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杨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曾几何时，主流经济学因其精美严谨的体系 ， 逐渐获得了“社会 科学的皇 冠”之美誉 ， 甚至遇到社科同行们的不平而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从人类历史来看，经济学从未如当下这样遭受公众的质疑和不屑。一方面，在告别新千年转折点的全球经济“大同”梦想之后，纷繁而至的金融危机打破了“新增长黄金时代”的梦想，使得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面临复杂而棘手的难题；另一方面，经济学在解决现实发展困境和防范危机方面，所做的努力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经济学家曼昆在《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宏观 经济学家》（The Macroeconomist as Scientist and Engineer）一文中认为“上帝将宏观经济学带到人间，并不是为了提出和检验优美的理论，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当学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拉大时，经济学家也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挑战。
例如， 金融学作为“ 经济学皇 冠 上的明珠”， 在 2008 年金融危机 之后遭 遇了更加严厉的反 思。2015 年 1 月，美国金融年会（AFA）主席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提出如何认识“金融有益社会”这个似乎不用质疑的命题， 对一 个 专业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毕竟，已经有很多理论从很多角度解释了金融起到核心的作用。尽管如此，大部分人可不这么认为。搞学术的人有无视‘乌合之众’的观点的倾向（Sapienza 和 Zingales，2013）。毕竟，我们是这门深奥宗教的牧师，只有我们理解学术用语，理解理论所揭示的真理。据此，我们几乎总是处于公众的鄙视之中，但是我们拒绝接触这种想法，不去思考产生那些情绪的任何一个原因。作为金融学学者，我们应该深切地关心社会大众是怎么看待金融业的”。
应该说，围绕对经济学的反思，在众多极具思想性、使命感和前瞻性的论著与文献之中，戴安娜·科伊尔所著的本书，可谓兼具宏大视野与缜密逻辑的代表。该书分为三篇：财富与贫困的秘密；个人能否自由选择；自然、市场和社会。作者也认识到， 当然，我们经济学家还是需要接受点批评的。经济学家中善于沟通的人太少了，所以我们总是不能把丰硕的研究成果昭告世人。我承认许多经济学家只习惯说一些乏味的术语，但是实际原因远非经济学家不擅长公关这么简单”。
作为起点，该书第一篇旨在通过触摸东西方历史演变的脉络，试图用经济学视角与方法来探究增长与变革的内在机理。作者认为，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就是通过衡量理论与历史的不符来证明理论是错的，反之则是对的。而这种方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这些经济史学家应用了统计学方法并借助于计算机运算能力，对散落在全球各个角落的图书馆里的那些尘封已久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例如，作者认为，麦迪森和其他经济学家通过收集各国历史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以及其他换算的可比指数，发现虽然 1800 年前后西欧才通过经济加速远离非西方阵营，但 1400 年之后的真实生活水准已经逐渐超越中国代表的东方经济体，这与许多学者的观点并不相同，不过似乎获得了数据分析的支持。
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作者提到“身为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授的保罗·大卫创造了一个新词‘科技近视’（Technological Presbyopia），就像中年人在看近处的东西时发现自己远视，而看远处的东西时又因为近视而看不清一样，人们总是过高估计新技术的短期作用，期望立竿见影，却低估了其的长期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革命性的”。同样，作者认为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现实中的矛盾，这也是激励经济学家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因素。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应对贫困与不平等，都是经济学摆脱“庸俗学科与金钱奴隶”的重要着眼点。虽然经济理论在应用于政策设计方面有很多令人不满之处，但新的增长模型、计量经济学技术与可用数据，或许会使政策设计更有助于消除贫困。
该书第二篇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经济学如何回归人性的问题。书中提到，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18 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休谟说，他想“用人类日常行为来剖析人性”，并“根据经验得出结论”。经济学的目的仍然是剖析人性，而非狭隘地研究赚钱。在当代学者中与之类似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教授也是理想主义者，他相信人性的光辉，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安排为公众的利益重塑金融业，把金融业作为人类财富的管理者，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让金融业为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服务。全民的广泛参与也会打破金融的精英权力结构，使得金融民主化，并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
