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与怪兽：互联时代的合作、共享与创新模式

继《人人时代》与《认知盈余》后最值得关注的作品。合作、共享与创新的颠覆之作。

合作是互联时代的下一个大趋势。在书中，尤查·本科勒告诉我们，合作才是人类的天性，他提出实现合作的7大关键要素，并指出，在互联的世界里，谁先合作谁胜出。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第一人胡泳；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叶航专文推荐。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互联网思想家、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TED演讲人尤查·本科勒最新力作。

“企鹅”寓意开放、分享、合作；而怪兽“利维坦”则代表了自私的人性观。本科勒教授利用神经系统科学、经济学、社会学、进化生物学、政治学中的最新发现，以及现实世界中的众多例子，揭示了人类的本能中，已经蕴藏着“合作”的基因。我们只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重新设计制度和工具，“合作”的本能就能够驱动人类创造更大的价值。

人类并非是经济学家所想像的那种无可救药的自私自利的人和社会逆行者，而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合作本性，可以在各自同意的社会结构中携手行动。利用合作的力量，人类可以改善业务流程，设计更好的工艺，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志愿者对科学的贡献，减少犯罪，提高市民运动的效力，等等。

湛庐文化出品。

尤查·本科勒，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主任，TED演讲人，圣塔菲研究所公开演讲人，跨学科研究的先锋，互联时代知识传播、知识产权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权威。2012年获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终身成就奖”，2011年获福特基金会“远见奖”，2007年获电子前哨基金会“先锋奖”，2006年获得非营利性组织“公共知识”（PublicKnowledge）颁发的IP3奖。

知识共享理念的推动者，他的著作《网络财富》就是“知识共享”版权许可的。“知识共享”运动发起人劳伦斯?莱斯格称他为“信息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

尤查·本科勒在《企鹅与怪兽》中提出了实现合作的7大要素，他大量引用了生物学的语言，比如群体、基因、适应等，让人、机器、社会，良好地纳入一个完整的思考框架。合作是天性，共情是基础，沟通是桥梁，道德、公平与遵从是尺度，信誉社会是愿景。

——汤道生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过去20年，学者们在人类合作上有何发现，这本书是最好的导读；要想了解21世纪合作会在生活中占据何等地位，这本书有最好的预测。我们期待，有关人类有能力合作的论证，能够成为更多人头脑中的常识。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第一人

本科勒通过《企鹅与怪兽》这本书告诉我们：善，使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善于合作的物种，从而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并成为宇宙中的奇葩。

——叶航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讨论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尤查·本科勒是最睿智的思想家。他的《企鹅与怪兽》一书告诉我们：更大规模的、更为松散的、更加自由的合作方式，正在改变我们对工作以及彼此间给予和获取价值的认识。

——克莱·舍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畅销书《人人时代》和《认知盈余》作者

本科勒的书中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他为我们揭示了人性美好的一面，而我们总是毫无缘由地拒不承认。

——吴修铭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畅销书《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作者

推荐序一 养大一只企鹅

汤道生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推荐序二 人，到底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第一人

推荐序三 人性的较量

叶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前言 合作，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方向

引言 合作是人的天性

“利维坦”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建立在“人乃自私”这一假设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周围随处可见的合作行为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善于合作和无私的。

“利维坦”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轮回

为什么利己主义神话仍在流传

合作是有效管理经济与社会的第 3种模式

01实现合作的7大关键要素

第1章 关键要素1：基因和文化的协同进化

合作是进化的第 3个原则。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群体选择和亲缘选择等合作机制，是合作进化的主要动力。基因影响大脑，大脑影响行为，文化把选择压力施加到个人头上，迫使他们遵守某些行为规范。合作源于基因和文化的协同进化。

合作的进化机制

把爱传出去

群体选择是一种有效的进化机制

基因和文化对合作的影响

第2章 关键要素2：心理影响与社会影响 057

在作出行为决定时，我们首先要准确描述我们所处的情境，这就是所谓的“框架效应”。由于框架效应的存在，人们在相同的情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另外，社会资本、信誉和社会感染共同成为改善合作的 3大社会动力。

从心理学视角看合作

透过“框架”看世界

社会资本、信誉和社会感染，改善合作的 3大社会动力

第 3章 关键要素3：共情和群体认同

我们天生就会对他人共情，我们宁可放弃自身的利益也愿意帮助他人。仅仅因为认同我们所在群体里的那些人，我们就愿意为这些人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社区警务 ”就是警民团结、共同减少城区犯罪的最好例子。

共情的力量

群体认同的力量

减少犯罪的“社区警务”

第 4章 关键要素4：沟通

“宗申摩托 ”的成功，在于它建立了一个由 300家供应商组成的协作网络，并且这些供应商为了共同的利益不断沟通。最棒的调解人，都具有非凡的沟通能力。此外，沟通有助于弄明白“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

