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罗作品：天秤星座

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点30分，约翰·F.肯尼迪，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在行进的车队中被枪击身亡。
两天之后，被警方指控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被转移去更安全的监狱途中遭遇枪杀。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刺杀案背后的真相只留给了揣测、改写和无止境的猜测。
在《德里罗作品：天秤星座》里，唐·德里罗探寻了一桩阴谋，它在7秒钟之内改变了美国世纪。

唐·德里罗（1936-），美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四位作家之一”。
以“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水准”的创作，赢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美国笔会/索尔·贝娄文学终身成就奖、耶路撒冷奖等十多种重量级文学奖项。
创作经典：《名字》（1982）、《白噪音》（1985）、《天秤星座》（1988）、《地下世界》（1997）、《大都会》（2003）。
近年新作：《欧米伽点》（2010）、《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2011）。

我觉得我的书都不可能在肯尼迪遇刺之前的世界里写成，而且我觉得我书中的那些黑暗也直接来自达拉斯那一刻产生的迷惑、心灵的混乱，以及对无常的知觉。可以说，正是这造就了我这个作家——不论好坏。
——唐·德里罗

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有四个，他们是菲利普·罗斯、科马克·麦卡锡、托马斯·品钦，还有唐·德里罗。
——哈罗德·布鲁姆

