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收入毛泽东致田家英信25封，书信手迹5件。收入的回忆文章也多涉及毛泽东和田家英非同一般的关系，特别是曾在田家英领导下工作十六年的逢先知的长篇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向读者介绍田家英是怎样给毛泽东当秘书的，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并以此为主线，记录一些有关他们两人的史实。”正如胡乔木在《校读后记》中所说，“这里的记载对于了解由40年代到60年代的毛泽东的思想变化，进而了解这一期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命运，尽管限于一个侧面，其重要性和珍贵性自不待言。”

镡德山，编审，中央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参加编辑《周恩手迹选》。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巨人的步伐》、《开国元勋》（画册）、《共和国的象征》。担任《中国改革开放文库》、《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中华英烈名录》、《邓小平》以及《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等一批重要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
董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妻。全国妇联第三、四届书记处书记。《中国妇女》社长。
曾自，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女。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逄先知
九、从四川调查到庐山会议
1959年初春，调查组来到四川，调查地点是新繁县（1965年并入新都县，在成都北面）崇义桥大队。当时，新繁县原是一个公社，崇义桥乡是下属的一个大队，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分别改为县和公社。崇义桥是田家英的外祖家，当时还有他的一个舅母健在。因为有这层关系，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就选中了这个地方。田家英觉得，“崇义桥”这个名字有点儿封建味道，便提议改名“大丰公社”。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田家英，把“大丰”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新繁县是成都平原最富饶的县份之一。1956年春天，我和田家英“观高潮”那次，也曾来到成都附近。但这一次所看到的景象大不如以前了，多少给人一些冷清、零落的感觉。1956年时那茂密的林盘（在每一个居民点周围长着的竹林），现在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孤竹，而社员还在根据上级指示继续刨竹根开地种粮；过去像锦绣一样美丽的田园有点荒芜的景象；昔日热闹的集市不见了，偶尔遇上一次赶场，上市的农产品也寥寥无几；社员一群一群地集中在田里，搞深耕，搬泥巴。每到吃饭的时候，排着长队，一家一户地到食堂领饭。晚间，偶尔可以看到少数社员家的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说明那几户社员光景稍好一些，自己在家煮点吃的，填补一下肚子，大多数社员则没有粮食在家做饭吃。这些都是我们目睹的实际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又听说新繁县是亩产千斤县，大丰公社也是亩产800斤。既然是丰产高产，为什么社员又这么缺粮呢？这成了一个谜，是一个不管怎么算账也算不清楚的问题。然而谜底，被善于作调查的田家英很快揭开了，这就是虚报产量。虚报产量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不单是新繁、崇义桥一县一社如此，可是在四川这是较早揭破这个问题的一个点。
这时，毛泽东正在集中力量继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遏制以刮“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继续泛滥。继武昌会议之后，他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田家英没有参加第二次郑州会议，但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是十分赞成的，特别称道毛泽东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田家英深有感触地说：“还是主席高明，我们在下面调查，搞了老半天，怎么也提不出这样大的问题。”毛泽东概括的这几句话，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要从根本上突破人民公社的体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纠正极左政策，调整人民公社内部体制（涉及所有制），进一步煞“共产风”，不能说不是一套积极的高明的政策。
1959年4月初，田家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人民公社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正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种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儿地搞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一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让向下传达这封信。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
田家英的魄力和勇气，博得人们的称赞。他的这一行动，绝非那种畏首畏尾，缺乏胆识，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所能做到的。这一点，倒有点像毛泽东的脾气。
后来，当调查组离别大丰公社的时候，8月6日那天，我们特地拜访了新繁县的老县委书记，一方面是告辞，一方面想听听县里对调查组有什么意见。那位老书记，年过五十，是南下干部，对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风尘仆仆，到乡下调查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他对“大跃进”那一套，包括虚报产量、高度密植很有意见，但是不敢说。那一天，他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这也表示他对田家英和调查组的信任。
他说：“你们这样做得对（指反对浮夸，反对过度密植等）。你们如果也像地方干部一样，真实情况不给中央讲，国家就危险。你们如果是地方干部，照那样做就要挨批判。你们刚来的时候，那些做法，我想是不是右一些。但后来想了想，你们的地位不同，是从中央来的，对你们来说，这不是缺点而是做得对的。除此以外，对你们再提不出什么缺点。你们是按主席的指示做的，做得对。但崇义乡的干部就不行了，他们上有省委、地委、县委。你们是坚持原则的。
“你们那里的群众干劲大，就是因为密植是自愿的。我们这里不大自愿。如果县委书记像你们那样，能不能脱手？那样做就要犯错误。搞密了，就是水稻一风吹倒，减了产，也不犯错误。搞稀了，谷子打得多还好，减了产，就受不了。老实说，你们那样做，我是同意的。栽秧子的时候，一天几次电话，催着我们抓紧密植。”
以上是从我的笔记本抄来的。当时老书记再三叮嘱我们，这些话只是内部对我们说的，不能向外面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事过境迁，在党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不敢公开讲的正确的话，在30多年后的今天，可以而且应当公开出来。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无益处。
