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之夜

《智利之夜》是波拉尼奥的中篇小说，西语首版于2000年，曾被作者命名为《屎风暴》（Shit Storm），经出版人的说服改名为《智利之夜》（西语直译）。2003年英文版出版之后，在英语世界引起轰动，这也是第一部在英文世界出版的波拉尼奥小说。

桑塔格非常喜爱，评价极高：“令人惊叹的情感之河，聪明的沉思，迷人的幻想——《智利之夜》——是来真的，而且极罕见：这是一本注定要在世界文学中拥有永恒位置的当代小说。”

喁喁独语的神父，对祖国的独白，与文学大师的交往，军政统治下的青春记忆——那些让自己深陷其中、又爱又恨、无法自拔又讽刺不屑的一切……也许只不过是头脑里的一场屎风暴

《智利之夜》全书计9万余字，全书只分两个自然段，第二段仅一句话，所以在内文的处理上，考虑到视觉效果，注释的部分有特别设计。

《智利之夜》讲述的是：发着高烧的神父兼文学评论家、平庸的诗人、天主教主业会成员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在弥留之际，他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回顾了自己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光，以下这些人物与情节依次登场：

与智利文学批评界教父费尔韦尔的交往，使他逐渐意识到他的同性恋倾向；恩斯特·荣格尔，以及那位在巴黎放任自己死于营养不良的危地马拉画家，后者对一切善意的帮助嗤之以鼻；两位身份暧昧的委托人，一项环游欧洲以寻找教堂建筑保护之法的旅行之邀，一次秘密向皮诺切特将军教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不情之请；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士，在她的那栋郊区豪宅里聚集着智利文学界杰出的人物，而在它的地下室里却发生着堪比恐怖电影的可怕事件……

罗贝托・波拉尼奥（1953—2003）出生于智利，父亲是卡车司机和业余拳击手，母亲在学校教授数学和统计学。1968年全家移居墨西哥。1973年波拉尼奥再次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却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1977年他前往欧洲，最后在西班牙波拉瓦海岸结婚定居。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

波拉尼奥四十岁才开始写小说，作品数量却十分惊人，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在拉美文坛引起的轰动，不亚于三十年前《百年孤独》出版时的盛况。而其身后出版的《2666》更是引发欧美舆论压倒性好评，均致以杰作、伟大、里程碑、天才等等赞誉。苏珊・桑塔格、约翰・班维尔、科尔姆・托宾、斯蒂芬・金等众多作家对波拉尼奥赞赏有加，更有评论认为此书的出版自此将作者带至塞万提斯、斯特恩、梅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与品钦的同一队列。

令人惊叹的情感之河，聪明的沉思，迷人的幻想。《智利之夜》是来真的，而且极罕见：一部注定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当代小说。—— 苏珊・桑塔格

波拉尼奥作品的妙处在于他会质问，我们是否能在艺术中寻到慰藉，在这个过于真实的世界里，艺术是否只是我们的麻药、借口及藏身之所？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去读柏拉图，到底是出于勇敢还是其他的缘由。——《纽约时报》

如沐圣光后的痴癫，戈雅画作般的黑暗，魔法巫师般的语言，波拉尼奥笔下这位濒死的文学圣徒，用意识流将一个智利人的私人记忆与智利的文学与历史相融合，小说的最终会让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将直面自身在当下的问题，无论你身在何处，你是何人的毁灭性的问题，那也许是身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应该“立刻”质问自己的问题。——弗朗西斯科・戈德曼

智利战后时期及文学孕育了这本饱含智慧和丰富联想的小说。波拉尼奥狂热的叙事及偶然的超现实主义笔触，让人联想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纽约时报》