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行动

信赖与沟通成就了“宗申摩托”

“社区感”成就了 Zipcar和沙发客

第 5章 关键要素5：公平

我们不但关心结果的公平，更关心意图的公平：说不定有人在处心积虑地想实现不公平呢。资源有限时，随机的“抓阄 ”或者“先到先得 ”体现的是一种公平。就薪资来说，与员工愿望相一致的薪酬体系，人们会认为是公平的。

“意图公平”优于“结果公平”

“抓阄”和“先到先得”所体现的公平

与员工愿望相一致的薪酬体系是公平的

第 6章 关键要素6：道德与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行为是广为认可的。我们要通过实际行动对什么是正常的、合适的行为设定一个清晰的信号。中立观点，是维基百科发展到今天的首功之臣。而关于道德，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威力无比的行为规范。

音乐下载，将公平与遵从结合在一起的威力

公地悲喜剧

维基百科的中立观点

自治与行为规范

道德承诺与原则性行为

第 7章 关键要素7：动机导向的奖惩制度

为合作行为提供物质奖励，就会对人们参与这种行为的意愿产生不利影响；对不合作行为实行经济处罚，人们会愈加不合作，这就是所谓的“挤出效应”。只有充分考虑到人们行为动机的奖惩制度，才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奖励的“挤出效应”

为爱还是为钱

开源软件行业不一样的公平报酬

惩罚的困惑

02 互联时代的合作、共享与创新、

第8章 谁先合作谁胜出

市场上表现最佳的业务，都有自己的合作体系。信任员工，与供应商共赢，是丰田 NUMMI公司成功的关键。维基百科的成功，源于维基人的社区感；音乐家和歌迷之间的互信关系，让“自主定价”成为网上唱片发行的成功模式。

丰田做对了什么

维基百科VS《不列颠百科全书》

为什么开源软件发展得这么好

歌迷自愿为下载音乐买单

结语 如何养大一只企鹅

合作是人的天性，尽管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只要充分、灵活地利用好实现合作的 7大关键要素，我们就能够激励人们在合作体系下为共同目标而努力。

译者后记

养大一只企鹅

汤道生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当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赞颂Meetup.com上的妈妈社群和维基百科时，不少人已经感觉到，一场颠覆既有社会秩序的新革命，正随着养大一只企鹅互联网的普及悄然而至。这些新的组织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群体可以在不追求金钱、没有严密控制的条件下运行，还能创造巨大价值。尽管克莱·舍基仅仅用“爱”概括“人人时代”形成的动因，但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波奔向未来的趋势。

现在，尤查·本科勒在《企鹅与怪兽》中，将克莱·舍基的观察推进到更深的层面，为我们揭开了最后一层面纱。在作者看来，“企鹅”（Linux操作系统的标识）是互联网精神的最佳诠释，寓意开放、分享，甚至可爱；而“利维坦”（Leviathan）这个人造怪兽，则是极权、恐怖以及令人憎恶的。既然“企鹅”和“怪兽”都由人类创造，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本科勒解释说，工业思维和互联网精神本质的区别，来自于我们对“人性”ThePenguinAndTheLeviAThAn的理解。如---果你相信人性本恶，那么你一定会推论出，为了把“人性恶”控制在最小范围，人们愿意创造一个组织，让这个组织来“管理”人们。这就是霍布斯设想的社会组织方式，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即便是“自由市场经济”，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背后，也依然假设“人本自私”——“我们的晚饭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工业革命数百年来，人类社会总是在极权和放任自流两端摆动——前者扼杀创新，后者助长贪婪。在人性恶的世界里，一定只有“零和博弈”。

尤查·本科勒并没有否认人性中“恶”的存在，但是却将话题引入一个更高的层面。他清晰地指出，人类的本能中，已经蕴藏着“合作”的基因。人们可以集合到一起为自身创造巨大的价值。我们只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重新设计制度和工具，“合作”的本能就能够驱动人类创造更大的价值。

尤查·本科勒看到，互联网就是一个抛弃监控、薪酬、奖惩等工业时代的旧体系，驱动人类以“合作”创造巨大价值的新文化、新制度、新平台。互联网像页岩油气开采技术一样，释放了在“利维坦”封闭体系下没有的社会资源和人才时间的冗余，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创新格局。在互联网开放体系下，技术促成了超越传统组织和地域的协作平台。只要有适当的系统设计，就能把这些产能释放出来，结果是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更高，自我改善速度更快。

近年来，从Linux到Facebook，从苹果App生态系统到Android联盟……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以控制为基础的体系在管理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社会与经济时，已经越来越无能为力。当“利维坦”开始瓦解时，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们面临的共同任务则是：“如---何养大企鹅？”尽管“合作”是人的本能，但“仍然需要一个参与、沟通的体系，使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认同感，展现心灵深处协作、慷慨的一面”。

