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不爱我：追寻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

★王健壮，当前台湾重量级的新闻人与时事评论家。长年在报纸专栏撰写时事评议，见证几十年来的媒体发展，自称老派记者，相信自由价值。健谈、敢言、评议、论理，媒体人与评论家所需要的客观与文辞精准，使他的文字比普通文人多一分清晰从容的纵深感。
★五十二个自由派新闻人，五十二个与当权派、与扭曲的社会风气唱反调的传奇故事。作者高擎“自由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两面旗帜，竖标杆，挽狂澜。从“扒粪运动”到“最危险的总编辑”，近百年的新闻史，一路缕过来；令我们看见了新闻的理想与目标，切身感受到一代代记者的信念与勇气。阅读此书，我们感叹新闻还是有标准的，而前面正有如此多的典范。
★《凯撒不爱我：追寻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由卢跃刚撰序，龙应台、钱钢、陈浩、杨照等名家鼎力推荐。

记者是永远的反对派！
“我”是记者，“凯撒”即强权。作者咬住不放的，是权力与媒体的恒久博弈。
王健壮是记者，是编辑，是文人，是政论家，但是他同时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风中招摇一种稀有的价值标准。《凯撒不爱我：追寻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是五十二个自由派新闻人的故事，是五十二个与当权派、与扭曲的社会风气唱反调的传奇。作者高擎“自由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两面旗帜，竖标杆，挽狂澜。从“扒粪运动”到“最危险的总编辑”，近百年的新闻史，一路缕过来。书中的主角是调查记者、专栏作家、主播、总编辑、总主笔，他们曾经揭举无数弊案，曾经力抗麦卡锡的白色恐怖，也曾在“911”后的保守风气中坚守自由主义；有的终究晚节不保，有的则以职业生命做赌注，坚持新闻的理想。阅读此书，令我们感叹新闻还是有标准的，而前面正有如此多的典范。
也许就是因为对台湾媒体的集体不为，或者对“张季鸾精神”（秉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如烟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感慨甚至有些恐慌吧，所以我才转向美国的媒体，想从美国新闻界的历史与现实里，去寻找像张季鸾与《大公报》那样的记者、那样的报老板以及那样的媒体，目的既是为了替我的沮丧挫折寻求慰藉，也是为了替我的虚无麻木寻找刺激。没想到这个自私的动机，这段自我治疗的旅程，最后却写成了一本书。
──王健壮

王健壮，台大历史系毕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研究。曾任《仙人掌杂志》主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政治记者、专栏主任、采访主任，《时报杂志》社长兼总编辑，《时报新闻周刊》总编辑，《新新闻》总编辑与社长，《中国时报》总编辑与社长，博理基金会执行长。
出版《凯撒不爱我》、《看花犹是去年人》、《我叫他，爷爷》等书。现为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记者下笔快速，但不一定逻辑锋利。编辑思虑多面，但不见得洞烛幽微。文人容易意气飞扬，但风雨袭击时并非每个都能屹立不移。政论家善于针砭时弊，但论及历史的纵深、思想的重量或者家国情怀的承担，不见得个个都有。王健壮是记者，是编辑，是文人，是政论家，但是他同时如白荷出水，高高地在风中招摇一种稀有的价值标准。
——龙应台

“我”是记者，“凯撒”即强权。作者咬住不放的，是权力与媒体的恒久博弈。沉甸甸的题目，透过数十位著名新闻人的剪影，引人入胜，轻松好读。这该是面向新闻学子的一套系列课程吧？我愿做健壮的学生，坐在第一排，津津有味地听。
——钱钢

“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基因浸透在了不安分的人骨髓里。不过，在健壮这里，这个表述似乎还需要强劲一些才解渴才到位：记者是一种有着无穷魔力的生活方式。否则，无以解释健壮至今如此执迷。
——卢跃刚