德里罗以人难以想象的力度，深入解剖了我们的人性之谜，无人能及。
——乔纳森·弗兰岑

这是一次通向美国之核心的、无与伦比的历程。
——《观察家报》

《天秤星座》是一部极有深度又与历史相关的小说，读来令人不忍释卷。
——《今日美国》

这本书对当代美国生活做了最讽刺、最智慧、最阴沉、最滑稽的脚注。
——《纽约时报》

在这里你感受到的是真正的美国，坏消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星期天泰晤士报》

暗杀之气
第一部分
布朗克斯区
4月17日
新奥尔良
4月26日
日本厚木
5月20日
沃思堡
6月19日
莫斯科
7月2日
明斯克

第二部分
7月15日
沃思堡
8月12日
……

11月22日
机场里，人们站在行李手推车上，靠在灯柱上。穿着雨衣的人们挤在钢丝网眼栅栏上，挥舞着小旗，望着28号出口。天空现在已经放晴，那架巨大的波音707飞机在机场跑道上转了个弯，停了下来。人们从车内跑了出来，站在早到的人群的边上，跳上跳下。孩子们骑在瘦高个大人的肩上。拥挤的人群中升起一种热烈的气氛，一种急切的情绪。欢迎团的成员推推搡搡地挤到舷梯脚下站好，频频整理他们的衣服和头发。后舱门开了，第一夫人出现了，身穿粉红色的套装，头戴粉红色的帽子，光彩照人，随后出来的便是总统。一阵敬畏、认同的呼声穿过人群，在空中回荡。人群一起欢呼，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仿佛受了什么令人目眩的疼痛似的。“嗨！”“杰克！”“喂！”总统拉了拉领子，微微耸耸肩，走下了舷梯。欢呼声变成了小声吼叫。有的人摇动着栅栏，有的人从候机大楼里奔了出来，挥舞着提包和相机。到处都是高高举起的相机和沙沙的快门声，闪光穿过人群。
欢迎杰克和杰姬光临大达拉斯。
握手和致意之后，杰克·肯尼迪离开了他的保安人员，绕过积水，来到栅栏边。他向人群伸出手，人们都向前拥去，互相看着，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他沿着栅栏走着，相貌英俊，皮肤晒成棕褐色，对着张大嘴巴的人墙灿烂地微笑着。他看起来就像他本人，就像照片上的他——一个大海中的舵手，在炫目的阳光里眯着眼，洁白的牙齿闪闪发亮。只是有时候，他微肿的脸上能看出可的松——一种治疗阿狄森氏病的药物——留下的痕迹，用以支撑他那日益恶化的椎间盘的背支架。人们越过栅栏，包围着他，有那么多的人和手。他笑得更加灿烂了。他要让所有的人明白，他是无所畏惧的。
深蓝色的林肯敞篷车闪耀着孔雀般美丽的光芒，前面的挡泥板上插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总统的小旗。前排坐着两个特工处的人，康纳利州长和他的夫人坐在中间的折叠座上，肯尼迪夫妇坐在后排。林肯车前面有一辆无标志的开道车和五辆摩托车开道，车里坐着戴白色头盔、一贯面无表情的达拉斯市警察。后面跟着一支半英里长的各种车辆组成的车队，有敞篷车、客货两用轿车、旅行车、特工处的专用车、通讯车、公共汽车、摩托车、备用的雪佛兰车，还有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夫妇，国会议员们，助手们，夫人们，举着照相机的人，扛着新闻摄影机的人，佩着无线电话、自动步枪、猎枪、左轮手枪的人，以及掌握发动核进攻代码的人。
林肯车闪着夺目的光辉。太阳直射在挡泥板和车罩上，反光把车内的软座位照得通亮。州长舞动着他的棕黄色斯泰森毡帽，旗帜啪啪作响。第一夫人的肘弯里捧着鲜花。闪亮的车身像镜子一样映照出路旁的景物。不过，此处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映照，因为机场周围属于偏僻的隔离带，只有屋顶上铺着砂砾的平顶建筑、画着嘶嘶作响的牛排的广告牌，以及荒凉景色中零星的勇敢地挥着手的观望者。站在路旁的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份《新闻早报》，翻开了人人都在议论的那一页。欢迎肯尼迪先生光临达拉斯。这是一个称为美国实情调查委员会的组织登的广告：冤情、控诉、好战幻想——在一张主要的报纸上，这样的东西并不引人注目，但四周却用黑边框了出来。多么不祥的预兆！杰克·肯尼迪早些时候和现在都看到过这则广告。快到达拉斯市中心时，他转头轻声对杰奎琳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疯子的王国。”
在没有防弹罩、没有特工站在两边的敞篷车里露面，这一点仍然至关重要。他在国家即将分裂的时候来到他们中间。人们已分成了两派，每一派的队伍都在蠢蠢欲动，杰克必须控制住双方。早些时候有预兆吗？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带着一张小纸片，上面是几行潦草而又血腥的莎士比亚的毁灭语——他们挥舞利剑，肢解了我。让汽车开得慢慢的，好让人群有机会看清他，这仍然十分重要。就像广告商所说的，要最大限度地暴露自己。谁需要一个胆小如鼠的总统呢？