如果从电影语言上说，这本《智利之夜》或许就是一本“一镜到底”的小说。——澎湃

说到纯粹性，或是以纯粹之名，某个下午，在萨尔瓦多・雷耶斯先生的家里，当时还有五六位其他客人，费尔韦尔也是其中一员，萨尔瓦多・雷耶斯表示在欧洲他所认识的最为纯粹的人之一当属德国作家恩斯特・荣格尔。费尔韦尔显然是知道这段往事的，但是他希望我能从萨尔瓦多先生本人口中去得知，所以他要萨尔瓦多向我解释他当时是如何以及在何种形势下认识荣格尔的。然后萨尔瓦多先生就在一把带有描金边饰的大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并说那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在巴黎，“二战”期间，当时他被派驻智利使馆。接着萨尔瓦多提到了一场宴会，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在智利使馆，还是在德国使馆，又或者是在意大利使馆举行的了，他提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士，后者问他是否希望被引见给那位著名的德国作家。萨尔瓦多先生，我估计他当时应该还不到五十岁，就是说要比现在的我要年轻得多也精力充沛得多，他回答说是，我非常乐意，乔万娜，请把我介绍给他吧。于是那位意大利女性，那位对我们的作家兼外交官萨尔瓦多先生颇具好感的意大利女公爵或是女伯爵，带着他穿过好多间大厅，它们就像是瓣瓣绽放的神秘玫瑰一般，一个接着一个依次开启。接下来他们抵达了最后那间大厅，那里有一群德意志国防军的官员还有几位平民，而众人关注的焦点是荣格尔上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也是《钢铁的暴风雨》《非洲游戏》《在大理石危岩上》和《赫里奥波里斯》的作者。在听了一会儿这位伟大的德国作家的言谈之后，那位意大利女亲王着手把智利作家兼外交官萨尔瓦多介绍给荣格尔，他俩用法语交流起来。接下来，很自然地，出于礼貌，荣格尔问我们的作家，是否能找到其著作的法语版本，萨尔瓦多随即快速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没错，他有一本书已经被译成法语了，如果荣格尔想要读的话，他将十分荣幸能将其馈赠给他，荣格尔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们互换了名片，并约了一个时间一起吃晚饭，或是午餐或早餐，因为当时除了那些每天都有可能冒出来的、将会无可避免地打乱任意一个事先许下的约定的意外事件，荣格尔的日程表也已经安排得很满，充满了各种不可拒绝的约定。萨尔瓦多说，至少他俩预约了一个日子共进下午茶，一顿智利下午茶，这将使荣格尔得以了解智利下午茶有多么精美，让他不会产生我们智利人依旧处于用羽毛装饰身体的原始状态的印象。接下来，萨尔瓦多先生就向荣格尔告辞，他和那位意大利女伯爵或是女公爵又或者是女亲王一起，再次穿过那些相互连通的大厅，它们就像神秘的玫瑰花一样，第一朵向第二朵绽开它的花瓣，而后者又向下一朵绽开，然后一直到时间的尽头，同时他们用意大利语谈论着但丁和但丁的女人们，不过在这个情况下，我想说，从谈话的本质而言，谈论邓南遮和他的妓女们也是一样的。几天之后，萨尔瓦多和荣格尔在一个危地马拉画家藏身的阁楼里相遇了。巴黎被占后，那位画家无法离开那里，萨尔瓦多间或会带上各种食物去看望他：面包和肉酱，一小瓶波尔多红葡萄酒，一公斤用粗纸包起来的意大利面，茶叶和糖，大米、油还有卷烟，其他一切他能在使馆的厨房或者是黑市里找到的食物。而这个承蒙萨尔瓦多救济的危地马拉画家却从来不曾向他致谢，即使萨尔瓦多带去一罐鱼子酱、李子酱和香槟，他也从未向他表示过感谢，没有说过一次“谢谢，萨尔瓦多”或是“谢谢，萨尔瓦多先生”，甚至于，在某次看望过程中，我们这位可敬的外交官带着他的一本小说，原本是准备送给另外一个人的，她的名字出于谨慎最好还是不说为妙，因为那是一位已婚人士，当时萨尔瓦多一看到那位危地马拉画家是如此潦倒，当即决定把那本小说送给他，或是借给他。一个月后，当萨尔瓦多再次去看望那位画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那本小说，依旧被放在当时的那张桌子（或是椅子）上。