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你

一个人，二个栏目，一个时代
30年央视奋斗，30年中国社会变迁，30年百姓故事
央视著名主持敬一丹回顾央视30年奋斗经历，首次袒露心路历程。
坎坷的求学经历
中年再造的央视奋斗
全民关注的新闻热点
央视节目的反思反省
感人肺腑的记者良知
新闻理想职业道德
百姓故事社会热点

今年4月，60岁的敬一丹从央视退休，写下回忆性文字，回顾自己在央视“焦点访谈”“感动中国”“一丹话题”等的历程，这个历程也是见证中国百姓共同关心的重大事件的历程。本书还包括敬一丹在全国各地采访做节目刻骨铭心的经历，生动叙述了遇到各层面百姓、央视共事的工作伙伴等经历，故事真实生动，思考和感受刻骨铭心。
精彩的励志传奇：坎坷的求学经历，中年再造的央视奋斗，全民关注的新闻热点，感人肺腑的记者良知，新闻理想，强烈的职业道德感，对央视节目的深刻反思反省，贯穿全书。
敬一丹精彩的励志传奇：连考三年28岁上研究生，从研究生到教师，从教师到央视主持人，38岁创办一丹话题，40岁到焦点访谈。坎坷的求学经历、央视的奋斗历程精彩纷呈。
在央视30年的经历，见证中国社会重大变迁：舆论监督、反腐、扶贫、国企工人下岗等社会转型热点，全民关注，弱势群体的采访，刻骨铭心。
《我遇到你》首次带作者视频二维码，扫一扫可看到敬一丹采访和主持的影音资料。

敬一丹，1955年生于哈尔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感动中国》节目主持人。曾任黑龙江清河林区广播站播音员、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1986在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8年入职中央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指导。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直播中国》《声音》《新闻调查》等栏目。主持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直播。

一、“迟钝”，也许成全了我
机缘
DNA
迟钝
二、永远一岁的女儿
A型血的慢动作
转型期，人怎么了？
“想上学？还是想要钱？”
人穷得没了表情
户口啊，户口
三、和谁一起，很重要
白岩松的新闻私塾
崔永元蛮拼的
小水已是老水
直播控：何绍伟：
妖精级女编导：鄢蔓
他离开新闻，成为圈内新闻：张洁
接头暗号，你懂的
四、长长短短20年
舆论监督、每天、黄金时段
半世光阴路上忙
“你缺少刚性”
把“舆论监督”从生词变成熟词
朱总理：我看了焦点访谈就想打电话
记者，凭什么拥有一个节日？
保持痛感
寒风中，那个窗口的等待
你任性吗？我，韧性
红烧头尾
为什么没打马赛克？
那时候，这时候
你还看焦点访谈吗？
五、声音，仅仅听到是不够的
放大弱者的声音
传播智者的声音
六、每一个动作都是ing
这一刻，我们等了十年
我是A7
比合作更高的境界是默契
七、送别，难说再见
陈虻，你的眼神
罗京，你的声音
杨台，你的背影
八、通天塔
我们彼此听不懂，甚至不想听
矛和盾，能对话吗？
为了信息公开
你遭遇过记者吗？
咱们能像聊天那样说话吗？
我是“挑毛病专业户”
我们不是敌人
九、每个生命都有权利发光
孩子，你不白瞎！
如果火炬飘过废墟
这只狗狗，让我流泪
我和你，在一起
十、草样年华
从蓝竹子到绿熊猫
爸妈不在家，还算家吗？
飘在城市的边缘
角落里的孤独
让女孩有尊严地活着
孩子抹去了我的眼泪
十一、他改变了很多人，他还在那里
红花草
麻风村有了王老师
十二、我的绿日子
十七岁，走进片片树林
月牙泉，你的病好些了吗
母亲河，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梁从诫：梁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娃儿叫沙沙
十三、每年春天，与好人约会
你的呼吸，这样触动我
白方礼们
早春的种子
什么样的人能感动中国？
《感动中国》并没有创造好人
花开没有声音，却很美
为你写下传奇
当《感动中国》遇到微博
回到茫茫人海

为什么没打马赛克？
我急急忙忙走进演播室，这天节目有点急，编辑在机房编片子，领导马上来审，演播室同时录主持人部分，三管齐下，最后合成。
我一看大屏幕，站住了。巨大的屏幕上，站着一排女孩儿，那是东莞色情场所等待被挑选的女孩。她们的身材、相貌历历在目。我问：
“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其他新闻节目播出时也没打。”
“那咱们《焦点访谈》也得打，这哪行啊？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吗？”
我坚持，所有女孩的镜头都要打马赛克，或者做虚，看不出她们的面目时，才能录。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
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她们还年轻，她们家人看到会怎样呢？
终于，画面调整完毕，大屏幕上看不请面目了，我才开始录。
我没有看机房合成的过程，我以为都会做相应处理了。
节目播出了，让我特别意外和难受的是，在片子里边的镜头里，有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我又追问：
为什么这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
