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李白与杜甫（新版）

张炜的散文随笔，不拘一格，或大或小，有专题，也有散章，近四百万字。其中，不乏早期的青涩之作，但斑驳绚丽的文字方阵，构成了一座恢宏壮阔的文学建筑。张炜认为，写作是一个“孤独者的心音”，自喻散文是一本“丝绺相连的心书”，用心去写，是他获得读者认可的原因。他的散文有开阔的题材，不拘形式的文笔，情怀深挚的精神气韵，以及安然沉静的禅意。

这是一部机智而有趣、诗意充沛的诗学著作。张炜以一个作家的情怀和忧思，以时代的深度和超前眼光，提出了崭新的创建；对李白嗜酒、炼丹、访贤、“自由浪漫主义”、杜甫“诗史”等问题都提出了质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天而降的李白”和“从地而攀登的杜甫”，对李白的“走神”、“杰作与神品”等诸多学术问题都提出了卓而不群的见解，他把文学赏读、文学批评、诗学研究、写作学及探究李杜诸问题打通关节揉为一体，结合当下网络时代文化消费诸多怪象，发出了自己清晰而强有力的声音。

张炜，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1975年发表诗，1980年发表小说。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发表作品一千余万字，被译成英、日、法、韩、德、瑞典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单行本四百余部，获奖七十余项。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及《你在高原》（十部）；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诗《松林》《归旅记》等。

1999年《古船》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九月寓言》与作者分别被评为“九十年代*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声音》《一潭清水》《九月寓言》《外省书》《能不忆蜀葵》《鱼的故事》《丑行或浪漫》等作品分别在海内外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畅销书奖等多种奖项。

大河小说《你在高原》获得华语传媒年度杰出作家奖、鄂尔多斯奖、出版人年度作者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等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十余奖项。

张炜的散文有开阔的题材，不拘形式的文笔，情怀深挚的精神气韵，以及安然沉静的禅意。其亮点为：知性与识见，情怀与温度，韧性与持守。

——文学评论家王必胜

第一讲：李杜望长安 1

三种讲学方式 1

独孤明 6

两次进长安 7

不可忍受 9

非虚构的力与美 11

孟子与国王的谈话 14

精神的太阳 16

李杜与孔孟求仕 19

思君 21

大用是书生 23

从政与为文 25

人性的角度 28

人性的变与不变 31

拾起理性 34

杜甫的绯鱼袋 35

比较陶渊明 37

足够大的树 39

幻想和追求 43

公德与私德 45

不同的“机会主义” 47

第二讲：嗜酒和炼丹 50

李白炼丹 50

现代丹炉 52

炼丹与艺术 54

李白与东莱 56

东夷与道教 59

“性”与“命” 62

李白的“走神” 66

我舞影零乱 68

迂回趋近 72

“灵媒” 73

诗仙与诗佛 75

李白的爱情诗 78

懂得异趣 81

女性的宽容和浪漫 82

贵夫人 85

隐性的榜样 89

浩然之气 91

第三讲：李杜之异同 94

第四讲：浪漫和现实 139

第五讲：遭遇网络时代 185

第六讲：批评的左右眼 228

第七讲：苦境和晚境 273

附录 散文总目 332

第一讲：李杜望长安

三种讲学方式

万松浦春季讲坛又开始了。这里不同于学校老师的授课，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形成对话。因为只有以平等求真的态度相互交流，甚至冲撞起来，有些问题才能越辩越明。所谓的“教学”，从古至今大概有这样几种方式：

一种是我们都熟悉的“例行授课”，就是老师在讲台上讲授。这也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基本模式，大中小学都是这样的。特别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学纷纷扩招，于是就需要更多的阶梯教室、更多的教学楼，甚至连夜间也要上课，要大规模集中授课。这样的好处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缺点是听课的人太多，他们很难参与讨论，提问不会多。这里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致要依据课本——按照课程的设置去进行，要诠释课本，循着教学流程从头至尾讲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例行授课”。

还有一种是“设坛讲学”：设一个坛，一个人在那讲学。有人可能认为书院就是“设坛讲学”，不，眼下万松浦书院还没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设坛讲学”对讲授者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来说，这个人需要在某些专门知识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有极好的个人修养；这个人往往是、最好是某一学科某一时代遗留下来的人物，他沉浸在过去的世界里，跟自己所处的当下形成了一定的间离关系。由于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才能够把专门的知识以个人的立场、个人的感悟方式传递出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以扩充。他通过这样的讲学整理自己的思想，将其传承下去。他对知识有深刻的记忆力，对所授内容有独到的见解。这种人才有资格设坛。

也许我们可能听说时下哪里正有人在“设坛讲学”，在尝试这种教学方法。但是在当下视野中，实在说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没有见到这样的“坛”。也许讲学者觉得自己还不具备“设坛讲学”的资格――这里大半不是指他的知识不够，而主要是因为他当下的生活状态不宜。前边说过，能够“设坛讲学”的人基本上是跟整个时代有所间离的，就是说这个人大致要处在世俗生活的孤岛上。他拥有个人的空间和闲暇，在那儿反思一些问题，咀嚼一些问题，觉悟一些问题。他跟当代所流行的各种知识常有隔离。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切绝不能是一种生活姿态，而是一个人所固有的生命品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送给别人的才会是比较独特的、陌生的、真正个人的东西。

