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名家集：孟浩然集校注

孟浩然是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人，其诗清空雅淡，又不乏生活气息，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与王维并称“王孟”。《中国古代名家集：孟浩然集校注》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刊四卷本为底本，校以宋蜀刻本、明正德出活字印《唐五十家诗集》、明嘉靖十九年朱警辑《唐百家诗》等多个版本。《中国古代名家集：孟浩然集校注》注释简约精要，并对孟浩然诗作做了补遗，诗文后附录有历代评论及版本著录、作品系年等。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孟浩然诗校注之作。

徐鹏（1927-2012），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主要著作有《陈子昂集》、《孟浩然集校注》等。

孟浩然集序王士源
重序韦滔

卷一
五言古诗
寻香山湛上人
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
宿天台桐柏观
宿终南翠微寺
春初汉中漾舟
宿业师山房待丁公不至
耶溪泛舟
彭蠡湖中望庐山
登鹿门山怀古
游明禅师西山兰若
听郑五愔弹琴
疾愈过龙泉精舍呈易业二上人
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
大堤行寄万七
还山赠湛禅师
秋登万山寄张五
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
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
书怀贻京邑故人
游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
示孟郊
山中逢道士云公
岁暮海上作
越中逢天台太一子
泛舟经湖海
早发渔浦潭
经七里滩
南阳北阻雪
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
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
送从弟邕下第后寻会稽
送辛大不及
江上别流人
洗然弟竹亭
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升在座
宴包二融宅
岘潭作
齿坐呈山南诸隐
与王昌龄宴黄道士房
襄阳公宅饮
同张明府清镜叹
夏日南亭怀辛大
秋宵月下有怀
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
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
田家元日
晚泊浔阳望香炉峯
万山潭
入峡寄弟
宿杨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士
……
卷二
卷三
卷四
附录

