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用30年从业经验打底，以创办三家金融类博物馆为契机，首度书写高品质通俗财经书。
★长江商学院受欢迎的金融史课程精华：作者以本书内容为长江商学院的企业家们上课，效果火爆，引发热烈讨论。
★周其仁、任志强阅后诚意作序推荐，茅于轼、雷颐、马勇等经济界、历史界意见领袖，撰文热情推荐。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是一本由一系列金融故事串联成的金融史，随便翻到哪一章都可以阅读，精品的金融故事值得反复品位。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是一本要为历史翻案的书，每一个故事都是观念的冲击，堪称中国金融观念普及的第一本书，心理脆弱者不宜购买。

海报：

一部以皇权为中心的垄断史中，只会以从上向下的角度记录统治的权术，向人民展示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服务而经过加工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后，人们无法看到权力之外的影响因素，一旦将那些真正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展现在人们面前，书本中的历史立即变得苍白无力。而被极力渲染为无恶不作、流着鲜血的资本，恰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作者在筹建金融博物馆的过程中，系统地研究和梳理了金融史，结合自身30多年金融从业经验，从浩瀚的史料中发掘出一系列小的金融创新如何在历史的纵深中产生令人惊叹的蝴蝶效应，悄然改变历史的进程。例如，宋代交子预兆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结构；张居正的变法导致了300年后的鸦片战争；一张债券引发了辛亥革命等。凯恩斯讲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所包含一系列的金融故事，足以挑战你的固有认识。

王巍，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中欧和长江等商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并购公会会长，曾获得2012年美国并购论坛终身并购成就奖。
自1982年以来曾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美国化学银行、世界银行、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担任重要职务；直接策划、组织了中国大陆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承销及并购业务。被称为“中国并购之父”。
2010年，在天津创建中国金融博物馆，后续在苏州、北京等地创建金融为主题的博物馆。吴晓灵、夏斌、陈志武、许小年、张维迎……中国经济圈中叫得上名字的人几乎都加入了顾问团队。
2011年，与好友任志强组织起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邀请了易纲、柳传志、马云、周其仁等一批政商学界大佬做演讲交流，嘉宾自费，观众免费，刚开始的半年就有了3万人旁听，是京城受欢迎的读书会。
因为作者在金融知识普及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被媒体称为“中国金融扫盲教头”。

推荐序 为什么金融观念很重要 周其仁
推荐序 对沉睡的社会进行一场启蒙的“革命” 任志强
自序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闲书

第一章 地中海三个帝国攻城略地的金融动力
历史常常留下伟大的人物和战争传奇，加入神话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密码，但刻意洗清背后操控和支撑的一个重要因素——金钱。

第二章 恶性通货膨胀毁了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政府
货币的价值依赖政府的权力和信誉，一旦政府违背货币规律，急功近利，那么恶性通胀爆发之日，就预兆了政府的垮台。

第三章 宋代交子与欧洲纸币的来龙去脉
政府的强势决定了货币的强势，强势货币成为政府调动社会资源、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纸币率先在中国出现，暗合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也预兆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结构。

第四章 十字军东征的金钱魅力与文明迁徙
十字军所到之处，是残忍的杀戮和野蛮的抢劫，而商业的文明却在潜移默化中彼此融合。而东征的最终失败，促使欧洲人寻找奔向东方的其他道路，大航海时代就要到来了。

第五章 维京海盗消亡的货币迷踪
一个古老的“储钱罐”，揭开了一段隐秘的金融史。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残暴民族，却对货币和金融体系有着深刻的理解。

第六章 美第奇家族哺育了文艺复兴
无数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形容为阴险和粗俗的金融家，以其巨大的财富能力塑造了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第七章 张居正的银本位和牛顿的金本位
政治家张居正的改革，无意中在中国确立了银本位制。几乎同时期的科学家牛顿，将错就错在英国确立了金本位制。300年后，采用不同本位制的国家相遇，货币本位制的冲突成为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第八章 犹太人与金融阴谋论
在人们无知与偏见的猜度之下，在神秘与辉煌的背后，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隐隐发颤的背影。

第九章 英国光荣革命与税
商业因素让英国的光荣革命少了许多“革命”的元素，成了商人和国王的和平谈判。反观法国、俄国乃至中国式的革命，往往血流成河，代价惨痛。何为现代和文明？令人深思。

第十章 高利贷与现代金融的起源
在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挤压之下，高利贷者顽强地发展出现代金融，为工业革命提供润滑剂。如今高利贷已经远去，道德的诅咒依然如影随形。