前面还有友好的人群在等着他。远处零星的观望者，那些粗线条的人影，渐渐汇成了庞大的人群。他们出现在十字路口。在阻塞的交通中，人们站到了汽车的保险杠上，大声叫着：“杰姬——！”标志、旗帜、汹涌的人流汇成一片。越过人行道的人群伸长脖子，想一睹总统的豪华轿车。警察骑着摩托车把人群赶回人行道。有的人背靠建筑物的墙边，看不到总统的轿车，只看到人影闪过，像晴空中的精灵，梦一般的庄严肃穆。拥挤的人群如一股巨大的潮流，以暴风雨之势拥向了哈伍德街的附近。摩托车不停地发出隆隆的响声。这是一种激动的声音，一种力量。总统挥着手，微笑着喃喃低语道：“谢谢你们。”
建议把人群赶到隔离线之外。他们正在往这儿的街上拥。
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人群开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消息在人群中不停地传播着。一种感染力、一种神秘的共同冲动把他们带到了这里，使成千上万个来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经历、怀有不同梦想的人聚集在此，向驶过的林肯车欢呼着。他们来这里是要形成某种力量、某种意识，把这座暴富城市从保守、谨慎和怀疑的信条中唤醒。大达拉斯从谨慎和怀疑中醒来，发出了龙卷风般的欢呼声。他们来这里要聚在一个人的脆弱的身体周围，博得他的微笑，去接受他的灵魂所赐给的某种恩惠。
建议在接近中央大街时放慢速度。
在正午的烈日下，车队驶过中央大街的十二个街区，在这些街区的高高的银行大楼之间，还可以看到当年小城镇商业的一些残余，如：霍尔马克礼品贺卡商店、沃尔格林杂货铺、托姆麦肯皮鞋店。摩托车过来了，发出让人窒息的轰鸣声，紧张的气氛渗入每个人的神经。林肯车的出现引起了一阵激动。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有人把身体伸出窗外，大胆的小孩子来到了外面。他们来了。是他们。真是他们。不只是杰克和杰姬在激动中行进，人群也沸腾了起来。这是一座新的城市，崭新的观念迅速传播，冲击着古老而又沉寂的心灵。达拉斯成了一个喧嚣的城市，充满了响亮、热烈、激动的欢呼声。人群推搡着越过警戒绳和隔离物。摩托车队开出一条道，殿后的特工们从汽车踏板上下来在林肯车的两侧慢跑。此刻坐在沸腾的人山人海中间是否可怕？杰克是否认为这种沸腾已接近骚乱的程度？他们离他这么近，就快压到他身上了。他看看他们，低语道：“谢谢你们。”
当车队转向休斯顿大街的时候，戴墨镜的特工们又重新回到了汽车两侧的踏板上，这时离高速公路已经很近了。
四个小伙子奔到鸟笼似的电梯口，他们正在进行午间的下楼比赛。他们放肆地大笑着，在电梯门边推推搡搡。李听到他们下楼时不断互相叫喊着。灰尘满地，旧砖墙上的白色涂料已经剥落。到处是一堆堆的纸箱，还有破旧的洒水器和斑斑点点的柱子。三英尺的高处盘旋着一层灰尘。地板上还有一些零散的书。他的写字夹已经藏好，塞到了西墙边的纸箱堆里。六层楼上一片寂静。
他站在东南方向的窗前，以纸箱为屏障。大的纸箱堆成了五英尺高的墙，这使他想起小孩子舒适的躲藏处，封闭而又安全。在屏障里面，还有四个纸箱——一个平放在地板上，两个堆了起来，另一个小的则搁在砖窗框上。这就成了一条长凳，一个支撑物和一只枪垫。他用来藏枪的包装纸撂在了脚边的地板上。破碎的蜘蛛网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他看到了地板上有一枚十美分的硬币，便把它捡起来，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他俯视着下面的休斯顿大街。总统车队渐渐靠近，在阳光中显得缓慢而又生动。迪利广场的草坪上到处是人，也许有一百五十人之多，不少人还带着照相机。他端起了步枪，站到了高高的窗户前。窗外所有的景物都一目了然。
总统有一头栗色的头发，而第一夫人穿着粉红色套装，戴着一顶小圆帽，容光焕发。李很高兴她看上去这么漂亮。这会使她很上照的，为她自己和历史留下永恒的倩影。
他看到约翰·康纳利州长坐在汽车里的折叠座上，腿上放着他的斯泰森毡帽。他喜欢康纳利的脸，那是张轮廊分明的得克萨斯脸。如果李能与他结识的话，他一定会喜欢上李的。纸箱上标着“书籍”和“十大读本”的字样。每个人都感谢好天气。
白色开道车转弯了，摩托车也转了弯。林肯车从他下面经过，向左转了一个大弯，似乎是绕着轴心旋转。一切都那么缓慢、清晰。他单腿跪下，把左肘放在堆起的纸箱上，又把枪架到窗台的纸箱边上。他瞄准了总统的后脑。林肯车进入了橡树的掩蔽下，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向前行驶。左右都已准备好。他在瞄准镜中看见了轿车车身的闪光。