1959年6月下旬，田家英离开四川，去参加庐山会议。我把他从成都送到重庆，独自一人回到新繁。不知怎的，一种惜别和孤独的感觉笼罩了我的感情，过了几天才逐渐消失。
田家英在大丰公社近4个月的调查中，同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他是那样地平易近人，那样深切地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那样地爱护和帮助当地干部。到了插秧季节，肥料不足，他带头同干部群众一起到成都拉粪水，一个来回30里地，有一个晚上拉了两趟。人们最爱听田家英讲话，不仅因为他口才好，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家乡口音，更重要的是有内容，有道理，能打动人心。他善于把深刻的道理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最容易理解的感情，表达出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发扬革命传统精神时，讲到毛主席为了革命，全家牺牲了6口人，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有的人哭了。田家英给大丰乡的老百姓和干部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直到1983年我重访这里时，当年的干部一提起田家英，有的人还流泪不止，为他的含冤早逝而惋惜，深深地想念他。记得那一天，我一到大丰公社，镇子上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说：“田主任回来了！”有人就纳闷：“田主任不是死了吗？”一位妇女对我说：“田主任真是好人啊！”我这次来到大丰，看到的又是一番景象。亩产已过千斤，把1958年的浮夸产量数字都远远抛到后面去了。1958年人们想象中的高产，在20多年后变成了现实。集市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大量农产品上市，杂以服装日用品等，应有尽有，繁荣空前。这不由得使你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
田家英在近4个月的四川调查中，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调查期间，我们还经常谈论全国形势，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是毛主席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犯了“左”的错误。田家英就是带着这个认识和一批材料上庐山的。调查组继续留在四川，随时向他提供调查材料。
田家英上山后，把我们调查的那个公社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情况以及其他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又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一份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不快，与田家英发生争吵。后来毛泽东说了公道话，大意是：不要怕别人告状嘛。没有的事情不会因为别人说有，它就有了；有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别人说没有，它就没有。
田家英是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在会议前期比较民主宽松的气氛中，他把自己对形势和对毛泽东个人的一些看法对别人说了，这些话很快在少数人中传开来。当整个会议转入反“右倾”，他就被人揭发，成了批评对象。只是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没有被划到“军事俱乐部”里面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田家英为了保护一起谈过话的胡乔木，冒着危险，去向李锐打招呼，叫他不要说出胡乔木谈论过的一些话。在当时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情况下，田家英这样做是对的。这同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中，对别人的错误不揭发，不批评，反而进行包庇的自由主义态度是两码事。这是应当说明的。田家英后来对我说，他当时考虑的是：胡乔木对党的贡献和作用比他大，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把他保护下来。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田家英为党的利益作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人钦佩。
田家英在庐山的处境同我们在下面的命运休戚相关。8月6日，我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田家英有要紧工作，要我们立即返京。8月9日我们赶回北京。不知出了什么事，放心不下，跟田通了电话。田说，他同四川主要负责人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激烈，主要是高度密植和产量浮夸问题，不过多数人都同情他。要我们回来，主要是怕我们处境困难。
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是田家英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大的政治风浪。在这次错误进行的党内斗争中，他没有“揭发”别人，而且还保护了同志。他对一些善于窥测政治气候，寻机显示自己很“革命”，或者在“大跃进”中一贯表现极左，而对别人乱批乱揭的人，是很厌恶的。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那一边倒的政治大潮中，田家英对庐山会议的是非不可能像后来认识得那样清楚，对“三面红旗”也不可能否定，他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得到毛的谅解。毛泽东对他说：“照样做你的秘书工作。”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是在极左思潮的强大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事后他向人表示，他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时的检讨是言不由衷的。那时，他确实感到，毛泽东已离开了他曾经全力提倡和实行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头脑已经不那么很清醒了，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田家英还多次向我流露他在会议后期的心情，感到已无回天之力了!
显然，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期间的遭遇并不是个别的。在庐山会议前期，参加会议的多数人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到了后期，他们也都不得不进行这样那样的检讨，但是形式可以很不一样。
田家英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保护过关了。会议之后，毛泽东特地让田家英参加他所领导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历时两个月。这表明，毛泽东对田家英仍是信任的。但是毋庸讳言，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出现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