第十一章 所谓三大金融泡沫事件的真相
三大金融泡沫事件，并非人云亦云的少数骗子做局、大众跟风的泡沫事件，而是政府操纵的利用垄断和权力对民众进行的赤裸裸的掠夺。

第十二章 奴隶贸易与金钱
罪恶的奴隶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基础。

第十三章 中英鸦片贸易冲突是源于鸦片或白银吗
我们可以仅仅用善良和道德来评价历史吗？我们是否还在用阴谋论或者民族主义立场来回避讨论？

第十四章 中国本土钱庄与票号的衰败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与现代银行擦肩而过？

第十五章 外资银行对近代中国金融的激励
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但是中国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与那数千家外资洋行和数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

第十六章 墨西哥鹰洋与货币的全球化
大量流通的鹰洋，冲垮了中国金融业原有的钱庄和票号结构，迫使中国政府迅速推进统一货币的进程。自此，中国废两改元，“银两”在历史上逐渐消失，“圆”时代到来了。

第十七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金融跛脚
因为洋务运动的成效，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大大超过日本，中国甚至被英国媒体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然而，一个小的金融技巧足以倾覆整个制度。

第十八章 铁路与金融启动现代中国的产业革命
内忧外患，政局动荡，贷款合同无法履约，政府信用几乎破产，铁路融资不得不中断，产业革命之梦随之搁浅。如今，中国铁路建设、市场融资能力依然欠缺，发人深思。

第十九章 百年前的中国橡胶泡沫
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动摇了清政府的根本。此时，清政府距离最终覆灭，已经无多时日。

第二十章 中日甲午战争就输在融资上
甲午一战，清政府偿付战争赔款共计3.4亿两白银，等于日本工业资本总额的5倍多。战争融资的高收益刺激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毁灭了自己。

第二十一章 一张债券诱发了辛亥革命
一张发行于1911年10月25日的铁路债券，无声地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

第二十二章 曹锟贿选与金钱政治
世界上一些国家政治献金、贿选等丑闻层出不穷，金钱与权力的合流难以避免。回顾历史，我们是否应有更宽容的视野？

第二十三章 民国金融的大突破：废两改元与法币的建立
中国真正的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曾经“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

