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Introduction
我是萨巴尔家族的家庭故事看守人，是家族荣誉的护卫，是家族传统的捍卫者。身为一名库尔德父亲的长子，大家说这些都是我的职责。但我打从出生前就开始抗拒这份责任。
我和父亲的第一场冲突是因为我的名字，他希望将我取名为“阿拉姆”（Aram），这是古代叙利亚一个地区的名称，三四千年前最初的亚拉姆语（Aramaic）族裔部落就居住在那里。如果儿子名叫阿拉姆，一条承载三千年历史的时空之线仿佛应运而生，将迂回地穿越以色列和库尔德斯坦，把我们拉回哈布尔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片土地。在迷蒙的远古时代，我父亲的族语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始从人类的唇齿之间滑坠而出。如果儿子名叫阿拉姆，父亲就能把这个关于族群的伟大天赋权利传给儿子，这个儿子继而再传递给下一代，香火绵延不息，就像童话中的国王和王子，世代相传。
我父亲当初也许抱着这样的思维，不过我母亲倒是打着另一个算盘。她似乎在我出生前就非常了解我，因为她很不认同阿拉姆这个名字。她身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社工人员兼教师，知道学校里的小朋友对名字古怪的同学会有多残忍。她告诉我父亲，阿拉姆这名字绝对行不通。
所以早在我还没出生之前，我就已经赢得漂亮的第一击。
发生在我和父亲之间的是一种缩小版的文明冲突。他是古代的库尔德斯坦，我则是一九八○年代的洛杉矶。
他在伊拉克北部一个沙尘漫天的小镇长大，和一群人挤在一栋没水没电的简陋土砖屋里。我则是在一幢位于西洛杉矶林荫幽森的优雅街道上、以白色灰泥粉刷得美轮美奂的大别墅中长大，附近随时有标示着“贝莱尔巡逻队”的私人警务巡逻车穿梭，治安好得不得了。
我们家在1972年、在我一岁大时迁居到洛杉矶，当时父亲获聘为UCLA的大学教授。但他的现代意识却几乎完全没有因为我们搬到这个充满现代感的地区而有所提升。他会到J.C.Penney平价百货的折扣区购买设计师为打高尔夫球的场合所设计的粉色方格图案西装，接着自以为很体面地穿去参加大学学务会议。我都是在滨海度假城镇圣莫尼卡（SantaMonica）的冲浪用品店购买百慕大裤和T恤，这些装扮简直就是我的制服，我连冬天到康涅狄格州拜访母亲的家人时都是这身打扮。
父亲的一头蓬乱卷发是以每支才半美元的廉价刮胡、整发两用工具自己剪出来的；我则是从小就由妈妈带到贝弗利山庄的高级沙龙设计，再用大量发胶雕塑出的时髦发型。父亲老是用他老旧的杂牌录音机播放一首又一首的库尔德族哀歌，就算电池匣坏了，还拿橡皮筋固定住电池继续用；我则爱坐在我那套最先进的摇滚鼓组前，边听私下录制的呛辣红椒乐团（RedHotChiliPeppers）歌曲边打拍子。
父亲习惯穿着一件磨旧的浴袍，整天坐在家中的办公室里用亚拉姆文在索引卡上写下一些隐晦难懂的注解；我则整天在偌大的后院里跟一群玩滑板的哥们儿一起打造起跳台。父亲说的是荒腔走板、错误百出的怪腔怪调英语，我说的则是油腔滑调的加州英语，经常就冒出rad（红）、lame（逊）、mellow（放轻松）这些流行用语。
我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场面真是不好看。我会大发雷霆，连珠炮般的三字经回荡在整栋房子里。他先是气得七窍生烟，百思莫解当人家儿子的人怎么会对父亲有这样的行为，而后他会用假设安慰自己：美国小孩就是这么无可救药。
不过，我多数时候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他活在他的星球上，我活在我的世界里。
我也不记得确切的时间点了，总之在青少年时期的某个阶段，我甚至不再以亚拉姆语中的“父亲”叫他“阿爸”（Abba）或“爹地”。他就只是一个名字——约拿（Yona），一个外表和说话怪里怪气、穿着打扮也很诡异的人，他不过是碰巧和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他可以是我父亲，也可以不是——这要看是谁问我这个问题。