当画家被问及他是否不喜欢这本小说，还是恰恰相反，他已经在其字里行间找到了阅读的乐趣的时候，画家本人却是一副中气不足、无精打采的样子，正如他平时所一贯表现出来的那样，勉强做出回答，表明自己根本就没读过那本书。对此，萨尔瓦多先生说，带着一种作家们所固有的沮丧感（至少智利和阿根廷作家们是那样子的），他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窘境：因此，其实你不喜欢这本书。危地马拉人则回答说那本书既没有使他喜欢也没有使他讨厌，他单纯就是没有看而已。然后萨尔瓦多拿起他的书，发现封面上积了一层灰，就是书本长久不被使用时上面通常会积上的灰尘（其他东西也一样！），于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危地马拉人所说的是实情，从那以后他就不怎么把那位画家放在心上了，一直又耽搁了至少两个月才再次出现在那间小阁楼里。这次他现身的时候，那个危地马拉画家看上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消瘦，就好像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一口饭也没吃过似的，仿佛他就想要一边凝视着巴黎的街景一边放任自己慢慢死去似的。他受到疾病的折磨，在那个时候有些外科医生把它称为抑郁症，现在则被叫做厌食症，患者主要是一些年轻女人，那些在圣地亚哥城虚幻的街道上被肆虐的风儿吹过来又吹过去的小萝莉们。但是在那些年，在那个屈服于日耳曼民族统治之下的城市里，藏身于阴暗的、高耸的阁楼之上的危地马拉画家所患的病，在当时还不叫厌食症，而被叫做抑郁症，拉丁语叫做morbus melancholicus，它被认为是一种专门攻击怯懦者的疾病。当时萨尔瓦多・雷耶斯，也可能是费尔韦尔，不过如果是费尔韦尔的话，那要等到很久以后了，提到了罗伯特・伯顿的大作《忧郁的解剖》，那本书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疾病的各个方面。在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沉默了，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默哀那些无法抵挡黑色胆汁影响的人。然而，如今黑色胆汁正折磨着我，使我感到无力，使我在听到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的话语时几乎要号啕大哭！当时，当我们集体默哀的时候，我们几个仿佛在偶然之间结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盟，就像是从某部无声电影中截取出来的一个画面似的，一片白色的屏幕，实验用的试管和蒸馏瓶，烧毁了的、烧毁了的、烧毁了的电影胶片。在那个时候，萨尔瓦多说到了谢林（据费尔韦尔说，他从未读过他的作品），谢林把抑郁症说成是无限的渴望—就是德语中的“Sehnsucht”（欲望）一词；萨尔瓦多还讲述了神经外科所使用的干预手段，在那里，医生们切断病人脑部连接丘脑和脑前额大脑皮层的神经纤维。接下来，萨尔瓦多又开始继续讲述那个瘦削的、呆板的、佝偻的、虚弱的、羸弱的、干瘪的、苍白的、发育不全的、憔悴的、软弱的、瘦小的危地马拉画家。总之，当时他的消瘦程度使萨尔瓦多大吃一惊，内心暗忖：那谁谁谁，某某某，或是那个中美洲画家的名字，你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随即萨尔瓦多作为一个善良的智利人，他的第一冲动就是邀请画家去吃晚饭或者点心，但被拒绝了，后者辩称那是由于在那个时间出门对他而言有点不大那个啥（我也不记得了），然后我们的外交官萨尔瓦多先生对着天空，或者是天花板，大喊了一声，接着问画家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吃过东西了，危地马拉人说没隔多久。没隔多久是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记得了。