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怀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开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我的童年生活笼罩着一层金色的面纱，在要撩开它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写一部自传是一件有难度的事。当我尝试着梳理最早的印象时，我发现在过去漫漫的岁月中，事实和想象往往相互交织，难以分辨。成年女性通过她们的幻想勾勒出童年的经历。我对童年时期的印象，有一些还栩栩如生，但其余的大都笼罩在“牢狱”一般的阴影中；而且，童年时代的快乐与悲伤已经被岁月冲淡。我早期教育中许多重要的事件也被重大发现的激动和喜悦湮没。因此，为避免单调乏味，我在叙述时只选择那些最有趣、最有意义的片段。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位于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名为塔斯坎比亚的小镇。
我父亲祖上是土生土长的瑞士人卡斯帕·凯勒，后来移民来到马里兰州。在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个人曾是苏黎世第一位教授聋人的教师，他还写了一部关于聋人教育的书——这和我的情况出奇地巧合；尽管人们相信“乞丐可能有当皇帝的祖先，皇帝的祖先里也可能有乞丐”。
我的祖父是卡斯帕·凯勒的儿子。他在亚拉巴马州“搞到”一大片土地，并最后在那里定居。我听说，他每年都会骑马从塔斯坎比亚到费城，去购买种植园所需的物资。我姑妈至今还保存着他写给家人的许多信函，其中，有他对那些旅行生动形象的描述。
我的祖母凯勒是拉斐特1的一位助手——亚历山大·摩尔的女儿，弗吉尼亚早期一位殖民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的孙女，她还是罗伯特·E。李2排行第二的表妹。
我的父亲亚瑟·H。凯勒是南方联军的一名上尉。母亲凯特·亚当斯比他小很多岁，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苏珊娜·E。古德休为妻，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生活了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后来搬到阿肯色州的赫勒纳。内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南方军队，后来官至准将军衔。他娶了露西·海伦·埃弗雷特为妻；露西与爱德华·埃弗雷特3和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4博士同出于一个家族。战后，这家人迁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那场疾病夺去我的视觉和听觉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栋只有一大一小两个正方形房间的小房子里；小的那间住着仆人。在南方，人们习惯在宅地附近盖一所附属的小房子，以备不时之需。父亲在内战后也修建了这样一所小房子；和母亲结婚后，他们就搬进那里去住了。小屋的顶上爬满了常春藤、蔷薇以及金银花，从花园望去像一个凉亭。小小的门廊被满眼的黄玫瑰和南方金刚藤遮蔽；蜂鸟和蜜蜂是这里的常客。
凯勒家族居住的老宅距离我们的蔷薇小屋只有几步之遥。因为房子和周围的树木、篱笆都被美丽的英格兰常春藤缠绕覆盖着，所以人们叫它“常春藤园”。这个老式风格的花园是我儿时的天堂。
在我的老师到来以前，我常常循着气味，沿着方正坚挺的黄杨树篱笆摸索着前进，找到最初盛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在我发脾气之后，我也会去那里，把热乎乎的脸庞埋到凉飕飕的树叶或草丛中，舒缓心情。包围在花团之中，愉快地在花园中漫步，一直走到一根美丽的常春藤前——从叶片和花朵就能认出，它就是爬满花园尽头那个倒塌了的凉亭的那一条。这是多么有趣啊！这里还有藤蔓四处攀缘的铁线莲，枝叶悬垂的茉莉，珍稀无比、芬芳馥郁的蝴蝶百合——因为它们娇嫩的花瓣看上去像蝴蝶的翅膀；但是，最美丽的要数蔷薇。在北方的温室里，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我南方的家里这样令人心满意足的蔷薇。它们就像长长的花彩1沿着门廊垂落下来，在空气中散发着纯净的芬芳。清晨，朝露浸润之后，它们摸上去是那样的柔软、纯洁，我不禁想，上帝花园里的常春花也不过如此吧。