在一个自由新闻传统如斯断裂的年代，他还是一心想找寻典范，实践不能堕落的志向，为人与为文，都与权力人物平起平坐。不特别看得起他们，也不特别看不起他们。
——陈浩

有理论、有故事，更有来自将近四十年具体新闻工作的经验映照，王健壮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新闻、为什么要有新闻，更重要的，如何建立阅听新闻的核心标准。
——杨照

序一：“记者”是一种生活方式 / 卢跃刚

序二：健壮如斯 / 陈浩

自序：寻找张季鸾

【第一辑】 媒体的矿工：调查记者

总统也怕那只耙子：斯蒂芬斯

吃肉时就想到的名字：辛克莱

密涅瓦打败泰坦：塔贝尔

到国会抓叛国贼：菲利普斯

茶壶顶上的犬儒：安德森

如果媒体沉默不语：古斯曼

荒凉年代的独立记者：

只要记住一句话：斯东

别在床上看他的书：哈伯斯坦

天下第一笔：赫什

大家都在等他电话：伍德沃德

最佳拍档三十年：巴利特与斯蒂尔

迈阿密风云：萨维奇

五千年等于一年：艾伦瑞克

永远在路上：加勒特

我看我感受我经验：柯诺瓦

残酷大街上的奥德修斯：勒布兰克

死牢天使：普洛提斯

【第二辑】 媒体的哨兵：线上记者

兴登堡向他含泪告白：塞尔迪斯

肯尼迪在他面前发抖 ：雷斯顿

放胆文章拼命药：汤普森

七千页的大秘密：席汉

最后一场决斗：法拉奇

呼叫中国救米勒：米勒

最前线哨兵：梅班克

【第三辑】 媒体的柱子：专栏作家

挂铃铛的那只公羊：李普曼

总统向记者低头：克罗克

停止旋转的木马：安德森

他替敌人辩护：阿尔索普

一字一锤敲警钟：刘易斯

站在马路中间的圣牛：布洛德

南方有一颗孤星：伊文斯

普利策也捧腹大笑：陶德

二减一不等于四：克鲁格曼

美国李敖爱摇滚：阿特曼

他打开了白宫大脑：奥莱塔

部落格进城了：马歇尔

【第四辑】 媒体的船锚：电视主播

美好的星期二：莫洛

第十七号敌人：肖尔

宁为主播不做总统：克朗凯特

荒原中的绿洲：莫耶斯

上帝开他玩笑：丹·拉瑟

七百二十一个名字：科佩尔

冯光远的拜把兄弟：斯图尔特

【第五辑】 媒体的指挥：总编辑与总主笔

没有广告的报纸：英格索尔

没人歌颂的英雄：麦克鲁奇

最危险的总编辑：布莱德利

别舔那只喂你的手：道尼

最后堡垒没有沦陷：柯林斯

放烽火的人：卡崔娜·范登豪沃

没有终点的游牧：金斯利

屏老

最后一场决斗——法拉奇（Oriana Fallaci）
如果你问我谁是最会问问题的记者，我会毫不迟疑告诉你是法拉奇（Oriana Fallaci）。
米兰·昆德拉说法拉奇的访问已经不是对话，而是决斗。著名的斗牛士科尔多贝斯也形容她在访问时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她使用语言就像公牛使用牛角一样”。
她访问邓小平时，第一个问题就问：“天安门上挂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人民把‘文革’的过错都推给四人帮，但毛主席难道没错吗？”
访问阿拉法特时，她劈头就问：“你现在几岁？”阿拉法特说他不谈私人问题，但法拉奇说：“我只不过问你的年龄而已，如果你连年龄都不愿告诉别人，为什么你要告诉世人你是巴解领导人？”