附：我为什么要办金融博物馆
部分参考书目

约在2600年前，金属货币最早起源于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国。纸币则起源于中国的成都，约在1000年前。在金融史的意义上，纸币的创造是一个重要标志，它表明了货币化程度、交易手段的复杂性、纸张的发达和管理的细致，而且表明了政府信用能力和社会繁荣的状态。欧美国家都是在工业革命发生时的17世纪末才使用纸币，中国纸币的早期应用和消亡便成为迷津一段。
前文我们提到过，宋朝于960年建立，965年吞并了蜀国，并试图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并要求当地用铜钱支付税款。但四川铜矿不足，铁钱被废、铜钱昂贵，流通货币奇缺导致市面冷落、经济萎缩，民间便出现了许多便利商人经营的“交子铺户”。商人把周转钱币存入，用时支付保管费用提出，这些存款凭证即“交子”，泛指用于交易的票据。交子和交子铺户均是民间商人操办，依赖商号和铺户的信用立足，交子作为票据可以在市场上抵押、转让，独立于铜钱流通。它的出现，便利了大额交易，也节省了铜钱的使用，尽管有少量的伪造和欺诈出现，但交子的流通还是受到了民间欢迎。
交子在发行和流通上的成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005年，面对战后金属的匮乏和经济的萎靡，时任益州（今成都）知府的张咏选择了16家商号，把他们的票据收齐，由政府统一印制，并且在上面盖上公章，统一发行交子，这一举动代表了政府信用。用政府信用支持商业信誉，使得交子获得了巨大成功，商业票据得以脱离发行商家的信誉和偿付能力，作为通用支付手段，并且超出商家市场范围，在政府管辖领地作为法定支付工具流通。
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两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1256340贯，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1023年，政府建立了交子专门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次年，开始在全国统一发行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9％。至此，世界上第一种纸币正式被确认。
中间有一个插曲，在史书记载中，中国早在唐朝时期就有被称为“唐飞钱”的商业票据作为货币流转，比交子早了300多年，但它只是货栈之间的买卖凭证，并不能付现使用。例如一个商家亏欠对方的货款，被欠者又是其他人的欠债者，处于中间位置的人就可以使用上家的欠条来付给下家，这样一层层往下，到最后一家，凭借欠票兑现。尽管它在实际上也属于一种货币，但只在商家和产业链中流通，并没有被更广泛的市场所接受，既不面向普通消费者，也没有政府的支持，缺乏强制力，因此，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它又不是货币，只能称为发达的商业票据。所以交子在得到政府背书①后纳入发行，才成为了纸币真正的里程碑。
交子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但是北宋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发行量，在政府需要巨额财政开支时，便利用手中权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例如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益州交子务在没有准备金的情况下，在陕西发行交子60万贯，用来支付粮草费。交子的泛滥和政府信用的丧失导致了通货膨胀。这也是北宋积贫积弱和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1069年，在北宋社会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丞相王安石曾以富国强兵为由推行了一次改革，试图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纸币当时同样成为重要的手段。王安石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在过度发行导致交子大幅贬值到不足面值10％后，再通过国家管理机构发行新的纸币“钱引”，与以盐、茶等商品为依托的盐钞和以军需品为依托的各种代金券等多种纸币同时流通，这种做法一时形成中国纸币发行的最高潮。
王安石是一个强势丞相，他上台后进行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全国范围发行统一纸币以取代各种官方和私人的地方纸币。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首先，官员薪水和军人军饷都使用官方纸币发放；其次，土地补偿纠纷也使用官方纸币；最后，官方纸币在全国范围推广，政权范围所及的地方都在推行中央纸币。混乱的发行体系和在外敌人侵下分崩离析的宋朝管理格局，不仅使王安石变法失败，而且也使政府信用崩溃，导致民间出现“钱荒”，老百姓大量囤积铜钱。本来试图通过变法扭转社会经济颓势的王安石，却进一步加速了纸币贬值和经济萎缩。
交子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北宋和南宋都曾在商业发展和政治混乱中产生了各种商业票据的货币化现象。例如在杭州出现了“会子”，也是商人交易中取钱的凭证，多在售货、赊账或典当等交易中形成，在民间流通，也取代了铜钱的功能。朝廷曾严令禁止这些地方纸币，但无法生效。1160年，杭州知府钱端礼沿用交子的经验，干脆将会子收为宫营，设立了会子库，将会子作为官方纸币发行并管理，在江南一带流通一时。
宋朝衰败之后，相继统治中国的金朝和元朝更是以掠夺资源和财富为导向，变本加厉地发行“交钞”、“中统元宝交钞”等纸币，并且面值不断加大，含银价值不断降低。尽管进行了金银本位和记账银本位等各种稳定币制的尝试，但是，在内乱、外战和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整体经济趋于崩溃，金银货币藏入民间，市场竟然在元末时期倒退到物物交换的原始地步。
其实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意识到了货币规律，最终的失败是由于急功近利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造成的，而中国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在金朝和元朝。金、元是游牧民族，而非农耕民族，他们习惯的是掠夺性的边塞经济，进入中原后，发现拿纸片就可以换东西，完全没有成本，却并不明白纸片背后的奥秘。有史料记载，元朝皇帝在通货膨胀时用纸币发放军饷，导致军人哗变，冲入京师抢劫，皇帝因此逃亡失踪。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立即明确恢复铜钱本位制度，但苦于一时不能有充足的铜矿和钱币供应，不得不发行“大明宝钞”，但严格限制在财政收支使用上，不能与铜钱和其他贵金属兑换。不过，经过300年无节制的纸币发行和政府竭泽而渔的历史，中国民间对于纸币已经毫无信心，纸币不仅没能进入民间市场，最初在政府与军队中也受到了排斥。结果，惨淡维持了200多年后，“大明宝钞”在1522年被皇帝下令废止，正式停用。
……