从第一篇的宏观与长期视角，转换到第二篇的微观视角，实际上并不容易。应该看到，宏观经济理论的诸多分支都面临亟须重构微观基础的挑战。作者生动地展示了微观经济学的普及障碍，即“阻碍大量学生主修经济学的障碍，是强迫初学者接受所有那些难以置信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当然， 在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时，经济学家不能容忍不精确、异想天开或者讨巧的空想”，作者觉得， 这恐怕也是经济学不流行的原因”。
“GDP 能够有效地衡量幸福吗？经济增长能使我们快乐吗？”这些问题都使得“冷冰冰的经济学”逐渐回归“人性的经济学”。书中谈到， 在近半个世纪里，经济学都没有探讨过价值问题，而在最近， 快乐议程正在把道德重新纳入经济辩论的范围以使经济学人性化”，然而矛盾在于， 过分强调人性化的经济政策是失当的”，作为一种存在瑕疵的衡量标准，GDP 增长又缺乏真正有效的替代者。值得注意的是，丰富的心理学在影响着经济学模型，诸如在金融学和消费者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再认识。之后，从微观视角出发，作者牢牢地把握了信息经济学的悖论与难题，但是他认为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是，虽然市场有缺陷，但是要把经济效率与人本伦理有效地结合起 来，仍然离不开市场机制的作用。
在经历了对经济学的宏观与微观审视之后，该书第三篇试图剖析经济社会的内在演进逻辑，以及打通从 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的阻滞。 经济学的社会性与构成社会的个体的人性相结合”， 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的衔接”，再加上技术与制度要素的内生动力，共同组成了作者对经济学重现“高尚”的期望与理想。
书中提到，弗农·史密斯认为经济学秩序就是“一个没有经过设计的生态系统在文化和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产生……即便不能清楚地将各种规律表达出来，人们还是能够发现并遵循这些规律。这就是苏格兰哲学家的智力遗产，他们描述并且解释了他们所看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这颇有些“画龙点睛”地指出了经济学家追求的某种本质，即“在仿佛无序的状态中，追求自然演进秩序之美”。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甚至文化要素的作用，都被引入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分析框架中。
由于数学运用导致的经济学“自闭”，以及基于政治因素的批评，在很长时期内似乎并未引起主流经济学的回应。但从积极的态度来说，当前经济学正在自我改变与修复。例如，计算机革命对经济学具有“翻天覆地”的影响，尤其使得微观实证分析变得如此“美丽”，使得经济社会研究逐渐能够转换为“实验室模拟”的场景。当宏观现象能够更好地与不协调的个体决策联系起来，新的分析方法与计算机能力综合起来，经济学仍将保持令人兴奋的学科特征。
总的来看，经济学方法论相比古典理论时代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但其应用领域已经变得如此广泛，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稳健的分析以及政策发生作用的证据，并因而改善了政策”。之所以不被人所“理 解”，原因正如达斯古普塔所言： 一方面，是对人类共同经验的承认 ；另一方面，是将每个人与他所处的环境分离开来。这才使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也是它成为一门极难理解的学科的原因。”
经济学并不完美，但经济学家可以在刻板的理性之中，同时追求人性与秩序之美。经济学的魅力在于其内在演化的生命力，伴随技术进步浪潮与政策规则的检验，经济学不断挑战着人类对社会的认知、对命运的掌握尝试，就此意义而言，经济学的所谓“庸俗”与“自闭”，也不能掩盖其在哲学社会科学层面的“高尚性”特质。围绕本书的阅读体验，或许难以达到完美主义者的预期，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开启了我们对经济学的再思考。无论是学者，还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以及作为科研对象的社会与人，都需要拥抱那个亘古不变的“斯芬克斯谜题”——“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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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经济学的名声一直不怎么好，这种待遇并不公平。经济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黄金时期，本书讨论的就是经济学在过去15~20 年间一些最前沿的研究和实证发现，尽管这些研究和发现还没有被大众所认知和接受。
不只在学术期刊上，而且在报纸、政治性甚至文学性期刊里，经济学都经常受到批判。举个典型的例子 ：“对经济学家来说，钱就是欢乐的同义词……他们用世俗的观点来看待个人和国家的福祉，破坏了自然界，混淆了技术和文化，将艺术和金钱、时间和利息、性行为和色情狂、友谊和利用、慈善和慈善舞会，以及自由和逛街消费相提并论。”“经济学，”作者继续说道，“不可思议的粗俗。”而且，经济学甚至不如一部优秀的小说更能针砭时弊（Buchan，l995）。
同时，大众根据自己对经济学的认识，觉得经济学家都是特别有能力的人。《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一位资深编辑摩伊希斯·奈姆写道：“当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犯错的时候， 普通大众就要在实际生活中受苦。”他称经济学家是“一群自大的人”，还敦促经济学家要尽量谦逊。1那些认为经济学家有很大影响力的人普遍认为，经济学家运用经济理论和方法为政府的各项决策提供建议。实际上，这当中的玄机并不为大众所了解——我想很多人都相信经济学既十分复杂又简单普遍，但是很少有人会去质疑经济学在评估公共政策中（对公共政策进行经济评估）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政府、智库和所有公共政策辩论中所扮演的专业角色。