当阿拉法特抱怨西方媒体对他不公平时，法拉奇对他说： “这是你的战争，不是我们的。在你的战争中，你不能要求我们像你那样反对犹太人。”
她访问基辛格时，基辛格像鳗鱼一样滑溜，从不直接回答问题。法拉奇只好下重手问他：“你曾说尼克松不够格当总统，现在你会觉得尴尬吗？”“许多人说你眼里根本没有尼克松，你关心的只是你自己。”由于法拉奇咄咄逼人，基辛格最后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形容他自己就像电影里的西部牛仔一样，孤独地骑在马背上带领着篷车队穿村过城。
这篇访问刊登后，基辛格饱受各方抨击。他独揽外交功劳，更让尼克松气得好几天不接他电话。基辛格为化解危机， 只好指控法拉奇扭曲他的谈话。但法拉奇岂是好惹的人，她发电报给基辛格，威胁要公布采访录音，并希望他不要像小丑一样让人耻笑。基辛格被吓得只好三缄其口，并且在事后承认他一生做过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访问。
在访问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时，法拉奇对他说：“你让我想起简·奥斯汀讲的一句话：一个聪明的女人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她有多聪明。”“但我不是女人啊！”“你不是， 但你太聪明了，聪明到想尽办法要让我搞不清楚你在想什么。”法拉奇说马卡里奥斯当时气得像一只弓起背的猫。
法拉奇为什么要把访问弄成像决斗？因为在她的字典里没有客观这两个字，她说客观是种伪善，不存在也不该存在。她说当她在采访时，她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历史的人。她形容自己就像是藏在历史那棵大树树干里面的一条虫，用她的眼她的耳她的脑，去看去倾听去思考每一件她参与的历史。她虽然是新闻记者，但更是一个历史学家。
至于她为什么那么主观，她的回答更直截了当：“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在替你画像时，为什么我不能把你画成我想要的样子？”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她打破十多年的沉默，写了一本小书《愤怒与骄傲》，没想到却得罪了伊斯兰的基本教义派， 扬言要像当年追杀拉什迪一样追杀她。但罹癌已十几年的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已经放弃治疗，早已视死如归。更何况她年少时曾参加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游击队，在越南战地跑过新闻，也曾在墨西哥采访学运时三度中枪，死亡的威胁根本吓不倒她。
她形容自己就像当年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学者萨尔维米尼一样，虽然他声嘶力竭警告世人，但因为他反法西斯反得太早，因此没有人相信他。法拉奇说：“我病了，但西方世界比我病得更重。”她虽然已是风中之烛，但她仍在跟死神进行最后一场决斗。（作者按：二○○六年九月十七日，法拉奇病逝于家乡佛罗伦萨。）
……

