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洛传：人的权利的沉思/明德书系·大师传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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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关于心理学大师马斯洛的最详细的传记，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具权威性的一本传记。
作者历时五年多，采访了二百多人，以时间为线索，从大师的童年生活写起，叙述了他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童年时和母亲的糟糕关系
高达195的智商
喜欢与猴子打交道
在纽约同霍妮、弗洛姆、阿德勒等心理学名家交往
需要层次理论的提出
竟然曾经下海经商
与同样是大师的皮尔斯的面对面冲突，
多次梦见自己被美国心理学学会开除，却在1968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学会主席。坎坷、曲折，富有戏剧性。

爱德华·霍夫曼，国著名美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自我的驱力：阿德勒与个人心理学》、《为了梦想的人――威尔海姆?莱西传》、《父亲的智慧》、《母亲的智慧》等，他关于马斯洛的著作除了本书外，还编辑有《洞察未来――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

许金声，中国心理学会评定心理学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全人心理学的倡导者，“通心”概念的提出者，常年在全国各地举办心灵成长工作坊。主要著作：《通心》、《第三次革命：通心》、《活出最佳状态》、《唤醒大我》等。

第1章布鲁克林的童年生活
我是一个极不快乐的孩子，我的家庭是一个令人痛苦的
家庭，我的母亲是一个可怕的人……我没有朋友，我是在图
书馆和书籍中长大的。但是，奇怪的是，过着这样的童年生
活，我居然没有得精神病。
——马斯洛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欧洲东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迁移浪潮正在兴起。无数穷苦的犹太人为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移居到美国。在俄国古老的国土上，封建制度一直存留到19世纪末,对犹太人的迫害仍然在各处进行，沙皇及其朝廷即使对此没有给予默许和鼓励,也至少是不闻不问。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讲，尽管对等待自己的新大陆所知甚少，他们仍然相信，到了那里之后，生活必将得到改善。
塞缪尔·马斯洛（Samuel Maslow）就是这些移民中的一位。他的家在俄国的基辅城，那里聚居着大量的犹太人。他在14岁时便离家出走，这有些违拗他那实行家长制的家庭的意愿。塞缪尔身无分文，独自漂洋过海，部分原因还在于反抗他那专横的父亲，例如，父亲压制了年轻儿子想要拉小提琴的愿望。
当塞缪尔到达希望之乡的海岸时，他与自己家族的人一样，只会讲俄语和希伯来语,而且对美国一无所知。他随身带着一个布条，上面写着他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个条子是带他来美国的亲戚为他准备的，亲戚把布条别在塞缪尔的衣领上。塞缪尔在费城待了几年，一面学习新的语言，一面打零工。后来他移居纽约，和另外的亲戚住在一起。
在纽约，塞缪尔做起了制桶生意，并很快同表妹罗斯结了婚。在他们双方家庭的先辈中，既没有杰出的学者，也没有富翁，只是罗斯的家庭比她丈夫的家庭要更虔诚地信奉宗教。
1908年4月1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曼哈顿降生了。依照犹太人的习惯，给他取名为“亚伯拉罕”，这是他们一位已去世的亲戚的名字。在以后的几年里，罗斯先后生了3个男孩和3个女孩，其中有一个女孩在婴儿期就夭折了。亚伯拉罕是家中长子，被称为“亚伯”。他的弟弟妹妹按出生顺序分别是：哈罗德（Harold）、保罗(Paul)、鲁思(Ruth)、西尔维亚(Sylvia)和刘易斯(Lewis)。
关于学龄前的岁月，亚伯拉罕·马斯洛最早的记忆是关于他母亲的。他们之间相处得很不愉快。虽然家里没有什么要遵守的犹太人的宗教礼节,但她是一个迷信的女人，经常为一些小小的过失就冲着孩子们说：“上帝将严厉惩罚你！”数十年后，马斯洛在回忆时，提到了她的这种威胁：
在我大约四五岁时，我开始检验她预言的各种事情，并且寻求关于这些事情的各种想法和观点。例如，她说，你如果做了这种或那种事情，上帝就要毁灭你。然而，我做了，上帝并没有毁灭我……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如果我从窗子里爬出去，就不会再长高了。但是，我爬出去了。后来，我量了自己的身高——当然，我一直在长，并且远远超过了原先刻下的记号。
正是在这种从幼年的心灵折磨到科学探索的发展中，年轻的马斯洛逐渐对宗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疑和对无神论的尊重。他后来着重强调了他母亲在这方面不知不觉对他产生的影响。他说：“作为一个孩子，迷信和宗教对我来讲是一回事。我从她那里所得到的，就是鄙视这些东西。”