尤查·本科勒在书中提出了实现合作的7大要素，他大量引用了生物学的语言，比如---群体、基因、适应等，让人、机器、社会良好地纳入一个完整的思考框架。合作是天性，共情是基础，沟通是桥梁，道德、公平与遵从是尺度，信誉社会是愿景。人彼此顾及他人的存在，并非什么新的发现，也是中国古老智慧的核心内涵。

放弃控制资源，转而培育社会资本，构建开放平台，推行消费者参与等一系列“社会化运营”，将是企业决胜于未来的不二法门。实际上，腾讯公司同样参与到这股全球新浪潮当中。在过去的两年里，腾讯开放平台给合作伙伴的分账收入就超过了30亿元人民币，这还只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新市场。腾讯今年将进一步开放云的能力，把多年积累的资源虚拟化，将网络与安全技术开放给更多的创业者，让他们能够低门槛启航。2011年，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先生在腾讯开放大会上对外表示，希望通过开放平台造一个腾讯——通过分成带给合作伙伴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这就是“企鹅”战胜“利维坦”的证明。

未来，“企鹅”文化大行其道。开放、分享、合作、共赢，将成为全社会的价值主张，也将重新构建新的商业伦理、新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全新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企鹅”文化将缔造一个“有情感、有共识、有欢乐、有秩序”的新时代。

……

合作，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方向

我写作本书的想法，始于5年前我与他人进行的两次谈话。那时候，我的上一本书刚刚出版。那本书的内容涵盖了网络信息环境下10年来的研究成果。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像自由和开源软件或维基百科这样的大规模合作，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另类网络故事，而是代表着重要的发展方向。只有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才能实现向网络社会和网络经济的转变。

我的第一次谈话是与维拉·弗朗兹（VeraFranz）进行的。她是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SocietyInstitute，OSI）的一位负责项目管理的官员。她问我能否帮助OSI思考一下怎样建立一个覆盖中欧和东欧的开放获取（open-access）的科学出版系统。这恰好就是我正在研究的在线问题——在线合作体系的建设。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不知道该怎样让科学家将他们的成果贡献给这个开放获取的出版系统，至少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我跟她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工作（包括其他研究在线合作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克服不信任上面。我们身居其中的学术和政策系统，完全被“自利的理性决定人的行为”束缚了，以至于我的工作完全局限在“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在线合作？为什么它是这种新环境的稳定特征？为什么它对于网络社会的未来特别重要？但是，对于维拉提出的问题——“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这个合作型组织运转起来呢？”我却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对我来说，就是在此时，我的关注点开始从对“为什么会产生在线合作”进行宏观解释，转向了“如---何设计合作系统”。

第二次谈话是跟硅谷连续企业家（serialentrepreneur）塔拉·赖梅（TaraLemmey）进行的。我们谈话的地点在赫尔辛基，时间在2月。塔拉问我：为什么不给更多的读者写点东西呢？确实，我的书不容易看懂，我的文章更不容易看懂。我说我喜欢这样。再说，有那么多人呢，他们会为更多的读者写书，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究竟擅长什么。塔拉看着我说：“跟做别的事情一样，这只是一种技能。你能学会新东西，你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也学学这个吧。”此后，她极尽所能地劝说我，我只好试试了。《网络财富》（TheWealthofNetworks）这本书是知识共享非商业性使用版权许可的，因为我想确保不会有人因为买不起而看不到它。塔拉解释说：“阻止人们得到它的障碍不止一个。”没错，相对于版权来说，不易读懂和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是更大的障碍。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排除不同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次谈话，才有了今天的这本书。如---果你确实发现这本比上一本更具可读性，那么，你和我都要感谢兰登书屋/皇冠出版社（RandomHouse/Crown）的塔莉亚·克鲁恩（TaliaKrohn）和罗杰·肖勒（RogerScholl），他们是本书的编辑。

与我一起开展研究的那些学生和同事，给我带来了非常好的运气，我们的研究成果就是本书的雏形。第一批学生是我在耶鲁法学院教书时建立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耶鲁大学时，与我相处最久、对我的合作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学生是大卫·坦嫩鲍姆（DavidTannenbaum），他负责实验和理论经济学部分的研究工作。这个小组的ShyamBalganesh、SarahFaulkner、AnneHuang、JoshRolnick和PatrickToomey也作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与LeahBelsky和ByronKahr（他们两人都是我在耶鲁法学院时的学生）、MaxBerkelhammer（USC的地球科学博士）、Byron（CityofProgress乐队成员）等人的长期合作项目运作得特别好，最后的研究成果是音乐研究中的自愿支付，这是本书第6章的重要内容。

