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毒辣的旁观者
——读《中华帝制的衰落》
魏斐德的《中华帝制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是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从中华帝国内部如何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做了解剖和透视。
出版社介绍说，此书一直被美国多所大学作为中国历史课程的基本教材。
确实，于我而言，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是一本普及性读物的水准，没有新的史料挖掘（也难有），也无多少新鲜的观点。收获不算太多。
不过，这本书立场相对持中平和，文字流畅，确实适合大学生阅读，对于刚接受完历史教科书教育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很值得一看。
与我读到的其他历史著作不同，魏斐德的这部书，以农民开篇。农民和农村问题，是中国社会一个要命的问题。两百年前如此，今天中国城市进入信息社会后，农民和农村依然是一个最要命的问题。
魏斐德以农民开篇写中国历史，让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多少有些心存感谢。虽然，如同他在书中所写：“无论多么真诚地想对传统中国的农民致意，历史学家发现对老百姓重要性的欣赏只是情感上的，要超越这点极为困难。”
确实，要超越这点极为困难。所以，我常说，一些名流学者缺乏农村生活的经历，走马观花看农村问题，便以为了解了乡土中国。但我也还是感谢这种情感上的关切，哪怕是叶公好龙式的。因为在农民那儿，除了有血缘关系的人的真诚关心外，连这种叶公好龙式的关切，都是奢侈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被掠夺者。今天依然如此。
这本书关于绅士的描述，也值得玩味。
乡绅中国，乡绅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影响巨大，他们在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角色，是值得好好琢磨的。
在有关商人的描写中，魏斐德看到了商人之于中华帝国的价值：“明清商业的成功不会自动带给商人社会安全。财富的确可以购买政治影响力，但是它不能命令官员服从”，“对于帝国政府而言，他们是一种便利，而非不可或缺”。
嗯，他们只是一种便利，而非不可或缺。这也正是当下中国商人群体在某些集团眼中的写照。
魏斐德也在书中谈到了清帝国几次对欧洲国家的战争失败后，没有像奥匈帝国被裂解的问题。魏斐德把这归于列强之间在中国利益上的相互牵制。
有关自强运动的评价，魏斐德说：“从一八六二年到一八六九年是中国与列强自觉合作的几年，西方同情者积极地试图说服清政府进行体制和教育改革，使中国现代化。”
关于帝国的改革，魏斐德评价说：“持续的外国压力促使官僚体制改革，但是这不表示慈禧对改革的道路缺乏个人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一九〇〇年的排外政策与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的西方式改革都受同一愿望驱策，即巩固王朝的民众基础。第一项政策，是受面对现代帝国主义时的绝望所推动，但明显失算。接下来的改革运动则尝试更多的方法赢得民众的支持。然而，最终也证明这是基于政治的误解。这次，王朝踏上它最后一段路。”
书中，魏斐德对孙中山的评价不算高：“一九一一年，帝国政府的垮台不仅解构了政治秩序，而且解构了支撑帝国的古典传统。因此，继任的政府必须创造新的过去与新的历史，建立统治权力，也需要重要的领袖如‘国父’孙中山，创造革命遗产留给下一代。”
魏斐德在谈到民族主义史学的矛盾时说：“民族主义关于一九一一年革命及其后果的说法，旨在确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掌权的正当性。这证明蒋作为国民党领袖实至名归，因为他实现了孙中山北伐的计划，成为革命的合法继承人。反过来，他也要求以其他人为代价，在革命运动中提升孙中山的地位。因此，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几乎完全成为孙中山的作品，民国也由他孕育了。”
与后面堆砌的史料连起来读，多少可以读出魏斐德的不恭来。
魏斐德说：“旧秩序的垮台是这一进程（革命）的顶点，它开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对内忧外患的反应：地方武装的发展，乡村经理阶层的兴起和绅士介入地方政治等等。从思想上讲，革命受到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动，革命暴动（无论多么失败）是深刻的社会巨变的表现。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新精英的杰作，他们出现于清朝统治的最后五十年。饶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〇一年后王朝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加速了精英政治意识自觉的进程。它更多是加深了自身的衰落，而非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行动。”
怪不得，怪不得！
改革改不下去了，怪不得不折腾了，掘墓啊。所以，维稳才是必须的。
什么公知，什么呐喊，也跟孙中山的革命一样，属于癣疥之患。
旁观者清，目光毒辣啊。
实际上，惟有一项从旧制度中完整继承下来，即对新秩序充满渴望。
当我读到魏斐德以这样的判断结尾的时候，我很伤感，甚至有些绝望。
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们依然还一样，对新秩序充满渴望。