多年以后，马斯洛才意识到反宗教迷信对一个犹太人的意义，但是，他年轻时的无神论倾向几乎与他在市区经常接触到的年轻人的反犹太主义没有什么关系。马斯洛成年以后，常在私下或公开场合谈到在他早年性格形成时期，他所经历过的普遍而强烈的反犹太人情绪，这对他最初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偶尔提到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所经历的反犹太主义。
马斯洛的家人和朋友们在回忆往事时都感到迷惑不解，马斯洛是在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上的是犹太人的学校。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马斯洛肯定在感情上比他的同辈人对民族偏见更敏感。而且毫无疑问，他儿时羞怯的性格和瘦弱的体质，也使得他在反犹太人情绪方面比同辈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对于作为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所遭遇到的敌意，马斯洛感到恐惧和愤怒，更感到困惑。他奇怪人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对待彼此。
在马斯洛关于童年时代最清晰生动的回忆中，有一些是关于各种各样反犹太人帮伙的。这些帮伙在按种族划分的街区到处游荡。在布鲁克林，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统一的种族特征，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者犹太人。随着父亲塞缪尔在修桶业上的成功发展，马斯洛一家人由下中产阶层的街区搬至中产阶级的街区。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当地的年轻人总是热衷于保持自己地盘的单纯性，反对外来人进入，马斯洛对此印象颇深。他后来回忆道：“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反犹太人的情绪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敏感的现实，如果你走错街道的左右边,你就会遇到麻烦。”
例如，到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分馆，要通过好几个街区，风险就很大。马斯洛从5岁起就是一个读书迷，他经常到街区图书馆浏览书籍，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以此来躲避家中的紧张气氛。他后来回忆：“那时，我经常比家里其他人起得更早，一出门就到图书馆去，站在门口等待开门。”他还补充说：“在儿童阅览室里，我读了每一本书，当我读完这些书后，图书馆的人给了我一张成人阅览卡。”这些话听起来也许使人有几分难以相信。
为了到达这个对于他来说是“避难所”的图书馆，马斯洛必须离开安全的犹太街区，冒险穿越“敌人封锁线”，即通过偏僻的街巷和破木栅栏。这是一条必须仔细研究的路线，如果被那些反犹太人的帮伙发现,他们就会追赶他、咒骂他，并且往他头上扔石块。在那些日子里，虽然冲突很少会上升到更危险的暴力行为，但是作为一个瘦弱、胆怯，没有战斗力的孩子，他还是很害怕的。
为了保护自己，马斯洛10岁左右时，决定参加一个自我防御的犹太人帮伙。但是，如果要被这种组织接纳，他必须隐瞒自己读书的爱好。而且，他很快发现还有更难以克服的障碍：
我想要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但是我却办不到。他们拒绝接受我，因为我无法下手杀死一只猫。每个想入伙的人，都必须将一只猫吊在晒衣绳上作靶子，然后退后若干步，用石头砸它，直到把它砸死。
另一件事是，他们要我在角落里朝女孩子扔石头。现在我知道有些女孩子喜欢这样。然而，当时我却不能向她们扔。我不能向女孩子扔石头，也不能杀死猫，于是，我被排斥于这个帮伙之外，我一直没有可能成为我想成为的那种帮伙成员。
在马斯洛就读的小学中，老师的反犹太人的情绪也很强烈。这些老师大多是爱尔兰籍妇女。她们公开表示出对犹太籍学生的敌意和偏见，包括直言不讳地挖苦犹太籍学生。马斯洛清楚地记得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情节：有一天，班上的学生进行拼写比赛，他的拼写成绩超过了所有同学，贏得了比赛的胜利。然而，他的老师，一个名叫多伊尔（Doyle）的“可怕的坏女人”，却叫他站起来，继续让他进行一连串的拼写，一直到他在“平行”这个词上出了错误。然后，她带着一种胜利的表情，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轻蔑地对他说：“我知道,你就是一个小滑头、冒牌货！”
有时，马斯洛在无意中听到其他老师也轻蔑地叫他“那个精明的犹太人”。但是,在福莱特布什第179公立学校时，有一位老师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虽然格里芬小姐（Griffin）不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但是，她能用公平而且友好的态度对待他，这使马斯洛很快对她产生了好感。许多年以后，他回忆道：“当时，我想，我要去爱每一个人了。”