很快地，这一切就不再重要了。我离家到新英格兰念大学，毕业后在报社找了一份工作。我的生活里充斥着伟大的故事，每天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心情澎湃激昂地撰写报道。某个警察在街头遭到残酷枪杀；某个议员贪污，结果被人赃俱获；某家工厂又将废弃物非法排入河川……
父亲成天关在家中办公室做研究，家中孩子一一上大学后，他更将自己深深埋进他那个外人搞不清楚的族群——库尔德斯坦犹太人的世界里，探讨他们的语言与民俗文化。有时候，我不禁怀疑当初医院产房是不是弄混了。说不定真有那么一个不负族人所望的阿拉姆人生活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反倒是他那以保时捷跑车代步、在好莱坞当经纪人的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安静的儿子沟通，绞尽脑汁也找不到办法把儿子抽离出那本已经快翻烂的《亚拉姆语魔碗文献中的语言特性》。
经过漫长的岁月，我才逐渐领悟到我可能错怪了自己的父亲——我可能真的是他的儿子。这个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12月一个寒风刺骨的夜里，那天我太太生下了我们的长子。这孩子是个头发乌黑细致的男孩，双眼有如灯笼般散发温柔的光芒。他叫赛斯，他和我之间日后会不会出现裂痕，就像我和我父亲那样？他会不会也认为自己无法从父亲身上学到什么，而父亲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教他？
“你到底是谁？”当赛斯的妈妈在那个冬夜里把他放进我的臂弯中，他似乎正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询问我。
那年我已经三十一岁，但这个问题让我无言以对。
我花了很多力气才调整好我与父亲、儿子的关系。我一点儿都不宽宏大量，自我防卫心很强，说什么也不可能觉悟般地回家请父亲宽恕我，或到某个录影棚里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与父亲相拥而泣。
于是我做了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我拿出我的记者笔记本。心想，如果我问的问题够多，挖掘到相当深度，或许我就能在我和父亲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找到一座连接两端的桥梁。
父亲的人生奠基在一个概念上：过去比什么都重要。他的族群——库尔德斯坦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犹太裔流散群体。这些人脚踏实地，勤奋不懈，而且高度迷信；将近两千七百年来，他们生活在遥远偏僻的山区村落，四周虽然有愈来愈多的穆斯林库尔德人，但他们从未扬弃祖先传下来的语言：亚拉姆语。两千年来，亚拉姆语曾经是近东地区的通用语言，它是耶稣的主要语言，一部分的圣经便是以这个语言书写，三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先后以它作为官方语言。但1938年我父亲出生时，亚拉姆语早已奄奄一息。伊斯兰军队在公元七世纪征服中东地区之后，当地的犹太人便逐渐改用周遭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语。亚拉姆语只残存在一个地方——也就是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及一部分基督教徒的唇齿之间。
遥远的过去就这么停驻在父亲的族人身上，透过他们不断流传。语言有如这些人的生命线，将他们与一个不复存在的时空紧紧相连。