他朝浓密树叶的空隙处开了一枪。
当轿车再次清晰时，总统开始有了反应。
他扳起枪栓柄，拉开了枪栓。
总统有了反应，举起双臂，两肘抬得很高，分得很开。
突然，鸽子从四处的屋檐下扑腾了出来，飞向西方。
枪声在广场上回荡，单调而又清脆。
总统的拳头在喉边紧攥着，手臂向外弯曲。
他推上枪栓，压下了栓柄。
林肯车开得比刚才慢了许多，几乎停顿下来。它毫无防护地停在大街上，离高架桥还有八十码。
目标已在射击圈内。
雷莫从停车场里他的墨丘利车中走了出来，停车场位于埃尔姆大街半道处的草堤之上。木栅栏包围着停车场，边上还种着树木和花草。车后的保险杠轻轻碰到了栅栏。附近停着十辆或十二辆汽车，北面和西面还有更多的车。
雷莫站了片刻，摇了摇肩膀。他托了托自己的裤裆，用左手轻轻托了三下。栅栏有五英尺高，他无法舒适地支撑他的左胳膊。他来到车后，站到保险杠上。他从栅栏的上方向外望去，越过草坪，看到开道车接近了埃尔姆大街的拐弯处。
弗兰克·瓦斯克斯从驾驶座那一边下了汽车。他拿着一支韦瑟比·马克V型步枪，枪上安装了瞄准镜，弹膛里装着碰撞开花的软头子弹。他站在车后的挡泥板边，雷莫伸出手来，他把武器递给了他。
他回到驾驶座上。当他钻进车内时，汽车跳动了一下。雷莫回头机警地扫了一眼。
这里仍然能听到中央大街隐约传来的喧闹声，头顶上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沙沙的声响。弗兰克坐在方向盘边仔细听着。他的目光越过铁路调车场，往西北方向望去。水塔涂上了白色，高压电线杆一直伸向灰蒙蒙的远方。天空万里无云，十分明亮。他觉得似乎能看到得克萨斯州的尽头。
雷莫站在两处栅栏交汇点的西边。透过浓密的树荫，他看到了阳光下的景象。一小群、一小群的人聚集在埃尔姆大街两边的草地上，全家出动，带着相机，就像是野餐的开始。总统的豪华轿车一下子驶进了大街。埃尔姆大街北侧的人们背对着雷莫用手遮着眼睛，挡着灼烈的阳光。其他人则挥动着手，肯尼迪也挥着手，还有鼓掌、阳光、豪华轿车的耀眼光芒。一个女孩奔跑着穿过草地。四名特工站在殿后车辆的踏板上，离蓝色林肯车只有几英尺的距离。
达拉斯一号。重复一遍。我还未完全弄清情况。
利昂这一枪开得太早了，当时汽车刚经过树下。枪声听起来像一次短暂的冲锋，软弱无力、弹药不足。
肯尼迪反应迟钝，最初并未吃惊，而后才慢慢举起手臂，仿佛一个人在划船练习架上练习划船。
驾驶轿车的特工放慢了一半速度，坐在那里没动。另一名特工也坐在那里没动。他们在等待有人来解释出了什么事。
一群鸽子扑闪而过。
雷莫轻轻把枪架在栅栏上，两脚在保险杠上站稳。他握着枪的左手的前臂搁在两个桩子之间，脑袋倾斜在枪托上。他通过瞄准镜观察着，等待时机。
草坪上，一个女人看到豪华轿车从高速公路标牌的背后驶出，总统在抓自己的喉咙。她听到了刺耳的响声，像是一辆汽车的逆火声。她意识到这是她听到的第二声。她想，她看到了一个男人将小孩推倒在地，然后伏在他身上。她并未觉察到第一声，直到她听到了第二声。一个女孩一面挥手一面向豪华轿车奔过去。这声音啪的一声响过又变弱了，传过整个广场。这一切真是莫名其妙。
这个大房间里满是成堆的纸箱和零散的书本，四周是旧砖墙，灯泡上也没有灯罩。李在这里能把自己看得很清楚：一个角落里的小人物，半隐半现。他开了第二枪。
他看见州长把原来向右的头转向左边看了看，接着突然弯下了身子。这是一种惊吓的反应。他从一本枪械杂志上得知，这叫惊吓反应。
他扳起枪栓柄，拉开枪栓，然后又推上它。
请稍候片刻，等待报告。
好吧，他第一枪开得太早了，打在了总统脑袋的下面，靠近脖子的某个地方。这个愚蠢的结果他可以不去考虑。好吧，第二枪没打着总统，却击中了康纳利。但那辆轿车还停在那里，几乎不动。他看见第一夫人向总统俯下身子，此时总统已经瘫倒了。在瞄准镜方框的边缘出现了一个站着鼓掌的男人。
李猛地压下枪栓柄，又瞄准前方。他听见第二枪的空弹壳掉下来，
在地板上滚过。杰克和杰姬夫妇俩的座位中间放着一些玫瑰花。轿车内部是一种怡人的淡蓝色。那个男人离车很近，甚至可以同总统夫妇说话。他站在人行道边上鼓掌。一个女人对着轿车喊道：“嗨，我们要给你们俩拍照。”总统看上去大为不解，把头倾向左侧。那个男人站着鼓掌，在乱哄哄中看着倒下去的身体，意识到有人开枪。
给我接通总部，比尔。给我接通总部。
跟在总统轿车左后方的摩托护卫博比·W.哈吉斯觉得自己听到了枪声。一个女人在拍照，另一个女人在她后面的二十英尺的地方拍同一张照，只是把第一个女人也摄入了镜头。他无法判断枪声来自何方，而且是两枪，但他知道轿车里有人被打中了。一个男人把他的孩子推倒在地，自己扑在他身上。哈吉斯想，那一定是个老兵。州长康纳利滑下了他的折叠座位，他的夫人一把将他搂在怀里。他注意到一个穿漂亮上衣的女孩穿过草坪，向总统的轿车奔去。他把身体转向右边，让他的摩托车在埃尔姆大街上继续向西行，突然有什么东西打在他脸上。那是鲜血夹杂着骨和皮的碎片，真叫人永生难忘。他以为自己中了弹。这东西像散弹般打过来，他听见它啪地溅在他的头盔上。草坪上的人都趴下了。他紧闭着嘴，不让脸上的东西流进口中。
……