我没有得到回答。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经营者反倒给打了马赛克呢？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但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追寻根源，不能最后落在这些女孩身上。有人可以特别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但是我不能。这不用什么大词，最朴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熟人亲人呢？她们还那么年轻，她们还要面对未来，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新闻伦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有一个年底例行的电视批评发布，叫“掌声与嘘声”，“嘘声”常常是白岩松发布，面对不良的电视现象，他带领着大家“嘘——”会场一片嘘声，其中的提醒、批评，彼此都懂。有一次的“嘘声”针对的就是电视屏幕上那种该打马赛克而不打马赛克的现象。这种违背新闻伦理的现象屡屡出现，所针对的，有时是未成年人，有时是病患，有时是被害人，有时是身份敏感的人，都是需要马赛克保护的人，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什么会轻易突破底线呢？心中有人，尊重人，才会有负责任的细节把握，才会拒绝粗疏热闹。这里有值得媒体思索的地方，小小马赛克包含着职业原则。
顾忌，有时会让我选择放弃。
胡同里那个孤儿，进入我们的节目后，生活境遇有了改善，未来生活有了保障，我们很欣慰，但，接下来，众多媒体频繁关注，孩子的生活慢慢变了模样。这让我担心，会不会让孩子失去自然的生活环境？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性格和成长？于是，我拉开了距离。
西双版纳的傣寨姑娘在泼水节告诉我们，她们怎样把长裙挽到头上，走下河去。她在竹楼上镜头前演示着，我却有些不放心，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她们日常的习惯呢？眼下不是在河边，而在竹楼里，镜头前，可不可以这样呢？她是不是不好意思拒绝呢？我问了姑娘，说可以，我又问了姑娘的妈妈，也说可以，我这才放下心。我这样，显得很“事儿”，可如果不这样，我心里真存事儿了。
“你缺少刚性”
头儿看了我几个节目，摇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缺少刚性。摄像说：大姐心太软。
一个大大的窟窿，在墙上格外刺眼，周围有种不详、不安的气氛，一看就是出事了。这是湖北一个存放种子的粮库。我盯着那个窟窿，心想，人得气愤到什么程度才能砸出这窟窿！沿途农民和我们说的情况，果然很严重。摄像王守城不露声色，在周围观察，把该拍的都拍了，包括那个大窟窿。
《焦点访谈》接到举报，这一带出现了假种子，眼看就误了农时了，农民万般无奈把这坏消息告诉了记者。我们来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但没看到县长书记。出了这么大乱子，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村里去了。我们本能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到村里，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地下有不少水桶大盆，新运来的稻种浸在里边，大家说着技术细节，气氛平和。
我们如实记录了这样的情景。
回到北京，进机房，回看那些镜头，琢磨怎么编辑。如果，我把报道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强调渲染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看上去会很火。但是，那不是我们了解到的全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避免农民更大损失，也是这一事件中的重要内容。于是，我把事件从头到尾都说了，把大窟窿和书记县长都编进去了，力求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这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有点儿提醒的味道。节目播出以后，有人问：这是批评报道还是正面报道？也有人说这节目“有点温”。在《焦点访谈》锋芒毕露的年代，“温”是一种批评。
另一个节目，我也不可救药地“温”了。北京市有些人滥印地图，印错了，我拿着这个印错的地图对着镜头说，这是工具，地图弄错了，后果有多严重，会带来多少麻烦。回来却没通过。制片人说：
你得往下挖啊，谁印错的？
我说，这还用挖？底下都写着某某出版社。
制片人要求：得找到这个出版社，这个人，采访他，挖到底。
这和我以往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以前做经济节目，说出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当事人。
于是我就去采访，这是一个科技专业出版社，我拿着地图找主编。主编一看就是一个老编辑出身的文人，说：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技术性的书籍出一本赔一本，我们刚批了一个综合编辑部，还能挣点钱，刚印了一个地图就印错了。
我实在不忍心采访他了。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责任编辑找来，好吗？