一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赠孟浩然》
在李白笔下，孟浩然对仕进似乎抱着一种完全超脱的姿态。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几乎成了一位彻头彻尾的隐士。从表面看来，孟浩然一生没有取得功名，长期过着隐士式的田园生活，也写了一些歌颂隐逸的作品，的确较为接近一个隐士的形象；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精神世界，与一个隐士的形象却又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他的诗歌里，他曾一再申言：「忠欲事明主」、「端居耻圣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对政治表现出无比的热情。甚至直到晚年，还为自己的政治遭遇鸣诉不平：「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诗人的思想仍然是入世的。一方面，他对政治抱着热烈的向往：「冲天羡鸿鹄」；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愿为此而丧失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争食羞鸡鹜」。既想追求功名，企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但又不愿趋炎附势，要求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这种仕与隐的矛盾，几乎支配了诗人的一生。这就是孟浩然的真实形象。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他一生的经历比较简单，生于武则天永昌元年（公元六八九年），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年），终年五十二岁。他一生虽然经历了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但主要生活在唐玄宗统治的被历史学家所艳称的「开元盛世」。这一时期，唐王朝正处于政权稳定后的上升时期，人民生活相对安定，统治者对官僚的选拔，已从魏晋以来被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改为以科举为主的新的取士制度，这就为庶族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大开了方便之门，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从政热情。作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开创者之一的孟浩然，尽管一生的絶大部分时间过着隐居田园和遨游山水的悠闲生活，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对政治上的怀恋和追求，他并没有能够超脱这一时代给他的影响。
在三十六七岁以前，孟浩然主要在家乡过着闭门读书的隐居生活。《旧唐书·文苑传》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其实他隐居鹿门山的时间并不长，现存浩然集中以鹿门为题的诗仅有两首：《登鹿门山怀古》和《夜归鹿门歌》。前者写他清晓来此寻幽探胜，夕阳中逥舻返家，显然不是隐居于此的作品；后者则写他傍晚返归鹿门的情景，大概就是他隐居鹿门时所作。此外，在诗中只是偶然提及。他长期居住的地方，则是在襄阳南郭外他自己的庄园——南园。这在他的作品里曾一再提到：「敝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余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都下送辛大之鄂》）在游越回来以后，写了《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直到他的死：「终于冶城南园。」（王士源《孟浩然集序》）除了入京应试、出外漫游和短暂的幕府生活，诗人一生的絶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以后回忆中青年时期的这段生活时说：「我昔与汝辈，读书常闭门。」（《入峡寄弟》）「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可见在这段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闭门苦读上，其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进的道路。当然，隐逸思想也在他思想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除了曾去鹿门山隐居外，还与一些禅师、上人、山人、逸人等交往，或则与他们谈玄说道：「谈玄殊未已，归途夕阳催」，「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或则与之诗酒遨游：「竹引携琴入，花邀载酒过」，「宴息花林下，高谈竹屿间」。过着「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的隐士式生活。但就在他高唱「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的同时，在另一些诗歌里，却透露了他思想上的另一个侧面：「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洗然弟竹亭》）如果说这里的「鸿鹄志」仅是对仕进思想的较为隐蔽的一种表示，那末，在《田园作》一诗中，这种要求用世的思想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他一方面虽然「望断金马门」，迫切希望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但由于「朝端乏亲故」，因无人引荐而让光阴白白在田园中消逝表示了强烈不满。「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简直是在大声疾呼，有点近乎急不可耐了。在《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诗中又说：「贾谊才空逸，安仁鬓欲丝。……常恐填沟壑，无由振羽仪。穷通若有命，欲向论中推。」则从中透露了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而产生的某种消沉、失望情绪。由此可见，即使孟浩然早年在家乡隐居期间，也絶不是一个对世事完全忘情的隐士，即使他对隐逸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絶不可能像汉末乱离时代的庞德公那样，走「采药不返」的道路。
身在江湖，心怀魏阙，这大概是促使孟浩然在开元十二三年间离乡去洛阳的主要原因。由于运输的关系，当时自江淮一带北运的粮食，只有少量运去长安，而大部囤聚在洛阳，因此就出现了唐代初期一些帝王「就食东都」的现象。高宗、武后和玄宗前期都曾长期在这里居留，这里就成了当时除长安以外的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浩然之前往洛阳，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游历广交朋友，博取社会声誉，并从而寻求政治上的出路，这是当时大多数文人在登上政治舞台前所走的道路。开元十三年，玄宗从洛阳出发，举行东封泰山的盛典，这里成了朝廷官员和文人的汇聚之所，这或许也是诗人选择这一时期来洛阳的另一原因。张九龄当时任中书舍人，也随侍在洛，浩然与九龄的结识，大概就在这一时期。其他在诗中提到的如包融、储光羲、綦母潜、奚三、李十四、袁十等人，大致也是在这时结交的朋友。初到洛阳，诗人的心情是较为开朗的，过的是「鬬鸡寒食下，走马射堂前」（《上巳日洛中寄王九迥》）和「相携竹林下，对酒不能罢」（《宴包二融》）的游乐生活，写下了像「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那样较为豪放的诗句，充满了对生活的激情。但这次入洛，除结交了一些朋友，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之外，并没有在仕途上取得什么进展，于是在这里停留了一年以后，又发出了「年年白社客，空滞洛阳城」（《李氏园卧疾》）的感慨，而思「归田羡子平」了。