有些故事从未终结。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实景历史表演的观众视线里，在从胶片或录像带中寻回的瞬间里，依然有故事在等待着完结，等待周详的解析和反复的推敲。这些故事中的某些，也在经历着某种凝结过程，它们渗入日常生活的纹理，与寻常一天的成千上万种微小刺激混杂起来，难以区分，这一天充满视觉和听觉的静电干扰，由麻木的消费者大脑进行处理。
有一种电子游戏，你在玩的时候，假定自己以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身份，站在他的位置，居高临下守望总统车队驶过迪利广场。这款游戏是在暗杀事件四十一周年时由苏格兰的一家公司发布的。它要你尝试再现从奥斯瓦尔德上班的教科书仓库六楼窗口向总统座驾开的三枪。若能把握好弹道和时机，比其他玩家打得更准，你便可赢得十万美金。但若不巧打中了第一夫人，你就会被扣分。
还有一种T恤衫，上面印着奥斯瓦尔德的照片图像，他受到杰克·鲁迪的致命重创，两眼紧闭，扭曲地张着嘴，一幅身罹剧痛的人的肖像，只不过此处是纯粹的摇滚式痛苦。鲁迪挥舞的是一把吉他，而不是左轮枪。画面另一端的警探，那个一身泛白西装配斯泰森阔边帽的人，也挎了一把吉他。而舞台中央的便是奥斯瓦尔德神话般的形象，正对着手中的话筒吼出他悲伤破碎的爱情。
多年以来，人们由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演绎出许多主题。这些主题涉及各种各样的剧情转折、复杂动机、傻瓜理论、外国因素、国内情报机构、犯罪组织、司法部门和一种密谋操控历史的感觉。
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处在隐显的边缘？某些能被确证的事实，能够证实当日在迪利广场，当车队沿埃尔姆大街驶来时，奥斯瓦尔德是唯一的持枪者，抑或有另一名枪手存在。
这个疑问引入了最终的主题，那就是现代技术。
技术往往代表着向着未来的飞进，它不断地承诺更加精微的系统和网络，以及对我们生活和思想方式更深入的探究。技术代表我们取得未来。它也有能力再造过往——在此便是要再造那被困在一段旧录音带纹路里的某个隐蔽的时刻。
数十年来，人们使用了图像解析、弹道学分析以及形形色色的法医学调查。今天，又有一种数字扫描仪正在研制中，它最终也许会对至今仍在那部血迹斑斑的豪华轿车上方盘旋不去一个核心问题作出解答。这个设备将能分别定位那段由警用摩托车上一只开着的麦克风偶然录到的声音，据说录到的正是开枪的时刻。这些声音瞬时被传导至达拉斯警察总局的监控室，在那里，所有的无线电通讯照例都要被录下来。
这是那段重大时刻已知的唯一声音记录。许多年后，磁带才被发现并交给声学专家进行研究。两项研究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这些发现分别在1979年和1982年公布。如今又有了更先进的技术，人们的期望也更高了。科学家们相信，一旦扫描仪投入使用，他们就能给出从老录音中截取的那段声音的清晰数字图像。他们将把枪声从无关的噪声和远处传来的其他声音中分离出来，然后，也许答案就出来了。如果有三声枪响，那就是奥斯瓦尔德一个人干的。如果有四声，那说明还有一个枪手。
他就在《天秤星座》中，那另一个枪手，他有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和一种国籍。失落的历史就是这样变成了自由编写的故事。他站在小草山上的栅栏后面，手握武器，注视着豪华轿车驶来的路。他并非那些调查人员、科学家、历史学家、政府官员和其他数不清的人几十年来苦苦追问的答案。他只是一个人，站在空白处。
数年前，我收到一位报社编辑写给我的信，他问我有无兴趣写一篇关于美国暗杀的文章。信里也提到了奥斯瓦尔德，不过将他的名字误写成了“利”。我对着这封信低头凝视了片刻，体会着这种冲击。这个错误使一切都变了。我想象着这位老兄的形象，利·奥斯瓦尔德，清瘦而健康——头发喷了定型剂，以得到持久光泽和全天养护。他想做个演员或模特。他搬到纽约，进入演艺圈，做餐桌侍者的工作，交房租，并能让他偶尔去布鲁明戴尔百货店挥霍一下。历史由一个拼错的名字展开。