2011.11.15
革命的歧路灯
——读《哲学船事件》
我很晚才知道苏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把自己民族的知识精英装上两艘船，押送出国，任其流亡海外。
这本书，向我这样无知的读者，用档案资料，详细描述了事件的缘起、当事人的心路等等。在书中提供的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里，我得以去追寻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后续影响。
所谓“哲学船事件”，是指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为确保新生政权稳定，将一批著名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的行动。由列宁亲自发起，政治局集体决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具体执行。一九二二年秋季，一行百人的俄罗斯顶尖的文学家、哲学家、农艺师、医生、教授等，分别被押送上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先后离开他们的祖国。
这一驱逐行动，后来被俄罗斯史家称为“哲学船事件”。
房龙说，“宽容”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奢侈品，惟有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会购买拥有它。
可我疑惑的是，难道列宁他们的智力不发达么？
不，他们都是极其聪明的人。
可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要驱逐这些俄罗斯知识分子？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又都是谁？他们和驱逐了他们的国度后来发生了什么？
一
与传统中国一样，俄国革命以前也是一个以务农和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知识分子并不多，说是文盲国家并不为过。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革命之后搞建设，需要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何况，革命的领导者们其实也都是知识分子。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正是这些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在成功之后，却迅速向曾经的同路人开刀了。
历史上，旧俄知识分子多是世家子弟出身，他们在西方学习之后，许多人被西方的思想吸引，渐渐背离了自己所在的阶级，或满怀梦想试图改革，或改革不成干脆政变，其目标都是希望俄国成为一个现代强国。以至于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俄国知识分子与沙皇分道扬镳，最终成为推翻沙俄统治的主要力量。
参与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分成了许多派别，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人民社会主义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民粹主义者，等等。
但当布尔什维克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成了唯一正确者，他们想要建设的新世界新未来，不能容忍有其他想法的人，参与建设新世界的人也不能是不同心的旧人。
于是，许多曾经是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人，革命之后都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是革命的反对者，必须予以驱逐。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九日，列宁就驱逐作家教授问题致函捷尔任斯基，认为彼得格勒两份刊物《新俄罗斯》和《经济学家》的人必须驱逐出境：“这些人全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仆从、间谍和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组织。要这样来处理此事：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要不断地有计划地抓，并把他们驱逐出境。”
听听列宁这口气，多厉害啊。
不过，列宁此函是密信， “请把这封信给政治局委员们秘密传阅，不要复制，再还给您和我” 。
如果不是苏共垮台，恐怕我们就读不到这样的密信。此信翻译自《以驱逐取代枪决：肃反委—政保局有关驱逐知识分子的文件（1921—1922）》。
列宁的口气今天我们已很熟悉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国家政治保卫局便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打了报告，认定苏维埃政权的新经济政策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体的联合和团结创造了条件，认为他们在新经济条件下建立起越来越强大的堡垒，这是危险的。
报告认定，反苏知识分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活动选取的主要场所包括：高等院校、各种协会、出版物、各部门代表大会、剧院、合作组织、托拉斯、商贸机构等等。
