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亚投行”

本书选取全球数十家主要智库在过去一两年里针对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发表的两百多篇评论文章，择其主要观点编译成集，不论这些智库的目的、动机如何，其政治敏锐、战略视野、国际思维值得予以肯定。相信这个集子对我们的新型智库建设和亚投行建设会有重大参考价值。

王灵桂，男，山东诸城人，法学博士，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曾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新疆问题、伊斯兰问题、中东问题、国家安全战略问题。

序言／1

美国智库观点摘要
詹姆斯敦基金会／1
北京揭示东盟-中国关系的新战略／1
中国高铁的跳跃式发展／4
在8月举行的三国峰会期间，中国试图加强与蒙古国的贸易联系／7
习近平通过“以发展促和平”的方式向莫迪示好／9
中国的魅力攻势夭折了吗？／11
奥巴马与习近平在APEC峰会会晤之前的区域较量／13
习近平管理意识形态，中国的软实力赤字不断扩大／16
中国的魅力攻势是否使韩国陷入两难境地？／19
习近平的大胆外交政策议程：北京追求全球影响力，增加中美对抗风险／22
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中国对美日联盟关系的思考／26
中国各省都在新丝绸之路寻找自己的位置／2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白俄罗斯的访问引出台湾问题／30
外交关系学会／32
一个推行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的机会／32
习近平与奥巴马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34
周五亚洲更新：2015年3月13日的五则头条新闻／36
针对亚投行的战略失败了，美国现在该怎么做？／38
亚投行的成功建立离我们还远吗？／40
参与创造世界的中国（北京）模式／43
韩国与亚投行／45
亚投行：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双赢／48
孔杰荣:尊重国际法律能够维持中美和平／50
转向外交政策的新方向／52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55
东南亚获得的投资及其经济的发展／55
为什么俄罗斯犹豫再三才决定加入亚投行？／57
中国在制定“正确的”标准中发挥了作用／59
揭秘亚投行／61
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结束了吗？／64
世界资源研究所／67
用十个图表来解释中国的海外投资／67
全球发展中心／69
中国和美国如何能够就亚投行问题达成妥协／69
亚投行协定的读后感／71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73
中国的经济挑战：对印度和美国的影响／73
一场特别的争论：美国、英国以及亚投行／76
分裂西方：中国的新投资银行以及美国的外交失败／78
加入亚投行：美国将会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亚投行？／80
美国和日本学者对中国安全以及对外政策的看法／82
中国进军全球治理／85
欢迎新亚投行／86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的焦点：全球经济、发展融资以及亚投行／88
亚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90
随着全球努力向前发展，美国将会留下什么？／92
西方的政策制定者需要重视文化／94
美日双边峰会：寻求真正的美日全球同盟／96
为什么总统和国会要因贸易而吵架？／98
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100
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陷入困境了吗？／103
亚投行：中国的一项对冲策略／105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关键之处在于什么？／107
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我们是否在树敌？／111
美国没有对欧盟-中国峰会给予关注的后果／114
中国的对外援助改革及对非洲的影响／116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19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1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促进经济稳定还是造成道德危机？／123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127
美国应该参与亚投行建设／127
为什么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129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131
欧洲急于加入中国的亚投行威胁到了跨大西洋联盟／131
中国分裂西方／134
对安倍晋三访问华盛顿的评估／136
罗克福德学院／137
艾森豪威尔会怎么做？／137
回归平衡／139
米塞斯研究所／142
亚投行牛在何处？／142
史汀生中心／143
东盟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企业面临的机会和挑战／143
半球事务研究所／144
墨西哥和中国：从竞争对手到投资伙伴／144
梅肯研究院／148
中国改革的一个好时机／148
中国的对外投资：为增强影响力还是为了取得更好的回报？／150
外交政策研究所／151
亚投行：谁将从中受益？／151
中国的双赢发展策略:中国，亚投行和国际秩序／154
摩卡特斯中心／157
中国价值1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银行：前方的路崎岖不平／157
美国兰德公司／159
中俄“友谊”会持续多久？／159
中国的对外援助攻势／162
卡托研究所／165
中国向拉美战略转移／165
美国发展中心／167
治理灾害保险市场以加强气候变化抵御能力／167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169
北京眼中的伊朗／169
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172
回应亚投行：原有的多边发展银行需要重组其运行流程／172