我父亲相信那个过去就是他的锚定点。如果断了与祖先之间的血脉，我们就会无所适从，特别是在这个洛杉矶郊区的都会荒原中。他凭着这份信念，努力当上新亚拉姆语（Neo-Aramaic）教授，并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新亚拉姆语这个听起来很新鲜的名词其实代表的是我父亲族语的生命末期，是语言消失前的最后鸣喘。父亲不遗余力地挽救这个母语的作为受到高度肯定，学术成就攀升到UCLA的顶峰，与一些在各自领域中成绩斐然、名声享誉国际的大教授平起平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2002年出版的犹太新亚拉姆语与英语对照字典，那是人类史上第一本此类字典，仿佛一座金碧辉煌的坟墓，收容一种垂死的文字。
学术期刊《地中海语言研究评论》（MediterraneanLanguageReview）称这部字典为“三十多年锲而不舍的语言学研究活动获致的登峰造极之作……由于一九五○年代初期起库尔德斯坦犹太人大量移居以色列，犹太新亚拉姆语的各方言目前均已濒临绝迹；有鉴于此，作者的努力更显珍贵，一个即将从地表消失的语言及文化实体因之获得记录保存，”评论家写道：“但愿世界上每一个濒危语言都能有如此优秀且敬业的母语使用者致力保存，使其免受完全遗忘。”多年来，包括哈佛、耶鲁、剑桥、索邦在内的许多世界顶尖大学陆续邀请他开班授课。
父亲的崇拜者不止来自学术圈。由于我们住在洛杉矶，好莱坞制片人也经常来访，因为他们想找一个会说耶稣语言的人。父亲经常难以理解这些人要他做的到底是什么，但总是本着一股天真的热血拔刀相助。有一次《圣境预言书》（TheCelestineProphecy）的电影版制作群请他帮忙想“核融合”该怎么翻译成亚拉姆语，结果他略带歉意地回说亚拉姆语的语言发展比核子科学更早。
“那你编个新字。”制片人怂恿道。
结果父亲果真想出一个近似词。“‘种子混合’怎么样？”父亲说。他的解释是，“种子”就像“核子”，“混合”就是“融合”。
“过关！”导演叫道。
1977年的电影《噢，上帝！》（Oh,God!）中约翰?丹佛（JohnDenver）用古亚拉姆语向饰演全能上帝的乔治?伯恩斯（GeorgeBurns）问了一道谜语，那几句话也是我父亲编写的。他近期则帮HBO频道喜剧影集《消消气》（CurbYourEnthusiasm）中的某个演员学会用亚拉姆语说出“我的脚！我的脚！”??
“说慢点，”制作人指示道，“就像你踩到钉子，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他帮好莱坞做这种工作所得的报酬都不多，而且有点儿天真的他从没想过向制作单位多要点儿钱。在洛杉矶这个与库尔德斯坦老家距离几乎可用光年计的地方，居然真有人对他的语言感兴趣，这件事反倒让他非常开心。
我父亲是何方神圣？他为什么远走他乡？我撰写本书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希望能勾勒出他在从库尔德斯坦山丘到洛杉矶高速公路的这趟人生旅途中跨越的重重地理障碍及语言隔阂。但我还想思索其他更大的问题：我们的过去有什么价值？当我们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我们究竟从中获得了什么？
对我父亲那一代的许多犹太裔库尔德人而言，答案是“所获不多”。他们移民到以色列后被贬抑成来自落后地区的土包子，许多人因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而且不认为将之传给后代有任何用处。但谁能责怪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上下正依据欧洲的理想形塑新的国族认同，故乡的一切仿佛无谓的重担，不如抛诸脑后。但基于某些复杂的理由，我父亲无法放下那一切。对他而言，过去就像一个藏身之地，能带来安全感。他发现如果能谨慎地处理过去，从恰当的视角研究它，那么过去是可以把人带向新世界的。
当我年纪还小时，我本以为躲开父亲以及他那诡异的外形和奇怪的口音是明智之举。但是，我是否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要是过去其实是一个人能得到改造与救赎的契机呢？