自序 寻找张季鸾
二○○五年十月初，在龙应台客居香港大学面海的沙湾径宿舍里，二十几位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吉隆坡、香港与台北的老中青三代新闻同业，以华文媒体的未来为题，闭门盍各言尔志了十几个小时，疲劳轰炸到让人戏称被关在集中营里也不过如此。
晚上十点多，集中营打烊，曲终人散前，几位意犹未尽的新旧朋友又聚在阳台上，眺望着黑蒙蒙的一片大海闲聊，聊两岸三地传媒闲话，聊古今传媒人物，其中聊到一位是余纪忠先生。
巧的是，我去香港前，《明报》副刊的马家辉请我写一篇谈台湾传媒现状的文章，在这篇题为“举目不见一个报人”刊登于我“逃离集中营”隔天的文章中，我举了两位老报人为例，其中之一正好就是余先生。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三年半前，《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过世，许多人称誉他是台湾最后的报人，并且感叹文人办报的传统从此将成绝响。当时虽曾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江山代有报人出，“余”何人也，岂无“后”乎？但从台湾这几年的报业发展来看，期待另一个报人的诞生，确实就像期待弥赛亚降临一样，永远只是个梦。
报老板能被称为报人，就像reporter能被称为journalist一样，都是角色价值的被肯定。但报人办报与非报人办报有什么不同？简单说，报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是文人以办报的方式论政，就像张季鸾曾经说过的：“中国报纸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张季鸾当年办《大公报》是这样办，余纪忠办《中国时报》也是如此。而且这两家报纸不但都曾执报业之牛耳，有一言而动天下的影响力，更曾大赚其钱，经营上并不输商人办报。
但如果从张季鸾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来严格检验的话，余纪忠与张季鸾虽称得上是报人，却并非是完美的报人。
张季鸾虽然终身“人不隶党”，但他与蒋介石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开始建立的关系，当时就曾被人批评他对蒋政权其实是“小骂大帮忙”，许多人对他的历史评价也从未忽略这一点。
余纪忠跟蒋经国的关系，不但跟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相像，而且他还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中常委报人”这个身份，虽然让他能同时论政又问政，但这个身份终究是报人之瑕，有损报人本色。
但即使是这样不完美的报人，放眼台湾当今报业，也是百中无一，求之而不可得。
张季鸾的“四不主义”，曾经是台湾报业追求的最高价值，报纸负责人对这个最高价值，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然而现在的报业负责人，却是党、卖、私、盲四者俱全，“四不主义”早已被“四全主义”取而代之。
而且，报纸的“文人论政机关”角色日益退化，早已蜕变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实业机关”。以前，“好的报纸”、“好的新闻”（good journalism）就等于是“好的生意”（good business），但现在好报纸、好新闻却成了坏生意的代名词。
台湾报纸何以会变质、退化至此？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报纸与读者的角色错置。以前，报纸与读者的关系是“传媒领导大众”（the press lead the public），但现在却是“大众领导传媒”（the public lead the press）。过去传媒决定要提供什么新闻给读者，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新闻你需要知道”（What news you need to know），但现在的标准却是“什么新闻你喜欢知道”（What news you like to know）。
尤其是自香港“壹传媒”集团进驻台湾后，台湾报纸这样的质变趋势，更像大江东流一样，挡也挡不住。
也许有人不喜欢“壹传媒”，但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壹传媒”确实在短短几年内就改写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新闻史，不但改变了传媒的市场版图，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新闻的定义”。
在“壹传媒”进入台湾之前，属于隐私权范围内的八卦、绯闻、丑闻，并不是不曾在台湾传媒上出现过，在两大报主宰台湾报业的时代，《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也曾经多年以争相报道极尽膻色腥能事的犯罪新闻作为竞争的手段。但依据台湾传统对新闻的定义，类似今天这样的“苹果化新闻”，不但构不成重要新闻，更上不了报纸的头版，遑论是头版头条。
现在只要“壹传媒”一爆料，台湾大小传媒无不纷纷跟进，而且无一不是以重要新闻处理，“壹传媒”俨然成了新闻通讯社，成了其他传媒的供稿中心，也成了引领新闻风潮的龙头老大。“苹果潮”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每一间新闻办公室，每一份报纸闻起来都带有一点苹果味。
当所有的传媒都以“壹传媒”对新闻的定义作为新闻的定义时，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当然就戛然而止，所谓的报人角色当然也就不复可见。
张季鸾与余纪忠当年是因为《大公报》与《中国时报》的言论影响力，才逼得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蒋经国不得不买他们的账，不得不对他们以国士之礼待之，甚至不得不授以问政的权力与渠道，对他们进行“软性的收编”。
文人办报时代的报人与政治领导人的这种权力关系，虽然在骨子里仍是不对等的关系，但在形式上起码还能维持平起平坐的表相。
抗战前，蒋介石有次在南京“励志社”大宴文武百官与驻外使节的晚宴中，奉“布履长衫的小老头”张季鸾为主桌上宾，并且公开赞誉他“道德文章，名满天下”，虽然是惺惺作态，但连“凯撒”也不敢小觑报人，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报老板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甚至与其他更等而下之的政治人物的关系，却连形式上的平等都早已荡然无存。
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公民社会里，传媒本来应该扮演“不受国家权力控制”也“不被市场规则左右”的主体性角色，但当文人办报的传统被商人办报的现实所取代，当报老板不以报人自期，也不以追求影响力为办报的最高价值，既向国家权力屈服又对市场规则妥协时，这样的传媒其实是背叛了它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
举国尽是政客，举目不见报人，这是我们的政治现实，也是我们的传媒现实。悲乎？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