个巫都需要道具，文珍也使用隐喻和象征，但是，她主要是运用她的基本能力，以文字做出指认和命名。在她的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并非不言自明，人并非在黑暗中没头没脑地奔走。很多小说家预设，所有的读者都会理解人们何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大家都知道支配着我们行动的本能和逻辑，那个世界的真相，那个已经写定、存放在所有人心中的剧本。但这是多么不称职的巫，他把我们放逐到蒙昧混沌之中，他忘了，人们之所以有沟通天人的欲求，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独特的命，有一种与庞大的世界戏剧对抗的内在理由，而巫要把这理由告诉他们。
文珍是称职的巫，她致力于讲述内在的故事，人物怎么想，她何以如此，她与自我的对话，她给自己的说法，她的自我推敲和自我分析——作为诗人的巫的现代形态是小说家或心理医生，当人们被内部那些无法命名的东西胀满了，折磨着，医生来了，她告诉他们那些东西是什么，把人从幽暗中释放、照亮。
通过新方言写作，一个写作者回到了人类状况的具体性；通过如巫一般心理的、内在的讲述，她又有可能重新回到那种普遍性上去。一个一个的人，只有封闭自己，把自己外部化，把自己的一部分拿出去与人共享，她才能确立起部落的认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她被从内部打开，回到她的本心和初心时，她就超越了她的部落，面对天和地，面对普遍的人性。
所以，文珍的读者包括她选定的人，也包括那些未被选定的人，
比如我。
但是，文珍的打开还不够强劲、不够宽阔，受制于她所在部落的世界观，她常常过于小心、过于文雅，因文雅善良而拘谨，巫应该神游八极，应该有一份天地不仁而任他天塌地陷的刚忍。
总之，她是个巫。祝她变大巫。