我在父亲与他的母语之间那种魂牵梦萦的关系中，隐约瞥见了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懂得杠杆操作的奥妙，他将能让光阴凝结得够长久，借此挽救他最珍爱的一切。
第一部札胡ZAKHO
01名字的玄机What’sinaName
“你是哪一个？是阿里埃勒?萨巴尔还是阿里埃勒?萨巴嘎（ArielSabagha）？”胖男人用他仅存的一只好眼睛打量着我问，“哪一个？”
2005年2月，我在一个寒气凛冽的夜里来到耶路撒冷一个布满沙砾的街区—卡塔蒙（Katamon）。这里是耶路撒冷库尔德人区的核心地带，坐落着一排排苏联风格的公寓大楼；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五○年代曾将经济条件最差的移民安置在这里，大多数人都在此终老一生，直到殡葬公司的大胡子工作人员移走他们的遗体。这里的阳台上挂满晒衣绳，绳上悬吊着五颜六色的花卉图案家居服，中庭里的葡萄藤在冷得不寻常的空气中干瘪萎缩，了无生气。我之所以来到此地，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我的家族。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曾祖父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EphraimBehSabagha）的故事。他生前住在伊拉克北部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城镇札胡时，是当地唯一的染布师傅。但他在地方上出名不是因为他摆在市场摊位上那一桶桶的染料，而是他每天夜里在札胡犹太会堂行祈祷礼时穿透石墙传出的诡异叫声。人们窃窃私语地告诉我，“他是在跟天使说话。”
几天前，我找到他唯一尚存的照片，照片被生锈的订书针固定在一本以色列内政部签发的身份册上，册子还带着泡过水的痕迹。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他在那年从伊拉克移民到以色列。他的脸庞带有一种充满喜乐的灵动，眼角略微下垂的双眸盈满笑意，似乎因为看到了大千世界的神奇而狂喜；他的唇间隐约荡漾着一丝微笑，仿佛有什么小秘密正亟欲迸发而出；围在头上的波西亚（poshiya）牌头巾将他的耳朵挤出古怪的角度；乌黑的大胡子浓密蓬乱，下巴上又闪动着几缕银光，有如岁月之火正要燃烧出浓浓秋意。这张脸让我看得目不转睛，许久以后才注意到他的身体。这张照片只呈现他胸部以上的部分，那是一个小精灵般的身躯，双肩展现出神秘的斜度，胸口稍稍凹陷。这身体看似纤细柔弱，很难想象竟能承载上面那颗丰硕壮观的头颅。
我在以色列见面聊过的库尔德人都说，如果我想知道更多曾祖父的事，应该去找札奇?列维（ZachiLevi）。札奇?列维是个地道的札胡老乡，当年参与了犹太人迁离札胡的行动，到了以色列后更成为库尔德裔的大人物。身材矮胖的他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社交手腕精明干练，开口闭口都是一些他历年来见面吃过饭的以色列将领和政治人物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对犹太人在札胡度过的最后时日记忆犹新，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种种细节。
某个寒气逼人的二月夜晚，我走过卡塔蒙的街道，爬上灯光昏暗的楼梯，来到札奇?列维的住处。
“你是哪一个？是萨巴尔还是萨巴嘎？”他眼神狐疑地问我，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前不让我进门。
他的问题其实就是：你是谁？是埃弗拉伊姆?贝赫?萨巴嘎这个札胡染布师傅的曾孙，还是一个家族姓氏已经被爸爸狠心修剪过的美国孩子？
“萨巴尔。”
列维把头别了开来，我霎时感觉一阵羞愧。
“好吧，进来吧。我告诉你我的故事。”