当我2007年年底来到哈佛大学时，我还是非常走运：戴维·兰德（DaveRand）和安娜·德瑞博（AnnaDreber）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讨论在线合作的事情。戴维是哈佛大学马丁·诺瓦克（MartinNowak）进化动力学项目（PED，ProgramonEvolutionaryDynamics）博士，安娜是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当时正在访问PED。这不仅是一次有趣的谈话，而且意义深远。随后，我们在研究工作上开展了一系列协作，并在哈佛大学的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CenterforInternetandSociety）组织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以合作为主题的研讨小组。研讨小组中聚集了一群最优秀的学生与同事，他们来自哈佛大学和波士顿的其他大学。他们的专业包括进化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工商管理、教育和人类学，他们都积极参加研讨会，仅仅为了相互沟通和试着回答“你所说的‘合作’或者‘利他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等问题，就花了不少时间。这是一段愉快的经历。除了戴维和安娜，我从这个小组中的其他那些人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KobiGal、MakoHill、AndresMonroy-Hernandez、ThomasPfeiffer和FieryCushman。

过去几年，我的大部分研究工作，特别是实验研究和在线实验平台的建设，一直得到了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Foundation）提供给伯克曼法律实验室的资金支持。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的支持对于在线和工业领域的合作观察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考夫曼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我要感谢鲍伯·利坦（BobLitan），以及我的合作研究者约翰·克利平格（JohnClippinger）和奥利弗·古迪纳夫（OliverGoodenough）。我要向福特公司的莱昂纳多·柏拉马奎(LeonardoBurlamaqui）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他在以合作为主题的项目研究上所给予的支持。阿伦·肖（AaronShaw）是我的合作研究小组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博士，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同事，也是我多年的合作者。他负责的一个研究小组主要研究在线合作的种类和模式，还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小组并贡献了很多优秀成果，他们是：YaelGranot、AnnaKim、TimHwang、RoxannaMyhrum、AyeletOz和DharmishtaRood。在工业合作的研究方面，卡罗莱娜·罗西尼（CarolinaRossini）的表现非常出色，他组建了一个研究人员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报告。对于这些协作研究工作，以及正在进行的还没有整合到本书中的众多协作研究工作，我要特别感谢劳拉·米亚科娃（LauraMiyakawa），她是万里挑一的项目经理，确保我的研究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分析和综合众多领域的大量素材，我因为有机会出席各地的各种研讨会而受益匪浅，从同事的深刻见解中也获益良多。在整个研究工作中，萨姆·鲍尔斯（SamBowles）一直给予我极大的鼓励。2004年，他邀请我去圣塔菲研究所（SantaFeInstitute）参加关于行为和制度共同进化的多学科研讨会。他鼓励我从多个学科进行研究，这部涉及多学科的书稿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萨姆·鲍尔斯的启发。我第一次发表关于人类合作体系总体框架的公开报告，是在2008年1月夏威夷系统科学国际会议上（Hawaii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SystemSciences）。邀请我参会的是约翰·希利·布朗（JohnSeelyBrown）——不论我什么时候见到他，他的眼里都透着想要颠覆一切的光芒。他就是一个圣人。许多年来，他的智慧和洞见对我产生了无以估量的影响。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一个由邓肯·瓦茨（DuncanWatts）和迈克尔·卡恩斯（MichealKearns）组织的“大众生产和体系设计”工作小组，这个小组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在2008年参加托宾项目（TobinProject）会议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以将合作应用到法律体系的设计上，我非常感谢戴维·莫斯（DavidMoss）邀请我参加那个项目研讨会。

2009年，我有幸跟戴维·帕克斯（DavidParkes）一起组建了拉德克利夫研究院（RadcliffeInstitute）“合作与人类体系设计”探索研讨小组，尝试着把研究非计算系统的人、研究计算机理设计的人和研究合作的人组织到一起。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MahzarinBanaji、IrisBohnet、AmyBruckman、YilingChen、JoeKonstan、PeteRicherson、CharlesSabel、LuisvonAhn，还有我前面提到的几个学生和同事。这个小组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前不久在苏黎世进行的一次谈话，让我有机会从布鲁诺·弗雷（BrunoFrey）和斯蒂芬·贝克托尔德（StephanBechtold）那里获得极有价值的见解。最近的一次谈话也是在圣塔菲研究所进行的，我也从中获得满意的收获。我在圣塔菲研究所的公开演讲试图把两方面都做好：既要让这些对所讲内容有兴趣的、富有思想的、其他专业的听众能听明白，又不在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出错太多。听众一直坚持到演讲结束，而且没有打瞌睡，这是个好兆头。科学家们似乎也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这也是个好兆头。在这次谈话后，我幸运地与戴维·克拉考尔（DavidKrakauer）和默里·盖尔曼（MurrayGell-Mann）进行了交流。戴维·克拉考尔帮助我对进化生物学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完善，默里·盖尔曼帮我确认了演讲没有什么离谱的地方。以后又会怎样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