不幸的是，很多人都憎恶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影响，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学家的思考模式和分析方法有很大的问题。虽然从来没有人明说，但是其他学术领域的人总是觉得经济学的视角太狭隘，只关心钱；对人性的探索太枯燥、太机械；在方法论上又太简化。在我看来，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人害怕经济学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影响会把世界变成一个枯燥、算计、冷漠的“经济人”王国。
让我以英国为例来说说这些人的态度吧。在我撰写本书期间，英国国际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两个关于“快乐”的电视节目，其主题是说政府所有旨在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都有失偏颇，因为经济发展并不能使大家快乐。有那么一小部分讨论“快乐”的著作长期驻守在书店里，这些书被有关政治和公共政策评论的报纸、杂志反复引述。政府还特别召集了一批所谓的“快乐大师”开研讨会，甚至还在英格兰银行的利息调整委员会里钦定了一个“快乐专家”。那些所谓的大师和专家们给出的报告竟然是“性越多越快乐，甚至比多拿5万英镑工资还要开心”。2这些关于“快乐”的研究证明经济学家是错的：既然经济发展不能让大家快乐起来，那么经济学家说的话大家也就不用在意了。我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这种观点激起了对“快乐理论”的广泛讨论和政策关注。
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经济学家总是身处福利研究的最前沿。福利研究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机结合体。经济学期刊里探讨“快乐”和“福利”的学术文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那些被政府拉去的最突出的“快乐专家”都是经济学家。本书讨论了最近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出现的各种新发现和新想法及其在整个经济学领域的作用和影响。
毫无疑问，我相信这项研究完全不会动摇经济学的基础。公众对经济学不感兴趣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印象，而那时候经济学给人的印象总是带有讽刺挖苦的味道。我探讨这些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最有趣的研究课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经济学家最近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这只是一个铺垫，真正的目的是向经济学专家和非专家强调这些课题在评估公共政策、衡量未来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性。无论是阅读诸如《新共和》《国家》《卫报》《纽约时报》《费加罗报》和《世界报》等政论刊物上无数的观点，还是参加各个国家的政策研讨会，抑或是阅读很多智库散发的小册子，我总是很清楚地看到对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的温柔一刀。
当然，我们经济学家还是需要接受点批评的。经济学家中善于沟通的人太少了，所以我们总是不能把丰硕的研究成果昭告世人。我承认许多经济学家只习惯说一些乏味的术语，但是实际原因远非经济学家不擅长公关这么简单。经济学与大众生活的距离同诸多要素息息相关，比如“冷战”的结束、传统的左派右派阵营的相互制衡逐渐弱化，还有被认为是经济和市场全面获胜时期的撒切尔—里根时代的消逝。在强调自由市场的好处以及公众理性预期和理性决策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极端保守主义分子在经济学研究里得到了启发和灵感。
标志着绝对自由市场经济高潮的到来，并不是柏林墙的倒塌，而是里根在1981年赢得了大选。随后是好莱坞的崛起，在1987年《华尔街》影片中戈登·盖科（GordonGekko）大力推崇“贪婪就是好，就是妙，就是呱呱叫”时，学术界的主流经济学家早已远离了戈登·盖科所认为的自私、斤斤计较的个体经济模型。
所以，我的观点在政治上并不极端，而一直都是走典型的中间路线。我担心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人错误地认为经济学天然是右翼，所以我们正冒着失去经济学家那种审时度势地看待社会的态度的危险。要是非经济学家认识不到经济学思考方式的重要性，大家就会看到越来越不好的甚至危险的政策出台。
这些错误的想法会变得更加荒唐，因为工作在经济学前沿的学者们已经把曾经作为该学科特点的内向型简化法远远抛之脑后。经济学正进入一个硕果累累的时代，尤其是当它和其他学科比如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经济学家对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所提供的思路和证据既具有先进性——因为其使用的方法从来不曾有过，又具有争议性——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在挑战那些通过社会组织结构所体现出的政治理念。由于廉价的计算机和新开发的数据库，以及计量经济学和分析计算技术的新突破，所有这些新的力量已经对经济学及其他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几类读者应该对此有些兴趣。只要对政治和公共政策有兴趣的人，就应该认同我在这里所说的观点和成果。我希望所有关心时事的读者也对此津津乐道。对离开教育事业的专业经济学家而言，这又是一本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们抓住最新研究进展的书。我力所能及地为那些想了解更多经济学知识的读者提供参考资料。我也特别希望在其他领域（不止在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还有在那些对经济学家批评最多的人文科学中）的研究人员愿意暂停一下对我们的偏见，看看最近我们做了些什么。