我生命的开始和其他小生命一样，非常简单。从出生到睁开眼睛再到成为家庭的中心，我和大多数家庭的第一个孩子没什么两样。所有的人都强调，给家里的第一个孩子起名一定要重视。父亲建议用米尔德里德·坎贝尔——一位他非常敬重的先辈的名字，并拒绝进一步商榷。最后，母亲说希望用她母亲婚前的名字——海伦·埃弗雷特，问题才得到解决。但是，在抱我去教堂的途中，兴奋的父亲居然把名字忘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最后的决定他没有参与。当牧师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只知道决定随外祖母的名字，于是就说成了海伦·亚当斯。
据说，我在会走路之前就已经表露出好奇心十足而且很有主见的气质。别人做任何事，我都坚持模仿。6个月时，我就会尖声说出“你好”；有一天，我还清晰地说出了“茶，茶，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即便在生病后，我还记得婴儿时期学到的字中的一个——“水”。在我丧失说话的能力后，我还继续用“哗……哗……”的声音来替代这个字，直到我学会拼写这个字以后才停止使用。
人们告诉我，我是一周岁时开始走路的。那天，母亲给我洗完澡，把我从浴缸里抱出来放在她怀里。这时，我突然被光滑的地板上树叶跳动的影子吸引住了。我从她怀里溜出来，几乎跑了过去。冲动过后，我摔倒在地上，哭着要母亲抱我起来。
这样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一个回响着知更鸟和嘲鸫音乐般叫声的短暂的春天，一个水果丰盛蔷薇茂盛的夏天，一个金灿灿的秋天，这一切匆匆掠过，在一个心中充满渴望的快乐的孩子面前留下了它们的礼物。然而好景不长，在那阴郁的二月，厄运向我降临，一场疾病夺走了我的视觉和听力，使我一夜之间回到了新生儿那种无意识的状态。他们说是急性胃部和脑部充血。医生都认为我没救了。但是一天早晨，我退烧了——和它来时一样突然、奇怪。那天早晨，一家人都欣喜万分，但是没有人知道——连医生也不例外——我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我对那场疾病还依稀有一些记忆。我尤其记得，当我焦躁痛苦辗转反侧时母亲抚慰我时的那份慈祥与温柔；记得当我从朦胧中醒来，将干涩燥热的眼睛转向墙面，避开我曾经喜爱的——现在却一天天变得暗淡的光线时，我内心的痛苦与困惑。但是，除了这些稍纵即逝的记忆外——如果算得上记忆的话——别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显得不真实。逐渐，我习惯了被死寂和黑暗笼罩的生活，忘记了它曾经的不同，直到她——我的老师——来到我的身边，为我解开灵魂的枷锁。但是，在我生命最初的19个月里，我瞥见了广袤的绿色田野、明亮的天空、树木以及花朵，后来的黑暗不会将它们全部抹掉。如果我们曾经看到过，“那一天还有那一天所呈现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第二章
我记不清楚生病最初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我只知道自己坐在母亲的怀里，或当她做家务时抓住她的裙摆，贴在她身后。我用手触摸每一件物品，察觉所有的动静。就这样，我学会了很多事情。不久，为了满足和别人交流的需要，我开始使用简单的动作示意。摇头表示“不”，点头表示“是”，拉一拉表示“来”，推一推则表示“走”。如何表示我想要的是面包呢？我会做切面包片和在上面抹黄油的动作。如果想要母亲在晚餐时做冰激凌，我会模仿操作制冰机的动作，然后打个寒战表示“冰凉”。母亲也费了不少心思，她成功地让我学会了理解许多事情。当她想让我帮她拿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总能知道，然后跑上楼或她暗示的其他任何地方。的确，在漫长的黑暗的岁月中，我拥有的一切光明和美好的东西都是她饱含爱意的智慧给予的。
我对发生在身边的许多事都一清二楚。我在5岁时，就学会了叠放从洗衣房取回来的衣服，还能分辨出哪些是自己的。我从母亲和姑妈的穿着打扮就知道她们什么时候要出门，并央求她们带上我。每次家里来客人时我都会出来和他们打招呼，客人离开时我会向他们挥手道别——我还依稀记得挥手的含义。一天，几位绅士来拜访母亲，我感觉到大门开关以及其他的声音，知道客人到了。我突发奇想，在别人没来得反应之前就冲上楼，找到一件想象中会客时穿的衣服；站在镜子前面，学我曾见到的其他人那样，抹发油，涂化妆粉；然后在头上别一张面纱，带着褶皱垂到肩部，遮住我的脸；接着找来一个巨大的裙撑捆在我细小的腰上，在屁股后面不停摇摆，差点露到裙摆外面。一番打扮之后，我才下楼开始款待客人。
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是我确定是在我的老师到来以前。我发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通过用嘴巴说话进行交流，而不像我那样用动作示意。有时候，我站在谈话的两个人中间，触摸他们的嘴唇，可是我弄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这令我十分苦恼。我一边活动嘴唇，一边发疯似的做手势，但是丝毫没有效果。我时常为之气愤不已，又踢又闹，直到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