萨尔瓦多先生倒是还记得这么一个细节：他说完话，然后把带来的一点点食物放到灶旁的那个橱柜里去，也就是说，当时寂静开始再次笼罩危地马拉人落脚的小阁楼，并且萨尔瓦多先生的存在感开始变弱—他忙于整理食物，或是第一百次观看四面墙上挂着的画作，又或者忙于坐下来思考、抽烟，蓄意地或者说是漠然地任由时间流逝（这种毅力只有那些从事外交这一行或者在外交部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人才会拥有），那个危地马拉人则一直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刻意地坐在唯一一扇窗户旁边。当萨尔瓦多先生坐在房间尽头的那把椅子上，观看着自己的灵魂活动的景象虚掷时光的时候，那个忧郁的、佝偻的危地马拉人，则凝望着巴黎街头常见或者罕见的各色风貌消磨时光。后来，我们的作家发现似乎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虚线，那个危地马拉人的视线就沿着那条线趋近或者游离，哦，在那一瞬间，萨尔瓦多心中滑过恐怖的阴影，他想要立刻闭上双眼，不想再见到那个正凝望着巴黎街头飘扬的暮色的画家，他有一种想要逃离或者拥抱他的冲动，有一种想要问他在看些什么并随即把这一切占为己有的欲望（这一欲望包藏着合理的野心）；然而同时萨尔瓦多却又害怕会听到那些无法被听到的，那些我们既无法听到，也完全不可能被说出来的，最基本的真理。就是在那里，在那间小阁楼里，一段时间以后，萨尔瓦多・雷耶斯和恩斯特・荣格尔不期而遇，后者是出于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他那永不衰竭的好奇心，过去看望那位危地马拉画家的。当萨尔瓦多绕过画家居所的门梁，他首先看到的，就是穿着德意志国防军官员制服的荣格尔，他正专注地研究着一幅两米乘两米大小的油画。那幅画萨尔瓦多本人已经看过无数次了，它有个奇怪的名字：《日出前一小时的墨城风光》。那幅画无可避免地带有来自超现实主义的影响，那位危地马拉画家把超现实主义更多地看成是一种意图而不是一种成功，因为它从未得到布勒东流派的追随者的官方赞美；在那幅画上还能发现一点儿那些意大利风景画家的边缘影响，包括对法国象征主义画家雷东或是莫罗的喜好，而这一点是那些荒诞的、高度敏锐的中美洲画家所特有的。那幅画所展示的，是从一个小山丘上，或者是从某栋高楼的阳台上所看到的墨西哥城。主色调是绿色和灰色。一些街区看上去像是波浪。另一些街区看上去就像是照片的底片。画面上看不到有人，哦，不，还是有人的，在这里，在那里，有些模模糊糊的骨架，既可以被看成是人也可能被看成是动物。荣格尔见到萨尔瓦多先生的时候，一丝轻微的惊讶，然后是一丝同样轻微的喜悦感，在他脸上交替出现。当然，他俩热情地打了招呼，并按照惯例寒暄了一阵子。然后荣格尔开始谈论绘画。萨尔瓦多先生就他所不了解的德国绘画艺术向荣格尔请教。他当时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使荣格尔真正感兴趣的唯有丢勒，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俩只讨论丢勒一个人。然后他俩的热情开始逐渐升温。突然，萨尔瓦多发现自己从抵达这里开始还一句话都没有和此间的主人说过呢。他开始找他，同时内心涌现起一阵轻微的恐慌。我们追问他那是种什么样的惊惶感，他告诉我们说他当时担心危地马拉画家已经被法国警察，或者更惨一点，被盖世太保逮捕了。不过幸好，危地马拉人还在那里，他坐在窗边，入神地（虽然其实不能用“入神”这个词，他从没有聚精会神过）凝望着巴黎街头。带着一丝宽慰，我们的外交官机智地转变了话题，他询问荣格尔对这位沉默的中美洲画家作品的看法。荣格尔回答说这位画家像是在遭受严重的贫血症的折磨，毫无疑问他最需要的就是进食。到了这个时候，萨尔瓦多才意识到他给危地马拉人带来的食物还在他自己手上呢：一点点茶叶，一点点糖，一条两磅多重的大面包，还有半公斤羊奶奶酪—没有任何智利人喜欢吃这个，于是他就从我们大使馆的厨房里偷偷给带了出来。萨尔瓦多先生感到有点窘迫，随后就边动手把食物放在搁板上，边对画家说：“我给你带了点食物过来。”那个危地马拉人，和往常一样，既没有道谢，也没有回过头来看他带来了哪些东西。萨尔瓦多记得，大概有那么几秒钟，那场景简直没法更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