责任编辑来了，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羽毛球拍进来的，兴冲冲地问：什么事？
他们头儿跟他说，这是记者，了解了解情况。
我本来想用严厉的语气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
一开口，变成了：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
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责任编辑到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成心的，只是过失。所以，我没强调这做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是把经验不足的原因编进节目里去了。我心里有些不安，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去监狱采访，设想着，对犯人，气氛得冷俊点儿。失足少年带进来了，我开第一句：
你这扣子怎么是红线缝的呀？
在家谁给你缝？
你妈来过吗？
我称呼他时特意去掉了姓，好像在叫人家小名，说话时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摄像事后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是啊，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摄像说：大姐心太软。
制片人看了几个节目，摇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缺少刚性。
孙玉胜也跟我说：“你是介于传统和前卫之间的形象。”
我该反思自己了。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啊！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和栏目之间的差距。我有点儿心虚地为在心里自己开脱：节目要长久存在，不也需要刚性以外的东西吗？传统和前卫之间的中庸不正是被多数人接受的吗？
每每看到我的同事们做出酣畅淋漓的节目，每每看到这样的节目强有力地影响着社会，我总会由衷的喜欢，也由衷地感到自愧不如。
记得再军、白河山的《罚要依法》节目播出时，我正在办公室编片子。节目开播，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儿，聚拢在电视机前。
只见309国道上，交警截住卡车，罚款：20！
司机解释求情，警察更加粗暴：40！
一个又一个细节，一环又一环调查，这一暗访的节目把公路三乱表现得淋漓尽致。演播室老方的评论也有理有据有分寸。
我不禁为同事叫好，回头看着手里的半成品：还编吗？真拿不出手啊！
我真得重新衡量自己了，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也不愿心里别扭。在选题上，我比较倾向于中性话题，现象分析，不太胜任短兵相接的监督报道。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在这个栏目里，我原本的弱点突出了。我有点迷惑，也试图改变，但还是没能改变。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需要沉淀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和平衡。舆论监督节目带来痛感，也许，锋芒毕露的人带来的是刺痛，而我带来的是隐痛。
我承认自己的有限，认识有限，思索有限，所以表达也得留有余地，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得格外谨慎，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话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那是愤青的表达，不是成年人的态度。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一时没看清，又需要面对它的时候，尤其得“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拍案状，经常会沉淀一下再开口，有时用问句，用删节号，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也是留给时间的。
早期《焦点访谈》，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无可奉告”、推搡记者、遮挡镜头时，记者会有些暗自兴奋，这些镜头会直接编到节目里，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效果，揭丑！解恨！痛快！大家一看就会说：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用这些镜头了，《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
记者，凭什么拥有一个节日
2000年11月8日下午。
在台里安排好别人替班录像，我匆匆去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一路默念：记者节、记者节。
初冬，渐有寒意，而这里好热乎啊！报刊、广播、通讯社、电视台，各路记者云集，人们寒暄着，兴奋着。以前，台上有新闻，台下有记者，此刻，台上台下都是记者，这次不是报道别人的事，而是庆祝记者自己的盛事：从今天开始，中国记者有了记者节了。
我在讲台前代表中青年记者发言。