尽管一些老师有反犹太人情绪，马斯洛还是热爱所学到的知识以及令人兴奋的学校生活。读书是他最爱做的事，在他整个少年时代，他总是手不释卷：
在我最早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情景：我通常很早起床，到学校门口等老师来。她会把我带到一个空教室，给我一本书去读。那通常是一本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教科书。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读一个小时左右，直到8点钟第一节课开始。
尽管有一个比我岁数大的男孩常常在那里“埋伏”等我，但我还是很早就去学校。一旦那个大男孩在什么时候追上我，就找出一些理由踢我、打我。我认为，这是由于我是这个学校首批犹太学生的缘故。
虽然马斯洛的父母并不是文化人，但他们还是很看重教育。他的父亲特别强调教育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可以使他的长子在犹太人文化中表现出优越性，亲戚们也鼓励马斯洛成为一个学者。
毫无疑问，他在学问上的兴趣，使他在烦恼的少年生活中能够做到情绪平衡。在他的家中，每隔几年就有一个弟妹降生。作为长子，他充分感受到了家中的忙乱，发现进行自我调整相当困难，妹妹艾迪丝的夭折更使他心烦意乱。在他早年生活中，他脆弱的自尊心还受到他的家庭常常搬迁的影响。这种情形使这个羞涩的年轻人在与他人建立和维持友谊方面具有更大的困难。
马斯洛的羞涩感，部分原因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即他与别人不同，有些古怪而不可思议。尽管他的许多伙伴同样来自正在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犹太移民家庭，但是,他却很少遇到对学问具有同样爱好的年轻人。由于在智力上的早熟，在他的整个小学期间，直到10岁时遇到堂兄威尔·马斯洛（Will Maslow）之前，他总是感到与其他同龄人格格不入，他把自己看作“一个长着两个脑袋的怪人”。
马斯洛对自己的外貌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童年和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自己瘦弱的身躯和过大的鼻子一直有一种痛苦的羞愧感。那时，青春期的火焰正在心中燃烧，他恨自己没有一副漂亮长相能吸引女孩子们的注意。他幻想自己拥有强壮的体魄，变成美男子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维纳斯钟爱的英俊猎人。——译者注，这样，身材发生了变化，社交生活也会同样发生变化。他说：“我异样地感到，我是一个非常丑陋的年轻人。我天生有一种深刻的感觉，即不知怎么回事我有些不对劲。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任何优越感，只有一种强烈的、令人痛楚的自卑感。”
亚伯拉罕的这种心理状态因为父亲的玩笑而更加严重。他的父亲是一个感情粗糙但没有恶意的人。在一次大型的家庭聚会上，他用一种反问的口气说：“难道亚伯不是你们见过的最丑的孩子吗？”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父亲的话深深地伤害了亚伯拉罕心中的自我形象，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在乘地铁时，为了躲避他人的目光，他总是尽量找空车厢，就好像自己被毁了容似的。
在马斯洛与他人的隔阂中，还掺和着一种对父母的疏远感。在孩提时代，他与父亲在感情上是很淡漠的。但是，在那个年代，这种情况在犹太移民家庭中并不少见。每天，塞缪尔一大早就离开家，乘车到曼哈顿下城格林威治的制桶工厂去。下班后通常与朋友们聚一聚。直到儿子快要上床睡觉时，他才回家。周末，他偶尔带亚伯拉罕到外面去吃烤苹果，或在附近的餐馆吃一些东西。除此之外，他很少关心大儿子的日常生活。为了维持这个人口逐渐增多的家庭，他整天忙于工作，几乎很少有精力，甚至没有想到要与儿子建立亲密的感情。
塞缪尔经常不在家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他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失望。他尽可能在外面消磨时间，以避免在孩子们面前与妻子发生冲突。有时候，他有意延长“商务旅行”时间，仅仅在他非常渴望见到孩子的时候才回家。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犹太人家庭中，彼此感到嫌恶的夫妻，“为了孩子的缘故”,常常感到有责任凑合着生活在一起。因此，直到他们的长子读大学时，塞缪尔与罗斯才离了婚。
作为一个年轻人，马斯洛对父亲的名存实亡感到相当痛苦。在他大约24岁时的一篇很有特点的日记中，他回忆道：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非常不幸的。在我的记忆中，它们似乎是黑暗和悲哀的时期，我奇怪当时自己竟然能够毫无问题地承受。搜寻我所有的记忆，找不到一丝欢乐的光芒……我的父亲误解我，认为我是一个白痴和傻瓜。也许，他对我很失望。