我淘气的时候，自己是知道的，因为踢我的保姆艾拉时我知道她会痛；在发完脾气后又会感到后悔。但是，每当我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这种悔意总是被淘气战败，“老毛病”一次次复发。
在那段时间，我有两个朝夕相处的伙伴：一个是黑人小女孩玛莎·华盛顿，她是一个厨师的小孩；另一个是老猎犬贝尔，她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猎手。玛莎懂得我的一举一动，和她交流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她对我的意图总能心领神会。我在她面前经常表现得盛气凌人，为避免遭受拳脚相加的危险，她对我的专横跋扈总是百依百顺，这种感觉爽极了。我身体强壮，性格活跃，做起事来目的明确，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即使拼死一搏也在所不惜。我们整天待在厨房里，揉面团、制冰激凌、磨咖啡；争面包碗，给跑到厨房台阶周围的成群的母鸡和火鸡喂食。其中有一些非常温顺，它们甚至到我手上啄食，还让我抚摸。一天，一只大雄火鸡从我手中抢走了一个西红柿。或许是受到火鸡“大师”成功经验的启发，我们从厨房里偷了一个刚上好糖霜的蛋糕，躲到一堆柴火上吃了个精光。后来，我大病一场，心里不禁想，那只火鸡是不是遭到了类似的报应。
珍珠鸡喜欢把它的窝藏在偏僻的地方，我喜欢在深草丛中寻找珍珠鸡蛋。当我想去找蛋，却又没法告诉玛莎时，我就双手合成圆形放到地上，表示草丛中圆形的东西，玛莎立刻就明白了。有时，我们会非常幸运地找到一个鸡窝，但是我从不允许她把蛋带回家；我用断然的手势让她明白，那样做很可能摔个跟头蛋就碎了。
谷仓、马厩还有早晚挤牛奶的小院子，那些地方却留下了我和玛莎数不尽的快乐。当工人挤奶时，他们让我把手放在奶牛身上；我出于好奇心四处乱摸，结果常常被牛尾巴抽打。
为圣诞节做各种准备是非常愉快的事。当然，我并不明白大家到底在忙些什么，但是我喜欢四处弥漫着的欢快的气氛，还有为了让玛莎和我安静下来发给我们的零食。虽然我们在那里的确显得有些碍手碍脚，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愉快的心情。他们让我俩磨香料，捡葡萄干，舔搅拌用的勺子上残留的食物。我会学别人那样把袜子挂起来，但是我不记得对这样的仪式有多么感兴趣。我的好奇心也没能驱使我天没亮就起来去寻找礼物。
玛莎·华盛顿和我一样调皮。7月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两个小孩坐在走廊的台阶上：一个皮肤像乌木一样黑，毛茸茸的头发被鞋带扎起来，像红酒开瓶器的钻头一样满脑袋戳着；另一个皮肤白白的，长长的金色的头发带着卷；一个六岁，另一个只有两三岁。小的那个是我——是个盲童，大的那个是玛莎·华盛顿。我们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剪纸娃娃玩，但不久就没有兴趣了。在剪断我们的鞋带和所有够得着的金银花叶子后，我注意到了玛莎头上的“小钻头”。她开始不同意，但很快就屈从了。后来她想，“只来不往非礼也”，于是拿起剪刀剪下了我的一缕卷发。要不是母亲及时干预，我的头发可能会被剪光。
那只上了年纪的狗——贝尔，是我的另一个伙伴。它十分懒惰，喜欢躺在火边睡觉，不愿和我嬉戏。我想方设法教它手语，但它就是不来劲。有时候，它像猎狗发现鸟儿时表现的那样，突然变得警觉起来，激动得浑身颤抖。那时我不知道贝尔为什么那样做，但是我知道它没有遵循我的指示。我为此恼羞成怒，暴打它一顿后便结束课程。贝尔会爬起来，慢吞吞地伸个懒腰，鼻子轻蔑地哼哼两声，然后走到壁炉对面又躺下来。我又劳累又失望，只好丢下它去找玛莎玩。
早年烙在我记忆里的许多事情——孤立但清晰——使我对那些没有声音、没有目的和没有白昼的生活的感受更加强烈。
记得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到了围裙上，于是来到客厅壁炉前，摊开围裙在余火边烘烤。我嫌围裙干得不够快，便靠得更近些，径直把它摊到滚烫的炉灰上。围裙一下子就着了火，火苗将我团团包围，衣服也燃了起来。我大声呼叫，年迈的保姆瓦伊妮闻声赶来，扔来一张毯子把我盖住——差点把我闷死，不过很奏效——把火扑灭了。除了手和头发，我并无大碍。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功用。一天早晨，我把母亲锁在了食物储藏室里；由于仆人住的地方和这栋房子里没连在一起，她被足足关了3小时。她不停地使劲敲门，而我却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感觉敲击产生的震动，开心地笑个不停。我搞的这出最淘气的恶作剧让我父母下定决心，尽快让我接受教育。我的老师沙利文小姐来后，我一开始就找了个机会把她锁在了她的房间里。母亲让我上楼给沙利文小姐送东西。我把东西一交给她就迅速地溜出去，把门使劲一关，上好锁，然后把钥匙藏到门厅墙上的衣柜下面，怎么哄我都不肯说出钥匙在哪里。父亲不得不弄来一把梯子，通过窗户把沙利文小姐接出来。我对此十分得意。几个月过后，我才交出那把钥匙。