我理解，让我代表发言，是因为我来自《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就在前一天，我还在镜头前面对观众，带着这种前沿的感觉走上讲台，这正是记者节需要的。我身边有一个群体，他们是有战斗力有创造力的有使命感的一群记者，怀着新闻理想，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下，那旗帜上写着：舆论监督。在急难险重的采访报道中，他们是上得去，打得赢，信得过的群体。
今天的主角是记者，哪个记者没有故事？
我真想对着记者同行讲讲《焦点访谈》记者的故事。此刻，在第一个记者节，他们依然在忙碌。有的在崎岖山道上奔波，有的在复杂环境中调查，有的在危险境地秘密拍摄，有的在机房昼夜编片，我来这里，只不过是因为脸熟，成了这个群体的代表。我的同事们珍视记者的职业，在“记者”二字前面加上《焦点访谈》，更有了沉甸甸的份量。而百姓对《焦点访谈》记者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期待和感情。
再军采访制作的反映山西交警乱罚款的节目《罚要依法》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观众电话不断，最多时一天接到500多个电话和传呼，有支持的，有提供新线索的。在随后进行追踪报道时，看到记者在街头采访，当地百姓放起了鞭炮，为《焦点访谈》记者叫好。
我的同事刘涛、吕少波在采访回京途中遭遇车祸，车起了火，摄像机被烧焦，人受了伤，情况危急，他们从车上逃脱出来，急需去医院。他们满脸血浑身伤，在马路上拦车，过往车辆都没有停下来。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附近的农民来了，听说受伤的是记者，他们围了过来。听说是《焦点访谈》记者，他们就手拉手站在路上，终于拦下了车。这些淳朴的农民上前与司机交涉，甚至说，如果不救《焦点访谈》记者，就把车推下悬崖。终于，记者送进了医院。我们的记者不曾为自己的伤痛危险流泪，却为这些手拉手相助的农民流了泪。素不相识的路人，只因是记者、是《焦点访谈》记者，就成了相知，这是怎样的信任，怎样的情意！刘涛说，做《焦点访谈》记者，做鬼也光荣。
我没能在记者节的讲台上讲这些故事，毕竟，我不仅仅代表《焦点访谈》。
我被要求代表全国中青年记者发言。中青年记者有什么共同话题呢？我特地与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记者聊了聊，记者采访记者，看看有哪些共识。
作为中青年记者，我们很幸运。老一代记者辛苦一辈子，才有多大的空间？哪里有什么记者节？而现在，媒体空前发展，记者阵容可观，社会需求强劲，职业声望提高，才有了记者自己的节。
更重要的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多变、多样、多元。我们正经历巨大变革，充满生机、矛盾凸显，人在转折中，人在冲突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各种关系都在重新调整定位。这样的多事之秋，给了记者从未有过的空间，处处都是新事物，时时都有新发现。陌生题材、新鲜样式，层出不穷，记者面对着多种可能。我们赶上了！
记者是什么？暸望者、发现者、监测仪、记录者、无处不在的眼睛、孜孜以求的揭露者这样的职业形象让人尊敬，比饭碗、生计更能激发起人的激情，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多半都伴随着理想、热血、崇高、使命这样的词。
在社会360行里，行行都有价值，唯有教师、护士拥有节日，如今，记者也有了自己的节日。这让我扪心自问，记者，何德何能？为什么拥有这样的节日？凭什么接受鲜花掌声？确定这样的节日，这是社会对我们职业的尊重，也是精神奖赏，更是鼓舞鞭策。
自从有了记者节，就有了不同的过法。
我和小崔曾经主持记者节特别节目《记录中国》，一个个优秀记者出现在镜头前，平时采访别人，记者节被采访，分享同行的精彩。对我们自己来说，记者节是个自我提醒的日子，提醒自己：记住使命了吗？尽职尽责了吗？如何爱护职业声誉的？经常这样问自己，就会自省自重。一句话：当记者就要有记者的样儿。
记者生活是热运转，也需要冷思考。幸好，有这样一个思考讨论的地方。作为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每年参加中国记者节大型公益论坛。一入秋，电视研究中心主任俞虹教授就召集研究员们讨论，今年记者节的关注点是什么？研究员来自四面八方：新华社的陆小华、清华大学的尹鸿、中国青年报的陈小川、社会科学院的时统宇、央视的白岩松、吴克宇、中国传媒大学的刘昶、北师大的张同道、教育台的张志君？？大家集结在这里，就有了同一个身份：电视研究中心研究员。
十年来，一年一度，论坛探讨着怎样做记者？怎样做媒体？学界和业界在一起，有差异，有互补，有碰撞，有共识。回首十年聚焦的关键词，也能看出认识的脉络。
2005年数字化、产业化、收视率
2006年媒体面对挑战
2007年媒体与奥林匹克
2008年重大事件中的媒体
2009年媒体的生存底线梦想
2010年危机转机生机
2011年自媒体时代的新闻自由、价值导向与媒介责任
2012年率先理性人人都是记者时代的民意表达公民素养与舆论博弈
2013年叩问边界新闻伦理，媒体责任
2014年重建信任重构尊重
这些话题，记录了媒体格局之变，记录了学界业界的关注点，也记录了记者和学者思考交流的过程。
那些年，论坛上那些眼睛发亮的年轻听众，那些为论坛奔走忙碌的学生，有的已经成为我们的记者同行，论坛发出的声音，经过媒体传播，被多少人分享？引发了多少思索？
每年记者节，忙忙碌碌中，停下来，想一想，谈一谈。以这样的方式过记者节，成了一个盼头。