2014年10月5日

后记 敏感病人在飞行中
文珍

我从小就是个过分敏感因而快乐和忧愁都太剧烈的小孩。但更糟糕的是，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
小学时院子里住的同龄小孩差不多都是男生，我每天都和他们一样，翻墙抄近道，去池塘摸鱼，爬树捉金龟子，跳很高的山羊，把一棵枝叶垂下可以到地的大松树当作举世无双的宇宙秘密基地。因为很少看见这么淘气的女生，所以小学毕业时同学们给我的留言普遍都是：“祝你永远天真活泼，和现在一样。”要么就是：“开心每一天！我知道你做得到！”
但我当然并没有开心每一天，直到现在也是。最多只能努力地，让不开心的每一刻过得快一些，更快一些。
从小喜欢动物；但养过的任何小动物死了，对于我来说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死掉的虎皮鹦鹉怕它冷，用家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布头里三层外三层地裹好，安放在爸爸珍藏的铁皮香烟匣中，埋在家附近的小池塘旁，坟前立了一块小木牌：小鸟翠翠之墓。每天傍晚我必然要去祭拜它，直到有一天这秘密终于被院子里的男孩儿们发现，再去看时，翠翠已经被刨出来扔在湿润的土壤上。我坐在池塘边独自啜泣了许久，直到夏日傍晚的绯色天空以慢得让人伤心的速度，一点点彻底黑去。
我从此决心不再和糟心的臭小子们为伍，却再也无法完全退回到女孩儿们的族群。她们普遍比我年长，而她们会的跳皮筋、踢毽子我统统不会——看太多小人书近视太早，这些需要精准度的游戏对我实在太难了。很多很多次，我记得自己被孤立于众人之外，远远地躲在一根柱子后，咬着手指羡慕地看着那些大笑着翻绳如飞的女孩儿们。因为太孤独的缘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睡觉从不关窗子，暗自希望彼得·潘把我接去永无岛不再回来。
这一切都导致我后来变得非常在意同性间的友情，并且总带有一点儿小男生讨好小女生的意味。十岁后父母都去了深圳工作，我如果不肯去奶奶家住，就得独自待在家中。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几个大女孩答应到我家陪我过夜。当晚我睡在最外边，中间的女孩一个翻身卷走了被子，我大半个身体都冰凉地露在外面，却担心弄醒她而一整晚僵卧着一动不敢动。后来在罗曼蒂克的电影里看到类似桥段，便想，原来我身体里一直藏着半个羞怯、笨拙、不知如何去爱的小男孩儿。
而这也是我长大以后写小说，一直努力尝试打破性别界限、甚至过分同情另一个性别的缘故。大半个童年都和男孩儿们一起度过，我知道他们摔疼了也会哭，怕晚回家会挨父母打，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跌跌撞撞跑回家。我知道他们最初的恋慕和好奇——当然初恋对象不会是我这样的假小子——也知道他们对女生的娇气表面有多少嗤笑和鄙夷，内里就有多少微妙的向往。
但我终究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孩。大部分时间，我必定要扮演一个和群体格格不入的古怪女孩，并随着年岁增长日渐感知男女有别。到现在我还偶尔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感到某种不便，尤其在梦想壮游万里，或者渴望深入了解某个穷困、混乱地区的时刻。
除掉不合群，性格中其他古怪的成分更多。三岁时乡下亲戚送来了一只母鸡，妈妈不知如何处置，只能暂时把鸡养在阳台上。没两天突然下了一场暴雨，我担心阳台那只鸡被飘进来的雨淋湿了感冒，跑过去给它打了一把伞。妈妈过来叫我吃饭时，看见我和鸡并排蹲在伞下，大笑了一场。这滑稽的一幕当然并没有阻止她过几天磨刀霍霍、宰鸡飨客。我苦苦求她不要杀，但是没人会把一个三岁小孩儿的求告当真：母鸡小姐终于变成了饭桌上热气腾腾的一道菜；而我此后余生再也没有吃过一口鸡肉。
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想象我的执拗年深日久，却往往藏在看似无稽、讷讷难言的假面下。
还养过一些其他动物，比如说白兔、鸽子、猫。童年时关于猫的回忆大多悲伤，虽然没有死在我手里的，但也多数没有好结果。记得有一只黄猫是当医生的二伯从实验室里带回家捉老鼠的，看我喜欢就借我养两天。那些年妈妈常出差，当工程师的爸爸懒得做饭，总带我去他徒弟家里蹭饭，吃完饭还要打一阵子扑克。我不肯等他们牌局散了，就坚持要先回去喂猫，同样是春天，家乡小城的道路常因春雨而泥泞，我独自一人冒着如丝细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一进门就看到黄猫喵喵叫着奔向我，当年自没有什么罐头猫粮，心急如焚，翻遍全家也找不到东西喂它，最后只好把冰箱里的冻肉一小条一小条费劲地切下。猫咪从没吃过纯肉，吞咽速度之快，让我在一旁直担心它会噎着。过几日爸爸发现了这秘密，大怒，立刻把猫送回二伯家中。我尽管非常想念它，却什么都不敢说。没多久二伯来家里闲聊时突然说起黄猫死了；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告诉我们他自己有事出差一礼拜，把猫拴在后院忘了喂，伯母和堂哥正好那几天也不在家。他并且边笑边比画：那猫临死前爪子在地上刨了那么深的两道坑，可见有多饿！我平静地听完，知道当大人们的面哭一定会被嘲笑。过一会儿趁众人不注意悄悄走回房间，用被子蒙住头，无声痛哭了一个钟头。
那年我大概九岁。因为这件事，我终生痛恨毫无必要的残忍，和对其他生命无意义的漠视与消耗。
最后一个故事关于鸽子。也是亲戚送来的一只被剪掉飞翼的肉鸽，那时我快十岁了，再次拦着妈妈不许杀。因为我三岁时那次惨痛教训，妈妈这次宽宏地容许它被颐养天年。但那鸽子在乡下鸽舍里久不见天日，长得肥胖的同时身上也有很多健壮的跳蚤，我养它的那半月适逢暑期，每天唯一的活计，就是乐此不疲地给它捉跳蚤，又把小米、红豆、玉米面放在手心里一口一口喂它，饶是如此，鸽子却仍一日日不可逆转地消瘦下去。最终，一天中午，它蜷缩在纸盒里永远地去了，窗外白杨轻摇，盛夏微风，蝉鸣如噪，我再次为这结下两礼拜情谊的小伙伴痛哭，和对翠翠一样找来了家里最好的细布，最漂亮的铁皮匣子……等把它安葬在小花园、精疲力竭地爬回床上午睡时，却发现妈妈躺在床上背对着我。我趴在她肩上问为什么不理我，她过了很久才低声道：“你这孩子太心软又易动感情，我怕你这一辈子会活得太累，很难幸福。”
好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不吃鸡，非但不吃鸡，而且鸭、鹅、鸽子……所有禽类全体“连坐”；也不吃兔子、青蛙等大多数动物，包括成年后在新疆目睹过屠宰现场的羊；养了两只胖猫且决心一直养它们到老死；拥有好些女朋友的同时也有几个要好的哥们儿；运动天赋照旧缺无但常年在路上；有时捡到一两根鸽子或者别的什么鸟的好看羽毛，会带回家插起来。但妈妈曾经担心过的事终究没有发生：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甚至比多数人更容易感到愉悦。所有那些过分敏感的偏执，古怪病态的深情，我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秘密世界好好存放起来。
我在那个世界里可以自由自在地奔向任何可望而不可即之地，具备所有梦想拥有而不得的性格特质，有能力保护那些一直希望保全却很难的人与事。在现实中无法说出口的话语扑簌簌落于纸面，我因而得以在真实世界里中成为一个自觉正常而安全的人。
我曾在一个创作谈里说过：也许所有的写作者都因怯懦而渴望说出一切。
长大之后还顺便明白了很多其他事，比如说，我之所以对鸟类怀有隐秘特别的情感，除了旧日心病，也许还因为它们看似弱小，但是会飞。也许人也和鸟一样，始终徘徊于去留之间，既渴望摆脱既定命运桎梏，又陷身于生活本身强大的逻辑，被一刀剪断翅膀或者干脆忘了怎样离开。
而我正在我的秘密世界里慢慢练习如何去飞。这件事足以让一个过分敏感的病人平静、安详，能一直好好活下去，并时常暗自快乐。
后记之后：
这是一篇早该写完的后记，并且因为出版前夕正赶上2014年国庆长假，本来最有可能完成于旅途之中：在凌晨两点飞往莫斯科的夜航飞机上、伊斯坦布尔老式公寓的客厅里、纽约或旧金山的某间咖啡馆中、洛杉矶飞回北京的漫长十三个小时里。不知道为什么，所有这些看上去更富有意味的时刻，我都沉默而快速地略过；而这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都看似不足道的三千字，对我而言则变成意义越来越重大的告白：不到最后时分，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能说出什么。
直到这一刻。这一刻是北京时间10月10日凌晨3点44分，整个人身体极度倦怠，但因时差的缘故无法睡着。窗外的京藏高速空前安静，世界似乎比这次跨越大半个地球的旅行中的任何瞬间都更接近自己的内心。某个飘飘荡荡的念头像断了线的风筝飘过千里万里，终于在这没有风的神奇一刻，不偏不倚落在了出发时的原点。
我梦游一般起身，走到客厅里，打开电脑，开始说。
请原谅一个在时差中风尘仆仆的旅人，她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必然是因为光阴和距离相互发酵而成的醉话。

2014年10月10日凌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