第三章
大约在我五岁时，我们从那所顶上爬满藤蔓的小屋搬进了一栋崭新的大房子。家里除了父母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外，后来还添了一个小妹妹——米尔德里德。我对父亲最早的清晰的记忆，是我艰难地穿过一沓沓散落在地上的报纸，走到他的身边，发现他独自一人，面前摊着一张报纸。我对他的行为感到困惑不已。我模仿他的动作，甚至也戴上眼镜，心想或许这样就可以揭开他的秘密，但是，好几年时间我都没能揭开他的秘密。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那些报纸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父亲是其中一份报纸的编辑。
我的父亲非常宽厚仁慈，他很顾家，除了狩猎的季节，很少离开我们。我听说，他狩猎的技艺高超，枪法出神入化。除了家人之外，他最喜欢的是他的狗和枪。他非常好客，甚至有些过头了，几乎每次外出回来都会带上客人。他最引以为豪的是那个大花园，据说他种的西瓜和草莓远近闻名。他把最早成熟的葡萄和最漂亮的浆果给我吃。我还记得他带着我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株葡萄走到另一株葡萄时对我的爱抚；还记得他对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东西所表现出的发自肺腑的喜爱。
他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我学会了语言以后，他经常在我的手心拼写他知道的趣闻轶事。每当我在恰当的时候把它们复述出来时，他都兴奋不已。
1896年，正当我在北方享受夏季最后几天惬意的时光时，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得病的时间不长，在一段很短的极度病痛之后就去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悲伤——这也是我第一次关于死亡的经历。
我该如何描写我的母亲呢？我们是那么的亲密无间，真不知道怎样描述才适宜。
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的小妹妹侵犯了我的生活。一想到我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心头肉，我的内心就充满了嫉妒。她随时都坐在母亲的怀里——过去属于我的地方——占据了母亲所有的时间和关爱。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的感受雪上加霜。
我在那时有一个洋娃娃——我极度宠爱她，但是又经常虐待她——后来我管她叫南希。哎，可怜无助的南希，不论我高兴时还是生气时，她都是我情感宣泄的对象，已经被我弄得破旧不堪了。我有过很多洋娃娃，她们会说话，会哭闹，甚至会眨眼；不过，南希才是我的最爱。她有一个摇篮，我经常把她放在里面，花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去摇她。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洋娃娃和她的摇篮，容不得任何人动一下。有一次，我发现小妹妹安安静静地躺在摇篮里睡觉。想到一个和我之间还没建立起友情的人居然敢这样做，我很生气，于是冲过去把摇篮掀翻了，要不是母亲及时把她接住，小妹妹肯定会被摔死。我们的世界被我的视觉和听觉障碍两座大山隔绝，我感受不到由充满爱意的语言、行为和陪伴而产生的温情。后来，我跨越了这些障碍，米尔德里德和我走进了彼此的心灵。我们手牵着手随心所欲地四处漫步，尽管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到她咿咿呀呀的声音，但是，我们的心里都无比满足。
第四章
在那期间，我自我表达的欲望与日俱增，原来使用的那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应付不过来了，当别人理解不了自己的意思时，我常常会大发脾气。我感到一双无形的手将自己紧紧束缚，我要拼命地挣开。与生俱来的强烈的反抗意识驱使我努力挣扎——尽管无济于事，通常在折腾得精疲力竭后号啕大哭一场了事。要是母亲碰巧在旁边，我会扑到她怀里抽泣，伤心到连哭的原因都忘了。一段时间过后，我对交流手段的需求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大发脾气。