在后来的岁月里，亚伯拉罕·马斯洛与父亲的关系逐渐变得亲近了。20世纪30年代初，塞缪尔离婚后不久，他就与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住在一起了。由于经济大萧条，塞缪尔失业了，花光了积蓄。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大儿子之间有了真正的和解，直到他再婚，以及几年后逝世，他们一直都相处得很好。在马斯洛以后的生活里，他曾多次用善意的语气谈到父亲，总是说他的好话，称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家伙。一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是朋友”。
亚伯拉罕·马斯洛与母亲的关系则完全不同，直到成年，他都对她抱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恨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取得过和解，当她去世时，他甚至拒绝出席她的葬礼。他形容她是一个冷酷的、愚昧无知的以及充满敌意的人。她没有爱心，逼得孩子们几乎发疯。在马斯洛所有对母亲的评论中，有些是在她还在世的时候公开发表的。在这些评论中，没有一句话表达了他的亲切或热爱之情。在这一方面，马斯洛与我们这个时代其他一些重要心理学家很不相同。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荣格等，与他们对待自己父亲的态度相比，他们更加深爱自己的母亲，用现代批评家的话讲，他们是“妈妈的孩子”。
从马斯洛自己的一些评论以及他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母亲产生反感的一些原因。他的母亲对宗教有一种迷狂的态度，为了小孩子的一点过错，动辄就威胁说：“上帝将惩罚你！”后来，马斯洛评价这种养育环境时，认为它从反面意义上，有助于促使他对科学研究的热爱。马斯洛认为，他对母亲的鄙视，更多的是由于她对家庭成员的吝啬。他苦涩地回忆道，她经常用锁锁住冰箱。虽然父亲有很好的收入，但只是当她有心思弄东西给自己吃时，才把锁打开，允许孩子们吃一点零食。无论什么时候马斯洛有朋友来家串门，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冰箱锁上。
马斯洛成年以后，在回忆他母亲时，总认为她是一个毫无可取之处和令人生厌的人。他还感到，与弟妹相比，母亲把更多的敌意指向他。他曾经耿耿于怀地回忆说，罗斯是怎样常常把最好的煮鸡块和瓶装奶油给弟妹吃，却从来不给他。虽然马斯洛从来不是一个恪守教规的犹太人，但从这种抱怨中可注意到很有趣的一点,他具有很强的把食物与爱意联系起来的观念。这是典型的犹太文化的影响。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对家庭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罗斯总是用贬低或轻蔑的口吻反驳他。她在反驳时最喜欢说的话，恰恰是他作为一个孩子感到不能容忍的：“亚伯，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后来，马斯洛同自己的孩子谈到他父母的性格时，曾回忆起几件具有代表性的事情。马斯洛一直非常喜欢音乐，一天下午，他在曼哈顿的旧货店中找到一些每分钟78转的旧唱片。他非常兴奋地发现，其中有几张正是他一直渴望听到的。回家后，他将这些唱片放在卧室的地板上。正当他满足地查看这些新的收藏品时，罗斯走了进来，警告他，要他立即把这些唱片收起来。由于正专注于自己新发现的宝贵财富，马斯洛心不在焉地忽略了她的警告。后来，他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当他回来时，只见母亲正在使劲踏踩这些唱片。她一脸怒气，大声喊叫着：“我告诉你什么了？！我告诉你什么了？!”当时，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罗斯用脚跟踏踩着每一张唱片，直到把它们全都踩碎。然后，她带着心满意足的表情，离开了房间。
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他母亲性格之残忍。一天，马斯洛独自在街上散步，发现两只被遗弃的可爱的小猫，决定收留喂养它们。他把它们带回了家，悄悄地放在地下室。那天晚上，罗斯回到家后，听到了小猫的叫声。她来到地下室，发现儿子正在用一个碟子给小猫喂奶。儿子把没人要的小猫带回了家，还居然用她的碟子给它们喂食！这使她勃然大怒，她把小猫一只一只地拎起来，当着吓呆了的儿子的面，把小猫的头向地下室的墙猛撞，直到把它们撞死。
如果考虑到这种事情在马斯洛的少年时代经常发生，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始终对母亲抱有仇视心理，并把她描绘成“诱发性精神分裂症”了。马斯洛认为，幸好有罗斯的兄弟萨姆舅舅的慈爱和温暖，才使得他在孩提时没有陷入疯狂状态，尤其是在他的弟弟哈罗德出生后。马斯洛甚至认为，患了致命疾病的妹妹艾迪丝的死是由于母亲的疏忽。然而，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弟妹们，都没有产生过明显的情感障碍。而且，他的弟妹们也不完全像他那样，把母亲看作一个残忍和可怕的人。当马斯洛在心理学领域获得国际声誉后，他偶尔在公开场所谈到自己的母亲，对她有不好的评论，他的几个弟妹为此曾感到苦恼。
尽管马斯洛在以后研究了多年精神分析学，并且多次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他也从来没有缓和对罗斯的看法和态度。他没有原谅过她，甚至拒绝这样理解她：她是自己所处的成长环境以及不幸婚姻的牺牲品。从十几岁离开家后，在罗斯有生之年里，他只去探望过她几次。在中年的后期，他还带着一种明显的反感写道：