印度智库观点摘要
和平与冲突研究所／174
中国与亚投行：会成为一个新的地区秩序吗？／174
韩国：选择美国的末段高空区域防御（THAAD）系统还是选择中国的亚投行？／176
全球关系委员会／178
印度-中国：渐进的地缘经济／178
印度-中国：正在解决分歧／180
北京APEC过后，又会发生什么？／182
中国的互联互通对印度的启示／184
新型多边金融构架／187
从东盟的角度看亚投行／190
莫迪总理对中国的访问／192
“一带一路”以及印度对其安全问题的担忧／194
莫迪访问中国的成果／197
莫迪的一年：忙碌的外交官／198
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乌法峰会／201
南亚分析集团／204
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将经济重心从西方转向东方／204
中国新的伟大游戏——巴基斯坦急于推销自己／207
中国：习近平主席的南亚政策——对印度的意义／211
在中国，等待印度总理莫迪的是什么？／214
从尼泊尔的角度来看莫迪这一年的执政／217
从孟加拉国的视角来看莫迪的访问／219
国防研究和分析中心／223
斯里兰卡：为其改变找理由／223
莫迪访问东亚三国的意义／225
地面战争研究中心／227
中国：“一带一路”和银行战略／227
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231
简要分析中国官媒对莫迪访问中国的报道／231

英国智库观点摘要
英国查塔姆研究所234
英国在加入亚投行方面展现领导力以及清晰的战略／234
亚投行威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237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240
《战略家》：中国的南海战略——十分巧妙／240
钟威廉：为了地区安全进行了14年的对话／242
《生存》的采访：亚伦·L.弗里德伯格对中美战略争论的看法／244
第十四届亚洲安全峰会：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香格里拉对话／247
所有安全对话作用日益凸显／249

澳大利亚智库
发展政策中心251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251
欢迎中国的亚投行倡议／253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的澳大利亚和中国／255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57
一个平行的中国金融秩序／257
为什么澳大利亚应该加入亚投行／258
只有加入亚投行，澳大利亚才能对其施加影响／260
澳大利亚和亚投行：失去的机会／262
中国的全球高铁计划／264
北京APEC：贸易倡议多，进展少／266
对东盟和东亚峰会的期待／268
澳大利亚的G20峰会已经到来／270
澳大利亚是时候走向外交政策成熟期／272
缅甸峰会上，美国支吾承诺而中国主动提供贷款／274
越南-菲律宾到港停靠互访，抵制中国在南海的飞机跑道建设／275
新冷战世界的边缘／277
2014年，我做出的错误和正确判断／281
奥巴马与莫迪的兄弟情掩饰了真实的美印关系／283
亚投行与地区主义的崛起／284
中国与亚投行：迈向一个基于新规则的国际秩序？／285
亚投行、“二战”以及更多事件：日本紧张情绪的来源／287
多个开发银行的真相／289
澳大利亚为什么决定加入亚投行？／291
“一带一路”？中国的命运共同体／293
为什么亚投行的治理模式不应该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同／295
大选期间英国将关注重点转向国内297
中国和日本在印度尼西亚找到了中间地带／299
中国企业希望从北京区域发展项目中获益／301
为什么东京、马尼拉和华盛顿对中国的开发银行充满担忧／303
澳大利亚限制中国介入南海是一个巨大的赌注／305
亚投行：美国并非唯一输家中国亦未大获全胜／307
美国国会是国际秩序的主要障碍吗？／309
国际事务澳大利亚研究所／311
地缘政治的回归／311
澳大利亚，美国的跟班／313
佐科承诺支持亚投行／314
澳大利亚不加入亚投行的决策受到普遍谴责／316
亚太经合组织的前25年历程及其未来之路／318
澳大利亚现有望加入亚投行／320
印度援助——一股新兴力量／322
地缘政治对决地缘经济：国际新秩序／324
澳大利亚与亚投行／326
亚投行可以从世界银行的不足中学到什么／328
谁在制定亚洲规则？／331
澳大利亚与美国——关系太过密切以至于不舒服？／333
独立研究中心／335
鲍勃·卡尔对中国的论断为什么是正确的／335
重商主义倾向和良好运气使中国政策取得成功／337
休·怀特是对的，即使有不足之处／339
美国不应谋求在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341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343
国家现状——澳大利亚贸易转型的机会和挑战／343