11月8日又到了，2014年的记者节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个记者节。记者节，这是一个不放假的节日，我的同事、同行都在忙碌中。没有鲜花掌声，更多的是思索。2000年设立记者节时，我并没有料到媒体环境在十几年里有如此大的变化，面对世事变幻，身处媒体变局，难免纠结不安。这时，分享论坛的声音，也会让我多一分安心和信心：
“有所不为，有所不畏，这就是新闻人。”
“对公信力的敬畏，是记者应具备的态度”
“不管时代怎样变，世界对记者的需求从未改变”。
换发记者证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还换吗？快退休了，将来也用不上了。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我还是想要，没有记者证，似乎在职业生涯里就失去了一个念想。
将来，我会为自己欣慰，因为，我是记者。
迟钝，也许成全了我
28岁，我考取研究生；38岁，我创办《一丹话题》，40岁，我加盟《焦点访谈》都没想年龄的事儿，这和年龄有关吗？
那一年，我刚到焦点访谈不久，《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我。我对这家报纸一向有好感，当年的一些青年话题曾经影响过我，潘晓《人生的路》，曾激荡了八十年代青年的心，我当时作为朝气蓬勃女青年，也被强烈激荡过。记者采访记者，是个挺有意思的事，何况是女记者采访女记者。
专访见报了，标题是：《敬一丹另一种中年》。
啊？我成了中年？这个标题让我意外。
这时我四十岁。
后来，又有东北报人写道：《敬一丹，与年轮抗争》
我看了大笑，谁抗争了？谁去一圈一圈数年轮啊！
记得20多岁的时候，看潘虹主演的电影《人到中年》，感慨唏嘘，那是多遥远的年龄！潘虹的美丽带有一种倦意，那就是我看到的中年。
我35岁的时候，台里开运动会，告示上写着：35岁以上，参加中年组。我转头走开，35岁怎么能算中年呢？我才不去参加什么中年组呢！
38岁，我创办《一丹话题》，脑力体力满负荷投入，也没觉得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40岁，我加盟《焦点访谈》。想都没想年龄的事儿，这和年龄有关吗？
也许，别人看，40岁，当然就是中年嘛！而我是在报人的提醒下才意识到，噢，是人到中年了，真够迟钝的！
放眼望去：小崔、小水，比我小八岁，小白，比我小十三岁，被叫做老方的，也只是和我小弟弟一样大。编辑是小姑娘，摄像是小伙子，当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团队的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周围一派青春。
过去，我好像没怎么在意过这些。别人问起我的年龄，我从没有什么忌讳，遇到有人拐弯抹角地问：你中学是那届的？我心说，有话直说得了！索性痛快地直接地说出自己的年龄了。和年轻人一起，也没觉得有啥不同。看到白岩松精力旺盛反应飞快，我会想：是新闻素质使然，性格使然，与年龄有什么关系呢？
我对年龄感觉有点儿迟钝。
对性别，我也有点迟钝。
在早期《东方时空》，除我以外都是男主持人，栏目长期阳盛阴衰，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记得那时候，我自己凑合着化妆，有时在办公室，有时在演播室一角，用一个小镜子，也没觉得有啥不妥。后来，主持人队伍壮大了，女主持人多了，办公室配备了专业的化妆镜。张羽对着化妆镜惊讶地说：世界上还有这个东西呐！其实我知道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只不过就我一个女主持人的时候，这需求，连我自己都忽略了。
平常采访、出差、走山路，熬夜编片、也很少想到女士优先，被关照什么的。
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恰好在妇联界，被大姐们影响着，稍稍有了一些性别意识，有了点儿用女性角度说话的自觉。也只是“稍稍”而已。
……

序
2013年冬，我去了南极。
在那里，好像时间和空间的感觉都变了。
远离日常状态，就很容易想很久以前的事，也想以后很久的事。在这样的时空感觉里，发呆，想事儿，似乎也比平时清楚些，超脱些。
再过一轮春夏秋冬，又一个春天到来时，我的生活就要告别一种状态了。退休，在不远的前面等着我。这等人生大事，值得在这一片清明的天地间想想。
职业生涯的几十年，算是最好的年华吧！我的职业留下很多东西让我回味。忙碌中，总是遇到陌生和新鲜，回头看，新闻又变成了历史。一路上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构成了经历，写满了年轮。
斗转星移的岁月，熙熙攘攘的世间，会遇到什么？得有多少恰好，得有多少偶然，才能遇到，这就是缘分。如果，不是那一年，那一天，遇到那样的人、那样的事，我也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沉淀下来的，都是我所珍视的各种遇到。这既是个人记忆，也带着时代的印痕，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个小结，是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向我所遇到的一切致意。
于是，在南极的船上，我把这样一些念头写在船舱的航行日志上，那感觉，好像是拉开距离看一幅画，南极给了我一个角度，让我看得真切了。
职业生涯，只是生命中一部分，也许能算作自己的华彩乐章，也许是未来的另一种准备。
德雷克海峡的海浪溅起的浪花，瞬间消逝，新的浪又在涌动。过去的，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南极，似乎不能不想到人、生命、爱，这样的命题。放眼望去，海天之间，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