接着的八章内容尽量简单地介绍了一些近期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这些内容反映了我的个人偏好——当中肯定有比较大的跳跃。第一篇探讨了经济发展最基本的问题——国民财富。经济学精神领袖亚当·斯密就曾对此进行过阐述。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什么证据？对于如何解释这些证据，经济学理论又能告诉我们什么？理论和证据是怎样左右最近的政策以减少世界贫困的？
第二篇从经济发展谈到了经济运行的细节问题（即微观基础）。经济学家应该对个人行为及个人对激励的反应给出怎样的合理假设？人们在进行个人选择的时候是基于什么信息？在民主决策中，他们的行为由什么来左右？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偏爱发财还是快乐？
第三篇谈及个人经济决策如何融入这个世界。经济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方面可以被理解为自然的组成部分，本质上具有进化的或生物学的特点？个人决策又是如何叠加成为社会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和其他人互动？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中，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这就使我们的讨论又回到了经济发展，因为社会组织是回答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结论中，我还是认为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对好的公共政策特别重要。我现在很犹豫要不要用“方法论”这个词语，因为它很容易让那些已经读到这里的读者失去继续阅读的兴趣，但是经济学的方法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一部分来自其他学科（特别是人文科学对经济学）的一些批评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学错误地自命为一门科学。很多批评家包括经济学内部的批评家认为，20世纪中期主流经济学家犯了一个大错，即竭力使经济学成为类似物理学那样的正统科学，以至于掉进了一个总是浅薄而呆板地刻画人性并用简化法则来归纳社会的陷阱中。1945年之前的主流经济学常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期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相区别，结果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多的形式主义、更多的数学应用以及更多的标准假设被用到了经济学家的工作中。比如，假设人们总是理性地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决策，整体结果就是单个个体结果的加总。所以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这个术语只是描述性的，但是批评家会说这是滥用。当然确实有不少职业经济学家喜欢教授和应用一些不切实际的数学模型，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把这些模型和“现实世界”结合起来。本书探讨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来自顶尖经济学家（他们中有不少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内容即使在研究生的课本里也没有出现过。我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个简称来称呼那些20世纪主流经济学研究问题的方法。在本书中，我的部分论点是，经济学肯定已经在某些地方脱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虽然经济学家还是会在适当的时候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毕竟其价值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证明，但是经济学家们却不再局限于这些条框，尤其是有证据证明这些假设不再成立的时候。
不管怎么说，经济学始终坚持将科学方法用于解释人类行为，这正体现了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尽管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还很不充分，但这是唯一有效的分析方法。在我看来，经济学最重要的奠基人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大卫·休谟，他是怀疑论的代表人物。虽然他的名气不及亚当·斯密，但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很多伟人，例如詹姆斯·麦迪森（JamesMadison）、汉密尔顿、威廉·詹姆斯、康德、边沁、达尔文都受到了休谟的影响。对作为经验论者和怀疑论者的休谟来说，其目标就是要把“实验推理方法引入对道德范畴的解释”，并发展一门“关于人性的科学”。休谟在概括其著作《人性论》时写道：
我们至少应该尝试建立一门关于人性的科学，使之能够具有某些自然科学所拥有的精确性……逻辑学的唯一目的是说明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观念的本质；道德学和批判学研究人类的偏好和情感；政治学研究结合成社会并相互依存的人类。
休谟说，他想“用人类的日常行为来剖析人性”，并“根据经验得出结论”。3经济学的目的依然是剖析人性，而不是狭隘地研究怎么赚钱，我想这恐怕也正是经济学不流行的原因所在。在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时，经济学家不能容忍不精确、异想天开或者取巧的空想。我希望这不会打消你们阅读本书的念头。因为接下来你们将会看到最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家在人性研究中取得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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