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

德累斯顿的空袭，大火后的绝处逢生，外星人的探访，一场自由穿梭时空的冒险之旅……
四度空间里，五号屠场中的幸存者毕利，透视了生命与死亡，在平行时空里扮演命运的预言者。
所有骇人的屠杀和人世的无常：大轰炸，战俘时期，岳父的空难，妻子的死亡，全都用一句“事情就是这样”来诠释，以黑色幽默反击天地的不仁。
《五号屠场》因一场战争而起，却终止了另一场战争：美国退出越战。冯内古特撼动了60、70世代的美国年轻人，点燃了新世代的观念之火，被奉为一代人的精神领袖。

1945年，德累斯顿遭到大轰炸时，冯内古特本人正巧身在德国。他和其他战俘一起，在“五号屠场”地下贮存兽肉的地窖里捱过了一夜，逃避了头顶上的一场狂轰滥炸。二次大战的亲身经验，衍生出了这部有史以来*伟大的反战小说。
冯内古特运用科幻小说的技巧，让毕利在德累斯顿一场因空袭而起的大火中九死一生后，之后展开了一场自由穿梭时空的冒险之旅。在《五号屠场》里，无论战场上或时空旅行中，冯内古特描述许多面临生死边缘或受苦受难的人所采取的方式皆是冷静超然——把自己掩埋在池底下、地底下或是宇宙底层，人类可以无视时间与空间的存在，任凭自己的心灵自由飘荡，八方驰骋。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

20 世纪美国*重要、*有影响的黑色幽默文学作家。
冯内古特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1940年考取康奈尔大学，主修化学。1944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主张反战的他志愿参军，远赴欧洲战场。1945年遭德军俘虏，被囚禁在德累斯顿战俘营。冯内古特的文学创作，不少灵感正是来自在战俘营的经历。
战后冯内古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从1950年代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60年代起开始出版长篇作品。代表作品：《五号屠场》《冠军早餐》《猫的摇篮》《囚鸟》等。
他的作品以喜剧形式表现道德层面悲剧的内容，情节广博至极、构思精妙至极、文脉复杂至极，擅长以笑声讽喻社会现实，应对灾难和绝望。荒谬、吊诡或怪诞等黑色幽默元素的表象下，是一颗关爱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德善之心，他借时政热点、当代关切，别开生面巧做文章，抓住了自己身处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
晚年的冯内古特在曼哈顿和纽约长岛的田园里颐养天年。2007年4月11日，于曼哈顿因病逝世。

冯内古特的小说要传递的信息：“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

── 彼得·弗里斯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一章

故事中的所有一切，或多或少都发生过。至少，关于战争的部分是相当真实的。我认识的一个家伙真的因为拿了一只不属于他的茶壶，在德累斯顿被枪决。另一个我认识的家伙真的威胁说战争结束后要雇杀手除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我只不过都没用真实姓名。

我也真的在1967年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真是天大的好事），重返德累斯顿。德累斯顿看上去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但比起戴顿，城市中有更多的空间。地下一定埋着数以吨计的人骨肥料。

与我同往的是一个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

我们重访了夜间关押我们战俘的那个屠宰场，与带着我们前往的出租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的名字叫格哈特·米勒。他告诉我们他曾一度是美军的俘虏。我们问他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怎样，他说开始非常糟糕，因为每个人不得不辛苦工作，因为当时住的、吃的、穿的都十分稀缺。但现在情况好多了。他有了舒适的小套间，女儿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他的母亲在德累斯顿的那场空袭中葬身火海。事情就是这样。

他在圣诞节给奥黑尔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这么写着：

“我祝愿你和你家人及你的朋友圣诞快乐新年好还希望我们如果机会巧了还能在一个和平自由世界的出租车里相见。”

· · ·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说法：“如果机会巧了。”

我真的不想告诉你这本倒霉的小书耗费了我多少钱、精力和时间。二十三年前，当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回到家中时，我本以为写一些关于德累斯顿大毁灭的文字，对于我而言轻而易举，因为我只需报道我所目睹的一切即可。而且我还认为，由于主题如此重大，这将成为一部传世杰作，或者至少为我挣得不少经济收益。

但那时我头脑中挤不出多少关于德累斯顿的文字—无论如何不足以凑成一本书。直到今天，我头脑中出现的文字仍然非常有限，而时过境迁，儿子们都已长大成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老家伙，沉湎于忆忆旧事，打打门球。

我感到我记忆中关于德累斯顿的部分是多么于事无补，然而德累斯顿又极具诱惑，让我难以搁放。我想起了一首著名的五行幽默打油诗：

伊斯坦布尔有个小青年，

对着自己的家伙开了言：

“你毁掉了我的健康，

你花光了我的金钱，

现在还不尿，你这个老混蛋。”

我还想起了一首歌，是这样的：

我的名叫扬· 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木材场里我工作。

遇到路人来打听，

“你叫什么名和姓？”

我答道，

“我的名叫扬·.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循环往复，永不终止。

这些年来我遇见的人常常问我在干些什么，我往往回答他们说，主要的事情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有一次我就是这么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的，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

“是的，”我说，“我觉得是。”

“听到有人写反战作品，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他们说吗？”

“不知道。你究竟会怎么说，哈里森·斯塔尔？”

“我会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反冰川作品呢？’”

当然，他的意思是，战争不可避免，阻挡战争就像去阻挡冰川那样徒劳无功。这一点我也同意。

而且，即使战争不像冰川那样应时而来，普通的衰老死亡仍然不可避免。

· · ·

我还比较年轻，还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作时，我问一个名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是不是可以去拜访他。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地方检察官。我住在科德角，是一名作家。战争期间我们都是当兵的，是步兵侦察。那时我们从未指望战争结束后能挣到钱，但我俩都干得不错。