放眼教育的历史，写《道德经》的老子大概有这样的能力。民国时期有几个。到后来的陈寅恪、马一浮，他们大概也有这样的资格，设坛与否又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多少是上一个朝代的遗老，是留下来的极少数。这样的人才会把一些陌生的东西送给他人。有人可能问：孔子是不是在“设坛讲学”？好像也不是。尽管孔子有一个杏坛，一摇葫芦就“发课”，但他在早期可能也属于“例行授课”。

孔子当年教授的算术、射箭、礼仪等皆有蓝本，他个人创造的东西不一定很多，而且都是那个时代的学问。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是面向社会公开招生的第一人，是“例行授课”的开创者。后来，随着孔子的经历越来越广博，思想越来越深入，而且强烈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这种参与性很好，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但也因此而使他进一步丧失了“设坛讲学”的资格。

为什么？因为“设坛讲学”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相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必须有一种特别的关系――与当时的文化生活、社会生活是有相当距离的。总之这需要是一个极其寂寞的人，与社会流行的常态有隔膜的人，相对封闭的人。它是文化和思想、学问与专业凝结起来的块垒，而不是汹涌的水流。如果是水流，浪花溅得再大，也只能顺时间的流向涌去，不能送给这个时代孤僻的、专门的、陌生的、个人的见解和知识。所以孔子直到后来也不是“设坛讲学”。

今天看《论语》，它有大量了不起的言论，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影响了学术，影响了道德，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别是文化性格。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代表性和决定性的人物。《论语》是以什么方式产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第三种方式：“对话明辨”的方式。

“设坛讲学”是一种，“例行授课”是一种，第三种就是“对话明辨”。

孔子后来与前期不同，从“例行授课”转向了“对话明辨”。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谦虚，另一方面是他根据需要，采取了新的讲学方式：跟弟子对话。弟子颜回、子路，他们一个个问起来，他就解答。这中间还有辩论，很多东西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清楚了，孔子自己的思路也得以进一步理清。

苏格拉底也是如此。有人可能认为苏格拉底以他的雄辩、逻辑、深邃和特立独行的性格，是完全有资格“设坛讲学”的。但他仍然不是。因为苏格拉底也是一个深入而强烈地参与当时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每一条思想脉络都与当时的社会肌体相通相连，所以他也无法与自己所处的时代隔离。他跟弟子也是采取了“对话明辨”这种方式。

书院采取的是“对话明辨”的方式吗？我们当然向往这样一种境界，只可惜讲授者没有那样的器局和才具，仅仅要学习和采用那种形式而已。在对话交流的状态下进行，参与者变得很重要。所以这里特别希望大家能自由地提出问题，尽可能地多谈，放松开敞地谈。讲授者更想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自己。

如果当年苏格拉底没有那些好问的弟子和朋友，一些卓异的思想就不会迸发出来；孔子没有子路和颜回等人参与，《论语》也不会产生。

这三种方式中，最高的品级当然是“设坛讲学”，虽然这种方式也并非没有缺点。但是在我们的视野里，起码至今还不见这样的人出现。四十年代到香港去的钱穆先生办了书院，他在那里也不是“设坛讲学”，而是“对话明辨”；到西湖边办复性书院的马一浮先生或有设坛的资格，因为他基本上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人了，而不是生活在新的时代里，算是上一个朝代的遗老。大概辜鸿铭也可以，那也是生活在个人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人物。这种人好像被完整地移植到了新的时空里，所以他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说自话。这是最高级的人物。

如果一个人跟当代思潮搅在一起，无论有多么广博的知识，多么博闻强识，都会多多少少失去独语的资格。对于自身所处的这个时代，他既是一个强烈的参与者，就是多元里的一元，成为纵横交织的当代文化思潮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人不能够“设坛讲学”。能够做这种独语的，肯定是每个时代里最稀薄的异数，他们为数极少。

第二个品级就是“对话明辨”了，因为这也需要主讲人有相对广博的知识，有执拗的个人见解，有学术立场、社会立场，有很高的理想。

第三个品级就是“例行授课”，这个难度似乎不大，照本宣科就很好。但是做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名师，大家都知道有多么难。

这样讲并不是把三种方式完全对立起来，不是要划分得那么清楚。很有可能“设坛讲学”者因为各种条件不是最好的，满足不了那么高的文化期待和历史期待，因而也并没有做得最好。另一方面，“例行授课”中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个体，老师能够坚持个人的理想和话语，也会不同程度地传达一些陌生而深刻的、新异的内容。

现在是网络时代，我们到一个地方听演讲或授课，会发现听众常常是无精打采的，他们在玩弄手机，发短信，或看看报纸翻翻书，并不好好听讲。在这个传媒特别发达的时期，听众已经充分领略过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语调，都已经相当熟悉了。想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一个人说出新异的东西非常之难，无论这个人多么能言善辩，都很难把属于个人的、比较新颖的观点送给他人。听者现场感受到的这一切，全都被无数次地重复过了，从内容到口吻、表达方式和个人姿态，甚至连手势和使用的语汇都差不多，他人还怎么有兴趣听下来？