大概在开元十四年的春夏之间，浩然从洛阳回乡，不久，即经湘水去岭南探访袁拾遗，途中曾去汨罗江凭吊屈原。因中途得知袁已去武陵，即从岭北回棹去武陵访问。至秋天，经洞庭湖回乡，写了《洞庭湖寄阎九》一诗，其中有「迟尔为舟檝，相将济巨川」等语，想来当时已有准备入京应试的打算了。
孟浩然赴京应试是在开元十五年底。就在这年春天，他曾去过一次扬州，这就是李白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所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次扬州之行大概有七八个月时间，回乡已经岁暮。
新、旧《唐书》都说浩然年四十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这一年（开元十六年），浩然是在长安度过的。由于考试失利，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很大波动，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怀疑与动摇：「跃马非吾事，狎鸥真吾心。」并从而触发了对自己故乡的深沉怀念：「泪忆岘山堕，愁随湘水深。」（《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但另一方面，却又不甘心就此与从政观念彻底决裂：「欲随平子去，犹未赋《甘泉》。」（《题长安主人壁》）对自己的政治生活，仍然抱着希望与期待。但当「黄金燃桂尽」（《秦中感秋寄远上人》）、「百镒罄黄金」（《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而感到长安居大不易的时候，在「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留别王维》）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作出了「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留别王维》）的最后决定，从而结束了这次将近一年的长安之行。在他这时的诗中，虽然一再声称「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京还留别新丰诸友》）、「物情今已见，从此愿忘言」（《寄赵正字》）似乎表现出相当旷达的样子，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非常不平静的：「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岁暮归南山》）他为自己政治上的不得意竟至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了。仕与隐，入世与出世，在诗人思想上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浩然从长安回到家乡已是开元十七年的春天，不久就有了入越之行。此次吴越之游，系取道洛阳，循汴水而下，经润州、杭州，再去天台山游览，顺流由上虞江到达会稽。在会稽停留的将近两年时间里，他游览了若耶溪、云门寺、镜湖、大禹寺等名胜古迹，结识了薛八、崔国辅、孔伯昭、沈太清、朱升、谢南池、陶翰以及徐起居、卫明府等一批朋友。在开元二十年冬天，从会稽出发，去乐城探访多年不见的老友张子容。明年春，即从乐城出发，经润州溯江而上，回家已是开元二十一年的仲夏季节。从开元十七年至本年回乡，前后足足有四年时间。这期间，诗人的思想情绪是低沉的，在他从洛阳出发时写的《自洛之越》这首诗中，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消极心情：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
政治上的不得志使「忠欲事明主」的孟浩然失去了前进的信心，他想从遨游山水中得到心灵上的慰藉，这或许就是诗人在回乡不久紧接着就有吴越之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漫游，他一面沉浸在越地的佳山水中，高唱着「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初下浙江舟中口号》），「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宿天台桐柏观》），「挥手弄潺湲，从兹洗尘虑」（《经七里滩》），似乎表现得十分超脱；但另一方面，却又在低吟着：「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宿建德江》），「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表现了他无法超脱现实的苦闷心情。在《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和《泛舟经湖海》两首诗中，则更为明确地发出了「未能忘魏阙」、「魏阙心常在」的对仕进强烈要求的迫切呼声，山水胜景并没有冲淡他思想中对仕途的向往与憧憬。
就在从越地漫游回乡的这年秋季，诗人又有过一次入蜀之行，年底即在蜀地度岁，到次年春季才回乡。在开元二十二三两年时间里，由于张子容的休沐还乡，诗人大部分时间与张在一起过着诗酒唱和的宴游生活。从《和张明府登鹿门山》诗中「忽示登高作，能宽旅寓情」之句推测，在二十二年重阳前后，浩然曾有过一次短时期的外出。在二十四年秋季，又有过一次湘赣之游。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声称：「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朝列，吾慕颍阳真」（《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还山赠湛禅师》），表示出心情十分平静而又悠然自得；甚至当正在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的韩朝宗想约他同至京师，对他加以推荐时，也因他正与老朋友在一起饮酒欢聚而没有赴约。但在他的作品里，还一再表示：「欲济无舟檝，端居耻圣明」（《临洞庭》），「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陪庐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始终对政治未能忘情。
正是在上述这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当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贬荆州长史召他入幕时，很快就成了九龄幕府中的一员。这一时期，他随九龄外出行县、祠祭、游猎，几乎成为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他为自己能够得到张九龄的赏识而感到欢欣鼓舞：「觏止欣眉睫，沉沦拔草莱。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荆门上张丞相》）并不时在诗中表现出一种欢快而近乎自豪的情绪：「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陪张丞相登嵩阳楼》）。但这一幕府时期的生活并不长，到二十六年春季，大约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又从九龄幕府辞归，回襄阳养疾。在这一阶段的作品里，他曾一再提到「养疾衡茅下」（《重酬李少府见寻》）、「已抱沉痼疾」（《送王昌龄之岭南》），说明在开元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这一段时间，诗人主要是在家乡抱疾闲居。
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自岭南赦回，过襄阳时，浩然与之畅饮，因「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结束了诗人并不得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