自序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闲书
2011—2012年间，我应《创业家》杂志和《财经》杂志之约开了专栏，讨论金融观念和金融史事件，陆续写了二十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不断被各种网络媒体转发，引起了业界的注意。我也有机会应邀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开了几次课，有很多企业家朋友选修，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此次得到出版社青睐，结集出版，很是忐忑。我本商人，非金融学出身，更与历史学无缘，只是参与创建了几个与金融相关的博物馆，因此拔帜登场，自然会令庙堂高人贻笑，至少也会落个跨界忽悠、投机取巧之名。好在我一向行走江湖，内心执着，低级错误犯得太多了，再多犯一个也不会受伤害的，何况因此也会得到高人指教。孜孜向学，何其乐也。
需要坦率报告读者的是，创建并管理金融博物馆并非我的初衷，不过是侧面推动而已。不期在筹备金融博物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们几乎已经没有像样的金融史家了。出现这种状况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文化里“士农工商”排序中，商一直地位最低，商业史本就很少被整理，金融史料更是缺乏，民国以来就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积累；第二，共和国以来的金融学者基本上以意识形态统领学术研究，缺乏客观立场。加上中国金融业态始终置于财政管理之下，时而取消，时而恢复，没有连续历史周期，也难有真正的金融史专家产生；第三，近30 年来，人们更重视市场开拓和财富积累，金融史专业没有市场前景，大多数院校已经取消这个专业，教授们也改弦更张。所以，当下的金融史观是一个空白区域，偶有专著也多是所谓的阴谋论和文学戏说。
再需要坦诚报告读者的是：本书不是金融史，缺乏严谨的文字和资料考证；更不是金融思想史，因为没有太多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当然，也绝不是故事和戏说，笔者长达30年的金融历练和学习过程还是可以保证有个知识底线的。我愿意称之为“金融观念史”，缘于我们有太多的金融观念似是而非。而建立在这些糊涂观念基础上的思维模块混沌不清，但常常潜意识地支配着我们的金融思想。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启蒙，金融观念的厘清是唯一的起点。这本书就是为年轻人，也包括企业家和金融家们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的。
为什么要面对年轻人讲述金融历史和观念呢？年轻人是拥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怀着极大的梦想、勇于开拓创新的一群人。他们从无到有，面向的是未来，向未来发掘并创造财富。在这些成功的年轻人背后，金融的观念和资本的支持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意大利著名科学家伽利略在研究力学和物理学的实验过程中，得到了佛罗伦萨银行家美第奇家族的资助；瓦特在发明蒸汽机的过程中几度资金缺乏，幸而得到工厂主博尔顿的投资；J.P.摩根相中爱迪生这个从小被嘲笑为“弱智”的天才少年，联合一批投资者共同资助了他的发明，人类这才开始了电灯的使用；再看看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博格，微软和Facebook成功的背后也同样是金融的创新、资本运作的力量。
创新源泉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面向历史的发掘。每一次回顾历史都可能是一次观念的清理和创新。研究和发掘新的史料，也是一次价值观的梳理。克罗齐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新发现历史，建立当下社会观念与历史价值的承继关系，这是奠定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要在前人的肩膀上瞭望未来，不是简单地忽略或者漠视历史积累，不断复制曾经的创新过程。当今社会，创业者的主体是80后一代，他们代表着未来。而我们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改变固有的旧体制，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尽管我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留下了一抹足迹，但毕竟已是伤痕累累。如何消除自身残留的旧体制痕迹，给新一代人创造更好的未来环境，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
在高度监管的体制下，金融作为一种拥有特殊地位的行业被不断神秘化，离大众生活越来越远，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金融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帮助资金融通，让项目能找到钱，让钱能投到合适的项目中，让百姓生活更加便利，让企业家能够自主创业。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金融这个看似简单的工具被赋予了太多特殊的含义，严密的金融监管体制使得很多自由有效的金融渠道被封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金融行业变得更加故步自封。好的金融制度要保证渠道畅通和融资成本的合理。Access（渠道）和Cost（成本）便是金融改革的核心。
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开馆铭义中我曾提到，金融是一种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价值的取舍，更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朗朗大道。只有稳定而有效率的金融制度才能平衡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在这种平稳的金融环境下，才能更有精力放眼未来，借助未来的资源提升今天的生活品质，培育具有安全感的生活态度。
建立正确的金融观念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今社会中充斥了金融阴谋论。鼓吹阴谋论的人实际上是对风险的不理解，他们恐惧变化、抵御变化。他们更习惯用一种妖魔化的方式描绘金融市场前景，煽动大众情绪，阻碍理性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进程。比如2007年次贷危机，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华尔街垮了，金融市场就此崩溃。但是如果了解了金融的历史，就会在冷静地思考后知道这并不是崩溃，而仅仅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小挫折，新的金融创新的机会正在孕育和发生。就像20世纪20年代早期航空运输行业中坠机事故频繁发生一样，如果人类因此只看到这种交通工具的风险性，而没有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它，又何来今日安全便捷的航空产业？所以创业者要在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认知。
我希望能和读者们共同回顾一系列与金融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再现金融历史场景，体验金融观念，把握历史进程中人们意识形态的进化节律。例如，辛亥革命背后的金融导火索、中日甲午战争的金融对决、王莽改币导致的王朝崩溃、科学家牛顿的皇家造币主管生涯，等等。凯恩斯讲过，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当然，观念的调整也会不时地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随着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出现，我们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我要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另外，我也希望能和读者朋友们有一个彼此的互动，如果你对任何金融历史事件感兴趣，都可以发邮件与我联系，一起加入讨论并发掘更独特的视角。书中的许多内容都取材于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苏州、北京三个场馆的展品。我特别感谢《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李超和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秘书长渔童两位同学的推动、资料协助和文字整理。李超的工作大大提升了这本书的内容质量。
最后还要特别声明的是，尽管本书并非学术之作，但依据史料的态度却是严谨自律的。在广泛利用互联网的便利和中、英、日三种语言阅读的能力之上，笔者尽可能地参考了重要的相关金融史资料。但是史料浩如烟海，盘根错节，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笔者还是整理了一个大体参考书目（见本书最后），避免各位见木不见林。此书目也同时挂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网站上，期待大家一起补充。特别感谢周其仁教授，这是出于他的建议。
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自2011年7月启动以来，举办了近30场活动。有15000人到场，50多位在思想界、商界、艺术界和政界享有盛誉的导师贡献了自己的心得。我的想法受益于他们，因此本书的全部稿费将捐赠给书院，这也是步了书院理事长任志强的后尘。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 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