六月八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上述报告的决议，并确定了具体执行落实的方法。列宁更迫不及待了，七月十六日，他在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时，直接点了一些“敌人”的名字，还用了“全部驱逐出去”、“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让他们都滚出俄罗斯”、“必须迅速清理”等字句，当然还有“据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最恶毒的敌人”、“抓几百人且不必告知理由”，等等！
二
在接下来的“清理”运动中，一切都是程式化的：要求逮捕圈定名单上的所有人，三天内向他们宣布指控，并建议其自费出境（彼时苏俄很穷），如拒绝自费则由契卡出资递解出境。
当然，例行的调查和鉴定是必不可少的手续和程序。
程序大体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鉴定，其实就是政治定性，圈定某人犯有某事，或者说有某种倾向，决定驱逐某人；第二部分是审讯记录，很简单；第三部分是实情供述，由即将被驱逐者按照确定的问题回答，其中包括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对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的任务看法、对政党和俄共的态度、对其他反革命派别的态度等等。
比如，在后来被流放驱逐出境的俄罗斯作家奥索尔金的鉴定中写道：“反苏维埃倾向毋庸置疑的右翼立宪民主党人……有理由认为，他跟国外保持着联系。”
无论他们在实情供述中如何表示自己拥护新政权，苏维埃政权都已经圈定了他们的命运。不仅如此，还要在逮捕后的审讯中，以程序加以羞辱，在精神上羞辱那些被视为敌对的知识分子。
在这程式化的白开水般的审讯鉴定中，我们完全可以读出这个政党、这个政权的怯懦、蛮横、荒唐和无耻来。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本书中讲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
有一次我不得不和作家协会一位理事到加里宁那儿，为释放奥索尔金说情，他是因为赈济饥民委员会的事而被捕的。我们转引了卢那察尔斯基[1]的话，而国家首脑加里宁对我们说出了惊人的话：“卢那察尔斯基的推荐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我写推荐并签名也一样——可能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斯大林同志推荐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国家首脑承认他自己在这类事情上没有任何意义。
在整个清理运动中，政治保卫局公布的二百二十五人名单里，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被取消了惩罚，一部分人在国内被流放——这也是俄国的传统，还有一些人下落不明，被驱逐出境的不到一百二十人。
当然，类似的对同类的摧毁不惟这一起，此前的法国大革命中，也发生过更残酷的杀戮。在这样的事件之后，苏联还发生了更为惨烈的杀戮，而不只是流放。几十年后的中国，也有过内部流放。
“哲学船事件”的领导者和积极的执行者托洛茨基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的命运，竟然还不如他们。
当然，相比后来的“古拉格”，相比斯大林时代，相比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的大清洗，列宁、捷尔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及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算是够仁慈的了。
那些侥幸逃过被驱逐出境的人，大多数最终没躲过“古拉格”和枪毙的命运。
每每读到类似的故事，我就常想起《左传》中那句著名的成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一旦从肉体上消灭了异心，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未来。
当一个政权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消灭自己民族精英的运动时，自然也就能建立起自己意识形态的垄断威权，成功地完成对统治阶层自己和被统治阶级的洗脑，未来采取新的行动时，必定如探囊取物，予取予求。苏联后来的镇压清洗几无反抗，只有认命，与其曾经发生的对异端知识精英的摧残不无关系。
“贫乏的反动精神慢慢地控制了他们。”被驱逐的俄国哲学家斯捷蓬在《往事与未竟之事》里回顾说。
“有一次我去格别乌，等待负责驱逐的审讯员，我很惊讶格别乌的走廊和接待室全是神职人员，他们全是新生教的。这让我感觉很沉重。”
“哲学船事件”中被驱逐的另一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写道。
这或许就是列宁要的“长期净化的俄罗斯”。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写道：“在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潜伏着一些自我残杀的因素”；“整个一百年，俄罗斯知识分子都依靠着否定而生活，这破坏着俄罗斯存在的基础”。
谁说不是呢。
