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传（修订本）

第一章 农家学子1
塘下小村1
发蒙3
进城读书5
从“水产”到“河海”7
第二章 “五四”青年9
“河海”的教育9
“自我”的觉醒11
在“五四”浪潮中13
笔锋初试14
传播马克思主义16
第三章 找求光明之路18
留法预备班18
“松圃”工读19
赴日本留学23
探求中的曲折24
决心“做一个小卒”28
第四章 投身新文学运动32
改习文学32
赴美勤工俭学39
在柏克利的译事43
长篇小说《旅途》45
三幕话剧《青春的梦》49
第五章 走进共产党的行列53
从二女师到川东师范53
主编《南鸿》周刊57
川师学潮中的搏击59
别重庆的朋友61
“我要加入CP！”63
职业革命第一站65
第六章 留学莫斯科69
到莫斯科去69
中山大学的学习与纷争70
“红色教授”78
反对“立三路线”82
第七章 在白色恐怖下87
回国87
批判“取消派”89
在“左”倾的歧路上95
“歌特”的反“左”文章100
第八章 在红色国土上106
从上海到瑞金106
反“罗明路线”108
挣脱“左”的桎梏111
“博洛矛盾”116
毛洛合作123
战略社论126
第九章 历史转折130
“中央队三人团”130
长征路上的争论131
遵义会议134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39
挑起历史的重担141
会理会议前后150
第十章 从会合到分离154
一、四方面军会师154
芦花——沙窝——毛儿盖158
危急时刻164
找到了落脚点167
第十一章 大变动的前夜170
初到陕北170
成家173
提出新的战略、策略174
改变对富农的策略179
主持瓦窑堡会议180
东征和西征184
接待美国记者斯诺187
指导白区工作189
联合东北军195
战胜分裂，实现三大主力会师202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前后208
对“蒋”策略的演变208
确定“逼蒋抗日”方针215
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220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221
西安之行225
第十三章 跨入新阶段232
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232
国共谈判238
洛川会议前后244
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254
批判张国焘260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261
第十四章 主管宣传和干部教育268
党内职责的变动268
延安马列学院272
编著革命史教材和出版马列著作281
论青年修养和党的建设286
宣传鼓动提纲和文化工作政策290
第十五章 整风前后297
“还账”与“补课”297
陕北、晋西北调查302
出发归来310
总结历史经验313
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17
第十六章 在东北320
从延安到哈尔滨320
宁安蹲点323
建设战略后方——合江327
探索经济建设基本方针341
在辽东省委347
第十七章 外交十年（上）361
准备到联合国去361
就任驻苏大使365
巡视驻东欧六国使馆369
关心国内经济建设372
出席日内瓦会议378
第十八章 外交十年（下）385
外交部常务副部长385
致力外交战线基础建设389
改进对驻外使馆的领导391
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卓越见解393
第十九章 庐山蒙冤401
忧虑与沉思401
山雨欲来408
七月二十一日的发言413
打成“反党集团”419
第二十章 罢官后的求索428
下庐山428
“特约研究员”429
科学的共鸣431
思想的波涛435
第二十一章 南方调查440
调查的契机：七千人大会440
戴着“帽子”搞调查443
读列宁著作的批注447
“集市贸易意见书”449
“包产到户”笔记451
第二十二章 再次打击下的理论创造453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453
所谓“张孙反党集团”454
提出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456
关于阶级斗争的哲学思考459
第二十三章 动乱年代461
风暴袭来461
二百一十九起“接待”465
“六十一人案”466
五百二十三天“监护”469
遣送肇庆471
肇庆文稿475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脚印484
到无锡落户484
在重病中489
冰冷的葬仪492
历史的回声494
张闻天生平大事年表496
初版后记501
修订再版后记503
三版后记505

第九章历史转折
“中央队三人团”
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道，从瑞金的梅坑出发，向赣南省会于都集结，准备渡过于都河作战略转移。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一般都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之为“西征”。
按照部署，这次大撤退以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为后卫，护卫着居于中间的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进行。①整个转移犹如抬着轿子大搬家。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分四个梯队，共五千人，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司令员李维汉，也分四个梯队，约一万多人，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简称为“总部”，“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等总部领导人随一纵行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随一纵行动。这些中央领导人的队伍称为“中央队”。“最高三人团”原来打算要将毛、张、王等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毛、张持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一纵。毛泽东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欣然同意。这样，踏上西征途程之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制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最高三人团”成员忙于指挥战事，把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边。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谈了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自己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加趋于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在西征途中形成的这个“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为标题专门写了一章。①张闻天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后，“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②
长征路上的争论
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据地所有的“家产”全都搬走。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更不用说各种文件、档案和中央金库的金银财宝了。用驮子和挑子组织起来的运输队伍绵延好几里。所有野战军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因为同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敌人布置在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在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西征的红军已失去了原定到达湘西的先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的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比划着自己的脑袋。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早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意见分歧贻误了战机。③“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沉着冷静，支撑着困难局面。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红军部队翻越地处湖南、广西交界处的越城岭。越城岭是中国有名的五岭之一，当地人称老山界。翻过这逶迤苍茫的崇山峻岭，就进入苗族聚居区了。部队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就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之下又变为“全线抵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在湘、桂、黔交界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①除了上述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的军事指挥问题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他们指出，李德、博古所认为的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
在红军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意图，遂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而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张闻天了解战局的重要变化之后，立即找到毛泽东，告诉他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②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同二、六军团会师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张闻天出席了在通道举行的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博古全然不顾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李德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③这实际上是自投罗网，将三万多红军朝虎口里送的方针。会上，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后提出的，张闻天当然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这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建议遂为多数人赞成而通过。中革军委随即在12日当晚19时30分发布了红军在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否定了多数人的意见，重又命令各军团按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14日，军委才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
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日程上来。12月18日，在黎平城内，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①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否定了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通道地区就已提出、并得到周恩来支持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同日，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准备渡乌江北上。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②在继续前进的路上，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这时，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这时农历是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③
10天后，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开会，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④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⑤
从1934年12月上旬起，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迈向胜利。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的“中央队三人团”对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展开争论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而张、王在黄平的橘林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最初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会后，在行军途中停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则是在组织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

出版前言
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布置在全国范围内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根据编写计划，《当代中国》丛书依内容共分为五类，人物传记是其中之一。由于人物传记涉及方方面面，情况繁杂，且编写时间长，1991年人物传记从《当代中国》丛书中分立出来，确定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在丛书总序中说：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才能充分地体现着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他们一生的业绩，恰恰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正因为这样，修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一代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其意义自是远远超越记述个人身世的范围。这套传记丛书，无疑应当看作是，当代中国千百万爱国志士、革命先驱的杰出代表用毕生的血和汗谱写出的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它将是永远矗立于世世代代人民心中的革命丰碑。《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当代中国的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建国史；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结束中国苦难危亡命运的革命史，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史、创业史。”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首批编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开国元勋和各方面的最杰出人士的传记。这批传记的主人公将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的传记，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人民军队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各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等等。毫无疑问，他们既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代表，同时也是彪炳千秋青史的历史巨人。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我们时代的杰出代表也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必然会具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短处，一生中也不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某些过失。但是，所有这些，当如日月之蚀，堂堂正正公之于众亦无损于他们形象的光辉。他们为中华民族创建的功业，他们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他们的鸿才睿智、嘉言懿行，无不震古铄今，垂范后世。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摄的宝贵精神财富。”
“愿人们从这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以这些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为典范，学习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社有幸承担了《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传记，获得很好的社会影响。我们将继续按照丛书的编辑出版方针，把《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出版工作做好，以飨读者。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