我通过贝尔电话公司的帮助找到了他。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出色。有时候在深夜，我会得一种毛病，与酒精和电话有关。我喝醉酒，呼出的口气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体，将我的妻子熏走，然后我对着电话，用凝重而优雅的声音请求接线员帮我与多年没有音讯的这个或那个朋友连线。

用这种方法我与奥黑尔通上了电话。他是个矮个子，我个子很高，就像战争中的默特和杰夫。我俩在战争中一起被俘。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是谁。对此他毫不怀疑。他还没睡，在看书。屋子里其他人都已入睡。

“听我说，”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想让你帮着回忆回忆过去的事情。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过来见你，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回忆回忆。”

他热情不高。他说他记不起太多东西。但他还是跟我说让我过去。

“我觉得书的高潮将是处决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那件事，”我说，“真是巨大的讽刺。整座城市被大火烧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然后这个美国步兵却因在废墟中拿了一只茶壶而遭到逮捕。对他进行了常规审判后，交给行刑队枪决了。”

“是啊。”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全书的高潮应该在这里出现？”

“这方面我一窍不通，”他说，“那是你的行当，我是外行。”

· · ·

作为干这种勾当—设计高潮和情节、塑造人物、编写精彩对话、安排悬念和冲突—的人，我已经多次为这个德累斯顿的故事规划过提纲。规划得最好的那个提纲，至少看上去是最漂亮的，写在一卷墙纸背后。

我使用女儿的彩色蜡笔，每个主要人物用一种颜色。墙纸的一头是故事的开始，另一头是结尾，然后是所有的中间部分，居于墙纸中间。蓝线遇到了红线，又遇到了黄线，然后黄线中断，因为黄线代表的人物死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大毁灭由一个橙色交叉线组成的垂直色带代表，所有还活着的彩色线都穿过这个色带，从另一端出来。

所有线条都停止的终结点，是哈雷郊外易北河畔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结束已经有两个星期。我们排着队列，由俄国士兵看守着—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成千个人列队等候，马上将不再是战俘。

甜菜地的另一侧站着成千个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由美国士兵看守着。战俘交换在雨中进行，一个对一个。我和奥黑尔同其他许多人一起爬上了一辆美国卡车的后部。奥黑尔没有带上任何纪念品，而其他每个人几乎都带了。我有一把纳粹德国空军检阅军刀，现在还保存着。在书中我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坏脾气小个子美国人，带着大约一夸脱的钻石、翡翠、红宝石之类。这些东西是他在德累斯顿地窖的死人身上找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掉了所有牙齿的英国白痴，把他的纪念品装进一个帆布包里。帆布包搁在我的鞋面上。他不时朝包里偷偷张望，转动着眼珠，扭动着细瘦的脖子，试图逮住任何企图偷看他包中之物的人。他提起包在我的鞋背上颠动。

我以为颠动是无意中发生的，但我错了。他必须找个人展示他的藏品，并认定我是个可信任之人。我俩眼神相遇时，他对我挤挤眼睛，把包打开。包里是一座埃菲尔铁塔的石膏模型，漆成金色，上面有一只钟。

“里面可是个好东西。”他说。

我们坐飞机来到法国的一个整休营地，喝上了巧克力麦乳精，吃其他富有营养的食品，直到浑身长满了婴儿般的脂肪。接着我们被送回家。我与一位同样浑身长满婴儿般的脂肪的漂亮姑娘结了婚。我们生了几个孩子。

他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变成了让人讨厌的老家伙，忆忆旧事，打打门球。我的名叫扬·扬逊，工作就在威斯康星，木材场里我工作。

有时在深夜，等我妻子上床睡觉后，我尝试打电话给我过去的女友。“接线员，不知你们是否可以替我找到某某太太的电话。我想她住在某某地方。”

“对不起，先生。名册上没有这个人。”

“谢谢，接线员。还是非常感谢。”

我有时放狗出去，有时让狗进来，我们说说话。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并不在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气味。

“你很好，桑迪。”我会对狗说，“你是不是知道，桑迪？你挺不错。”

有时我会打开收音机，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酒喝多了，就受不了录制的音乐。

或迟或早我上床睡觉，妻子问我几点了。她总是要知道时间。有时候我不知道，就说，“我怎么知道。”

有时候我想起我所受过的教育。二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待过一阵子。我是人类学系的学生。在那时，他们传授的思想是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今天他们也许仍然传授着同样的思想。

他们传授的另一个认识是，没有人是怪僻的、邪恶的或者可憎的。我父亲在去世前不久曾对我说，“你知道吗—你从来没写过一篇里面有坏蛋的小说。”

我告诉他，那是战后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之一。

· · ·

我一边学习当人类学家的功课，一边给著名的芝加哥城市新闻署当警务记者，每周可得二十八美元的报酬。有一次他们将我的夜班换成日班，于是我一口气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得到城里所有报刊的资助，还有美联社和合众社等。我们报道的范围包括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和密歇根湖上巡航的海岸卫队等。我们通过铺排在芝加哥街道下面的压缩空气动力管道，与这些资助我们的机构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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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回首往事。我当然不再如此。

现在这本关于战争的书我已完稿。接下来我要写一本好玩的书。

这是一部失败之作，非如此不可，因为它是由盐柱写下的。书是这样开头的：

听我说：

比利· 皮尔格林从时间链上脱开了。

书是这样结尾的：

叽—啁—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