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公寓，并指点出他和摩西?达扬（MosheDayan）、哈伊姆?魏茨曼（ChaimWeitzman）、扎勒曼?夏扎尔（ZalmanShazar）及其他一些以色列达官贵人合拍的照片。当他看到我注视着他那只雾气迷蒙的左眼时，他解释道，一九五○代，有回他参加一场在以色列的移民篷屋区举行的政治集会，正准备发表演说时，有一群愤怒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掷石块。“先上台的是本－古里安，”列维沉重地说，“我刚好站在他和石头之间。”
敲门声响起，一些有头有脸的库尔德裔宾客陆续来到——包括一名诗人、一名商人、一位律师，以及以色列全国库尔德犹太人组织的主席。列维请我们围着餐桌坐下，桌上摆满了他的夫人准备的库尔德美食：煎成金色的库贝（kubeh，米饺子）、充满香料的乌节（urjeh，烤肉）、一大堆披塔（pita，面包）、茄子大蒜蘸酱、甜菜根片，以及淋上咖喱酱汁的细切柠檬皮。“这一桌好料，就像当年巴格达苏丹的大餐！”列维煞有介事地宣布，他的手敲得桌上的盘子都震动起来。“一千零一夜哪！”
我想开始问我准备的一长串问题，但这个酒桶胸、小鼻子，胡子修得有如铅笔般细长的男人显然更关注别的事。我看他坐进桌前一把高背座椅，拿起遥控器转到库尔德卫星频道。这个频道的讯号发自伊拉克库尔德人居住区的苏莱马尼亚（Sulaymānīyah），屏幕上闪过一幕幕库尔德音乐影片的影像，我看到一名女子穿着长及脚跟的裙装，随着音乐摇摆身子，背景是一个人工模拟的苍郁山谷画面。屏幕上反复显示着KurdLive的英文字样。
照片、美食、库尔德社群名人、音乐……这些是不是一堂速成课程，要教导我马上认识自己的传统，认识那个原本应该姓萨巴嘎的我？我来这里原本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关于家族的故事。
两个小时后，大家已经吃饱喝足，听列维说了几十个笑话，这下列维那只健全的眼睛才往我这边瞧来。
“你的曾祖父埃弗拉伊姆是个天才。”他忽然冒出这句话。
我匆忙拿出笔记本。
“他每天晚上都会到札胡的犹太大会堂。那座会堂很大，大概有六个德南。会堂里有一个院子，当中有一座净身池。圣约柜占据了其中一整个房间，上面摆了妥拉经，还有一个地方是放圣水用的。”
列维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在纸上描绘出那座犹太会堂的平面图，用一个方形代表一块华美的波斯地毯，接着再以一个“X”字形标示出我曾祖父当时坐的地方。埃弗拉伊姆会整晚待在那里读经、打盹，与唯独他能看见的神灵大声对话。“他会在凌晨两点来到这里，待到早上，”列维告诉我，“清晨五点钟民众开始进来祈祷时，会听到他忽然间开始大声叫着：‘Elohim，baruch，baruch，shmo！——噢，上帝！你的圣名受到无上的称颂！’”
“大家认为他是极度虔诚还是个疯子？”
“当然是虔诚！”列维说，“他的举止有如圣人在世，但同时也是个很单纯、很勤劳的普通百姓。”
似乎所有人都知道哪一本祈祷书是他的。由于他的手指整天都泡在染缸里，那本祈祷书边缘也沾满了染料的污迹。我听得津津有味。“列维先生，拜托你告诉我，你还记得哪些事？”我倾身恳求。
但列维反而忽然显得疏离，动作轻慢地拍着身前的空气，仿佛要在这场对话中踩刹车。他的意思很明白：全天下只有札奇?列维能决定何时开始说起札胡的典故、又在什么时候停止。
“Leaht,leaht.——慢慢来，慢慢来。”他劝我。
稍晚，他弯身越过自己那团大肚子，伸手朝向一只大托盘，盘上有一瓶瓶颜色鲜艳的液体。
“你喜欢什么？”他转身问我，“葡萄酒？调酒？亚力酒（arak）？”我从没尝过亚力酒这种茴香烈酒，不过我记得曾在书上读过，这是库尔德人最爱的餐后酒，有些人则会当成餐前酒或佐餐酒来喝。
“亚力酒。”我回道。
列维第一次对我露出微笑。他将澄清透明的亚力酒倒入一排沙漏状的闻香杯，接着再将冰块投进杯中，浇入一些清水，这时杯中物忽然呈现出云雾色泽，有如一杯梨汁。
烈酒灼烧我的喉咙，我的眼睛禁不住眨了起来。
列维这下可乐了，“哈！你现在是萨巴嘎了。”
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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