幸运的是，“哲学船事件”虽然摧折着俄罗斯的基础，但相比后来大清洗的那些受难者，这些被迫离开祖国客居异乡活下来的人，倒也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别尔嘉耶夫，俄国著名哲学家，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四七年获剑桥大学荣誉神学博士，成为继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位俄国人。我此前并不知道他，最近在集中阅读他的一些著作，国内有人把他比作“俄国的胡适之”。
索罗金，俄国社会学家，创办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曾任哈佛社会学系主任多年，后来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
……
三
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
被放逐的神学家布尔加科夫写道：“个体像一扇窗，透过他可以看到整个生命的流程，而个体的命运则是一个框，个体在其中形成、碎裂、具体化。那些重要、野蛮又可怕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成为见证人和参与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体验和感受。讲述每个人各自的感受、理由和动机就在于此。”
《哲学船事件》一书中，大部分文字来自当事人的自述回忆，我们能够从中读到那种被迫告别生养自己的旧邦的痛苦，以及埋在心中难舍的乡愁。
作家奥索尔金写道：“在俄罗斯的最后一个夏天，在我的记忆中和许多只对我个人而言极其珍贵而重要的东西息息相关——它将永远伴随着我。而整个俄罗斯对我来说，就是有着清澈河流和保护林的村庄的形象，它最好的形象”；“我在这里放下了铁幕”；“铁幕隔断了俄罗斯、故土、父辈的国度，一隔就是二十年。我在离别纪念日写完了这个回忆录。我走的时候还很年轻，当时我确信回不来了，而且这种感觉一年比一年强烈”。
斯捷蓬详细地描述了离别故国时的场景，与亲友的告别，如他所言，“也许，在另一个世界，我们将不再用嘴交谈，也不用眼睛彼此相望……”
哲学家洛斯基则写道：“我深爱的彼得堡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天空下的伊萨基耶夫教堂和滨海大道上的建筑美丽的剪影。”
社会学家索罗金回忆，当流放者到达边境的一个居民点，红旗闪过后，俄罗斯就留在了身后，“晚上，我们五年来第一次没考虑‘今晚会不会来抓我们’就躺下睡觉了”。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
它把什么抛在了故乡？……
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
桅樯弓着腰在嘎吱作响………
唉！它不是在寻找幸福，
也不是逃离幸福的乐疆。
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流，
上头洒着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风暴里才有宁静之邦。
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这首著名的《帆》，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一种不幸的预言。他们不是在寻找幸福，也不是在逃离幸福的乐疆，仿佛只有风暴里才有宁静之邦。
四
由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茨威格《当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阅读列宁文集所构建的列宁形象，被“哲学船事件”里摘登的他的那两封信彻底摧毁了。
行文结束的时候，我愿意整段摘录“哲学船事件”两位当事人的话，作为对自己的警醒：
在“红星”的照耀下，我们都重新明白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谊，诗人之于诗匠、真正的哲学家之于哲学教授、英雄之于装腔作势者、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之于偶遇俄罗斯的路人等的区别是什么。
辨别实质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变得十分必要，因为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命运，因为每个拐弯都意味着选择忠实于自己还是背叛自己。
……为了要坚持住，使自己免遭最可怕的事情，防止灵魂和良心泯灭，必须拥有一双灵活且正直的眼睛，具有能直观地辨识“香水”的天赋……不相信自己的天职、自己的星宿、命运和上帝，就不可能在伤寒病人车厢哆嗦着为老人和孩子取面包，不可能相信亲近的人不会在拷问时出卖你而你自己出卖他会死得更快。
每个时刻、每个注视、每个姿势都有着极其严肃和一成不变的意义。
……我承认……有时心中会升起一阵难以克服的伤感并产生逃离到艺术、哲学、科学领域去的念头。但这一念头很快就消退了。我们不能逃，也无处可逃。
以上来自斯捷蓬的回忆录《往事与未竟之事》。
另一段则来自索罗金的《漫长的旅途：自传》：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现在知道有三个东西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和心里：生命，哪怕是最艰难的生命，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信守义务是另一个宝物，它使生活幸福并带给心灵以不背叛自己理想的力量；我所认识到的第三种东西是，残暴、仇恨和不公，无论在智识还是道德、物质方面，都不能也永远不会创造任何永恒的东西。
20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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