我对她的反应，以及所有的怨恨和反感不仅在于她的外在形象，而且在于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她的吝啬，她对这个世上的人缺乏爱心——哪怕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的自恋，她对黑人的偏见，她的损人利己。任何人如果与她看法不同，她都认为对方是错误的。她对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缺乏亲人的关怀，她只有动物一样的自私的只顾自己的本能。
我常常感到困惑，我的理想主义倾向，我对伦理的关注，我对人道主义、善良、爱、友谊和所有其他美好事物的珍视是从哪里来的。我确知它们并不是我所得到的母爱的直接结果。但是，我的生活哲学、创立理论的整个取向以及所有的研究，却都可以从憎恶和反感她所喜欢的每件事情中找到根源。
这段话说得如此强硬而绝对，很难相信它是出自一位由于温和与仁慈而受到普遍敬佩的人的口中。由此可见，马斯洛对自己母亲的反感，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尽管马斯洛关于童年的回忆是黯淡无光的，但他还是有一个亲密的朋友，这就是他的堂兄威尔·马斯洛。大约在1917年，当马斯洛一家搬到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区杜蒙特大道961号时，威尔就住在附近。对于亚伯拉罕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终于找到一个在情感和智力上相当的伙伴了。两年以后，他家又一次搬迁，这次是搬到福莱特布什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幸运的是，威尔家恰好也搬到了附近。与威尔在一起，亚伯拉罕开始有了他的第一次真正的友谊。尽管他在性格上还是偏于孤独，然而他还是和威尔一起参加街区的体育活动。他们练习拳击，打吊球，这是布鲁克林比较广泛的街头运动项目。由于他们的家都在一个网球场附近，这两个年轻人不久又成了劲头十足的网球运动爱好者。
1921年春天，马斯洛与他父母的犹太教教规发生了一次最后的冲突。虽然罗斯和塞缪尔并不是十分虔诚的犹太教教徒，但是从犹太人的传统和家族的压力出发，他们还是感到有责任为亚伯拉罕举行一个犹太教的成年礼仪式。犹太教规定，每个年满13岁的男性都必须在犹太教堂里，当着其他教徒的面，用希伯来语读《圣经》中的章节。从历史上看，这种仪式对于犹太家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作为第一代移居美国的犹太人，马斯洛的父母自然也感到应该遵守这一规矩。尤其对于亚伯拉罕，在犹太人的文化中，长子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犹太教，马斯洛把它与留胡须的异己的信奉老式东正教的移民联系在一起。在严厉的强迫下，他通过了成年礼仪式。在他13至14岁时，他把正统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都看成荒谬的学说。他母亲的恐吓和告诫向他表明了宗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把遵守宗教礼仪看成是那些最无知者或者纯粹的伪君子才做的事。很久以后，他回忆道：“直到进了大学，我才发现了真诚的教徒，这些人是正派的，而且很显然，他们既不虚伪，也不低能。”
马斯洛在童年时代没有接触过正规的犹太教育，因此，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成年礼仪式非常空洞和无聊，特别是他被要求背诵那些根本不理解的话。对于像马斯洛这样一个聪明、爱寻根问底的孩子来讲，这种仪式尤其使他感到痛苦。更麻烦的是，他还被要求称赞父母无私地养育了他。当众说出那些与自己情感强烈抵触的话，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在描述正规宗教对他早年生活意味着什么时，马斯洛回忆道：
我被要求死记硬背某些希伯来文的章节，但是，我对希伯来文没有一点兴趣，我根本就不想学习这种语言。我只是步伐艰难地完成这一强加给我的负担。然而，我却被要求当众讲一些话，这些话是他们从文具店买的书中摘录出来的。它们的开头常常是这样的：“我亲爱的爸爸和妈妈……”我不得不说这些话，这真是太可怕了！
在讲话过程中，当我开始向母亲祝福时——我被要求转向她，并且说：“我亲爱的妈妈，我的生命是你给我的，你养育了我……”“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为此，我是多么爱你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赶紧逃走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如此虚伪，我实在不能忍受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年轻的马斯洛十分厌恶这整个过程，他的态度却被母亲等人曲解了。当她的长子在犹太教堂的讲坛上流出泪水时，罗斯得意洋洋地向聚集在那里的亲戚们说：“你们看，他如此爱我，他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啦！”她认为，或者，她想让其他人认为，马斯洛已为信仰的感情所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