我的父母伤心欲绝，不知所措。我们家离任何一所盲人或聋人学校都很远，通常也没有人愿意到塔斯坎比亚这样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既看不见又听不见的小孩。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戚甚至怀疑即使有人愿意教，我也什么都学不会。狄更斯的《美国札记》给母亲点燃了一线希望。她读过书中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故事，隐约地记得，虽然劳拉又聋又盲，但是她成功地接受了教育。不过，她同时也记得，发现教授聋盲人方法的豪博士多年前就去世了，这令她感到十分痛苦和无助。他的方法或许已经随他归于尘土；即使还在，又如何能使在阿拉巴马州一个偏僻小镇上的小女孩从中受益呢？
大约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曾经成功地医好了几个几乎没有希望的病人。我父母立刻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试试运气。
那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火车上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女士给了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钻上孔；这样，我就可以用线把它们串起来。它们让我高兴和满足了很长时间。列车员非常和蔼，每当他检票的时候，我就牵着他的大衣后摆跟在他身后。他还让我玩他检票用的打孔机——很有意思的玩具。我蜷在座椅的角落里，兴致盎然地用打孔机在纸板上打出有趣的小孔，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
姑妈用毛巾给我折了一个大洋娃娃。这个临时凑合的玩意儿一点都不成型，非常滑稽：鼻子、嘴巴、耳朵和眼睛一样都没有，即使想象力丰富的小孩也认不出它的脸。奇怪的是，缺少眼睛引起的我的注意超过了其他所有缺陷的总和。我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指出我的发现，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有能耐给娃娃添上一双眼睛。突然，我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主意。我从座位上翻下来，趴到地上，在座位下面摸索，直到找到姑妈的披肩——上面装饰有许多大玻璃珠子。我从上面扯下两个，要她缝在娃娃脸上。她试探着把我的手放到她的眼睛上——她领会到了我的意思——我一个劲地点头。珠子终于缝到了正确的位置，我高兴极了，但是我马上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在整个旅途中，我一次脾气都没发——因为没有时间——我的手和大脑根本忙不过来。
当我们到达巴尔的摩后，奇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不过他说我是可以接受教育的，并建议父亲去华盛顿咨询亚历山大·格兰厄姆·贝尔医生，他或许能够提供一些有关聋盲儿童学校或老师的信息。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动身去华盛顿拜见贝尔医生。父亲一路上心情沉重，但我却沉浸在旅行的快乐之中，对他的痛苦全然不知。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但是和贝尔医生一见面，我就感觉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的人。这是他深受大家喜欢的原因，同样他以伟大的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敬慕。他把我搂在怀里。他胸前的怀表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开始研究起来，于是他把表拨到震动让我感受。我发现他懂得我的手势，立刻就喜欢上他了。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次会面将为我叩开那扇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知识和爱的大门。
贝尔医生建议父亲给波士顿珀金斯学院的院长阿纳戈诺斯写封信，问他那里是否有适合教我的老师——豪博士曾在那里为盲人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父亲立刻照做。几周过后，阿纳戈诺斯先生回信了，他叫我们不要着急，老师已经找到了。那是1886年的夏天，但是沙利文小姐直到第二年3月才来。
就这样，走出埃及来到西奈山前，上帝触摸了我的灵魂，给了我光明，让我见到了无数的奇迹。从这座神圣的山上传来一个声音：“知识就是爱、光明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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