所以说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听众，更不能过分埋怨讲者，因为他们全都一样，身陷网络时代，已经再也没有条件生活在个人的空间里。台上台下的人每天看到听到的既是同步的，又是相同的，连风里面都是各种似曾相识的声音和观念，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强大的能力、贯彻力和记忆力，都很难守住自己的世界。

如果“例行授课”者能够掺杂或临时焕发出一点个人的东西，让人听到与惯常的语调和内容迥然不同之物，听者就会渐渐收起涣散的眼神，把手中把玩的东西放下来。

可见这三种授课方式，并非一定按照我们的排列顺序，一个好于另一个。同样是“例行授课”，有人一堂课下来就是比较精彩的个人演讲，因为他能在这个看似平常的过程中表达出极不平常的东西，这就是他的个人独语部分。

这三种讲学方式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书院想走第二条道路：“对话明辨”。

在今天，这三种教学方式也许将发生一些转化――课堂将越来越多地用来讨论和解决具体问题，所谓的传统的“例行授课”大概会变得少一些。

这次讲坛的主题是“李白与杜甫”，希望大家一起探讨这两位伟大的古代诗人。

自序

这是我三十多年里写下的散文和随笔，几乎是虚构作品之外的全部存留文字。更早的丢失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部分文字也找不到了。因为生活匆忙而沉重，人渐渐都像迎风奔驰的老马，背上的一些驮载难免要在路上飞扬四散，再也无从寻觅。

从头看这大大小小的篇章，让我时而激越时而黯然，难以平静。这分明是树的年轮，是旅痕和足迹，也是由远及近的心音。比起用力编织的那些故事作品，这些文字好像更切近现实生存也更有灼疼感。

许多篇目写在青春时段，那时的稚嫩和面红耳赤的冲动，今天看非但不尽是羞愧，而且还引起我多多少少的钦羡。单纯直撞的勇气与昨日紧紧相连，如今这一切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潜在了心底，只更多在夤时、在倾听扑扑海浪和漫漫市声的无眠之夜，才缓缓地升腾起丝丝绺绺。是的，我仍然为当年人和文学的承诺而激动不已。

我的出生地在半岛地区，即那个东部海角。那里曾经有无边的丛林，有大片的松树，离河的入海口不远，又在重要的古港之侧，于是被命名为万松浦。一个人由此地起步远行，就近的比喻是一条船从这里启航，缓缓驶入了风雨之中。如果留有一部长长的出航志，那么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必定连接着万松浦、开始于万松浦。

人是一条船，并且始终是独自一人的水手兼船长。这部出航记录未免颜色斑驳，腥咸汗洇，但唯其如此，也才称得上一本真实的书。

记得有一次回到故地，一个辛苦劳作的下午，我疲惫不堪地走入了万松浦的丛林。当时正是温煦的春天，飞蝶和小虫在洁白的沙土上舞动蹿跑，四野泛绿，鼻孔里全是青生气息。这时我的目光被什么吸引住——那是正在冒出沙土的一蓬蓬树棵嫩芽，它们呈深紫色向上茂长，四周是迎向春阳的新草与灌木……我一动不动地站定。大野熏蒸之气将我团团笼罩，恍惚间又一次返回了童年。置身此地此情，好像全部人生又在从头开始，兴奋与感激溢满全身。我仿佛接受了冥冥中的昭示，在心里说：你永远也不要离开这里，不要偏移和忘却——这就是那一刻的领悟、感知和记忆。

那是难忘的瞬间感受。也就是类似那个春天下午的一种莫名之力、一种悟想，时不时地在心底泛起，提醒我，并用以抵御生命的苍老、阴郁和颓丧。多少年来，万松浦一直伴我吟哦，伴我长旅——它的意义，它与我、与我一生劳作的关系，若以传统诗歌中的比兴手法而论，那么更多的是“兴”，而不是“比”。它总是明亮着和激励着我的整个劳动。

这些文字是系列的短章编年，更是一部丝绺相连的心书，一部长长的书。它们出生或早或晚，都一概源发于万松浦的根柢之上。

前言

这是一部“万松浦书院2013年春季讲坛”的录音整理稿。全书由听课者做出电子初稿，由陈沛张洪浩二位先生编订。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劳动。作者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补充和订改，成为现在的书稿。

这算不得一部古典文学研究专著，而仅仅是一部阅读者的“感言”。还由于它是与听课者“对谈”中形成的文字，所以口语化较重，所涉猎的问题也十分繁杂。

为了阅读的方便，订改时将口语枝蔓加以删削，并核对增补引用的诗文；同时为每一节拟出标题，把相同或相近的问题集中到同一大题目下，仍保持原讲坛中形成的七个单元（七讲），等于做了一种“合并同类项”的处理。

尽管有了如上一些补拙的工作，但薄弱浮浅的质地仍旧难以改变，谬误肯定很多。作者期望通过这种方式与读者交流，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

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