它也以表演艺术的形式反复再现。蚂蚁农场，一个反文化团体，1975年夏天在达拉斯重演了总统车队驶过的场面。这个团体的两个成员扮演肯尼迪夫妇，是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男扮女装。他们一天内将豪华轿车沿埃尔姆大街驶来的景象重演了二十遍，大量游客前来围观，人越来越多。该团体有他们自己的电影和视频技术人员，而游客们也带着自己的傻瓜相机。他们没有模仿枪声，也没有安排一个奥斯瓦尔德的角色。但当假扮的总统突然歪倒在汽车后座，承受着想象的死亡之痛时，有些人边看边流泪。蚂蚁农场再现的是一个媒体事件，而不是枪杀。从效果上看，他们是在重演泽普路德的录像，那段记录这次枪杀的家庭影像。他们这个版本名为《永恒的画面》，是一种诡异的、毫无感情色彩的超现实主义表演，其意义由这段记录收集在一只充满暗杀之气的巨大塑料袋之中。
历史极具摧残性的力量，有时是偶然性的，但大多数时候毫无逻辑、含糊不清，它会产生一部虚构作品，这作品从效果看仰赖于结构和体裁，有赖于详尽地揭秘一些由来已久的困惑或焦虑，揭秘一些经久不散的迷惑，它们在彼处徘徊，在整个三维空间，那里的血粘稠而真实，但那枪声却可被忽略。
然而有一天，当这篇作品已经写就，但也许未及出版，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粒子物理学家们已经完成了数字扫描仪的研发，正准备从那个名为10号录音带的物体的不对称纹理中析取信号。
然后，或许，那一阵枪声便有了一个数字。
是三还是四——或者会不会是五？这个最新数字是2001年一项声学研究得出的结论。
会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吗？
鉴于其辉煌的未来性，技术天生带有超越的意志，它要超越一年前，一周前，甚至一分钟前的进步。波形分析，共聚焦显微镜，数字模拟。一种技术催生另一种技术的速度有多快？其中的真相究竟在何处？1963年的一天分散在熙熙攘攘的户外背景中的几声噪声能够从一段老旧破损的录音带中，从其75微米宽、5微米深的纹理中还原出来吗？还原，复制，解码。我们想相信他们可以做到。本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主张事实是脆弱的。他认为，当他坐下来思考过去的时候，过去仍在变化中。但我们想相信我们应对的是科学，而非玄学。当然，我们也在应对人类，应对一个潜伏在史诗性事件的暗影中的人物，这事件造成了激烈的论战、互相矛盾的科学发现和支持这一版或那一版真相的人们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
可以想象这种可能，在枪声问题上的努力最终未能得出一个明确的解答。
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明确的解答会引起一系列激烈的反对，它们或者理由充分，或者似是而非，或者出自极至的混乱。
一如既往，反对观点也会得到明确的说明，不仅从关系此事件的政治学的角度，也在被认为是更为严格的科学研究范畴内。
目睹真相并认识它，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当代一个胸怀大志的演员，不是利，也许是哈维，他从纽约迁回达拉斯，不久便做起了服务生，在老教科书仓库为企业老总提供饮品。他们在顶层，比狙击手守望的地方高一层。这便是七楼现在的情景，那里已是一个艺术和摄影的画廊。在此用简餐二十美元，开宴会两百美元。顾客可以到下面的六楼逛逛，看看那个11月22日的现场实物的陈列。几年前，在一场沃霍尔的杰奎琳·肯尼迪丝网版画展上，博物馆长说：“沃霍尔是不是伟大的艺术家？这幅作品是否属于这里？问这些问题，就像问那天射向肯尼迪的究竟是三枪还是四枪。它们都是重大问题。”
2004年夏，在纽约，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木偶剧院上演了一部叫作《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生平与时代》的作品。等我得知此事，演出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也不清楚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经年谜案的，是三枪还是四枪，抑或五枪，在那充满被丝线操控的关节木偶的非条件反射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