俄罗斯智库
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345
正确的秩序／345
一个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347
中印间相互战略权重日益加深／349
奥巴马谈论亚洲的再平衡：其立足点在哪儿？／351
是时候认真对待亚洲的区域机构建设了／353
印度洋上的中国潜艇和印度反潜战争／356
中国的亚投行面临挑战／359
美国盟友纷纷加入亚投行，美国是时候寻求与中国合作／362
中国经济在何方? 201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64
中国利用多米诺骨牌战术推进基础设施银行／366
中美之间误解的起源／368
中国主导的新丝绸之路和亚投行前景如何？／370
亚投行，新的布雷顿森林时刻？中国大获全胜？／373
亚洲开发银行的大胆举措对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意义／377
俄罗斯铁路技术：会是东南亚的新选择吗？／379
印度总理莫迪在与中国关系中扭转局势／381

新加坡智库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383
亚投行：调整现状／383
亚投行：神话、既得利益与现实／386
重建亚太地区的金融体系／389
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来影响中国／392
应对日本的安全挑战／395
为什么英国加入中国主导的银行是美国衰落的征兆？／397
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将日本推向了十字路口／399
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402
当中国成为世界老大时会发生什么事情？／404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407
APEC在北京峰会后的复兴：亚太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407
二十国集团和全球治理：它可以做得更好吗？／409
在亚太地区保持领导地位：为什么美国应当与中国共事／411
中国2014年的外交政策：发展伙伴关系和丝绸之路计划／414
柬埔寨东盟部长级会议三年后的南海争端／416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是新一轮的开放政策吗？／418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项目逐渐成为国内新的争论焦点／420
中国的经济外交：新倡议／423
专家论坛：建立亚投行对亚太地区的影响／426
是时候改变南中国海的名称了／428
尼泊尔地震：更加繁荣、美丽的尼泊尔会出现吗？／430
南海争端：主权问题与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432
东南亚研究所／434
中国在区域连通性方面三管齐下的战略／434
日本不能错过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机会／437
亚投行让东南亚国家不知所措／440
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概述／444

巴基斯坦智库
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446
中国与印度：亚洲萌芽中的伙伴还是日益激烈的竞争对手？／446
中巴合作面临的挑战／450

以色列智库
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453
以色列决定加入遭到美国反对的新亚洲银行／453
国家安全研究院／455
中国的金融实力服务于其政治野心／455

加拿大智库
地缘政治监控中心／458
建立印韩合作关系是新时代的要求／458
对英国长期以来身份危机的新关注／460

比利时智库
布鲁盖尔研究机构／462
为中国争取空间——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揭示了什么？／462
中国把“先建后还”贷款模式推向新兴世界／465

瑞典智库
安全和发展政策研究所／467
中美双领导体制：一个新的东亚平衡力量的崛起／467

序言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2015年6月29日，是个值得中国人永远记住的大日子。
这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宣布成立。57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北京，见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签字仪式。德国媒体把这个日子称为“中国世纪的里程碑”。
由此日回溯248天，即2014年10月24日，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时，只有21个国家，而目前，正式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已达57个，近两倍于当时意向成员国的数目，反映了世界对中国倡议的热忱参与。借用毛泽东主席1956年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的感兴之作《水调歌头·游泳》的话：“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将革命浪漫主义的豪迈气概用在这里，可以表达中国倡议落地生根的巨大时代意义。
这一轰动世界的壮举，动议时间不到2年，怀胎只有短短8个多月。它的顺利诞生，欢呼者有之，冷眼者有之，心态复杂者也有之。
香港《信报》7月3日评论指出，“至今已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这样的回应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亚投行可为中国带来不少经济及政治收益”，并认为“亚投行作为亚洲内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工具，发挥着连接周边国家、建立区域合作的作用，这一平台可供成员国之间签署更多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协议，从而促进经济融合。从政治层面看，这些措施更为中国提供与其他欧、亚、非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契机，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美国多维新闻网在7月5日以迷惑不解的态度评论说：“一般看来，正常世界里只可能是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国家投资，绝不可能存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穷人向富人投资的道理。但恰恰是这样一种传统认知，如今正遭到全面颠覆。”
在亚投行成立之前的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缩写为ADB）合作，计划在今后5年里向亚洲地区投入约1100亿美元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英国FT中文网6月2日的报道指出，“这一计划宣布之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其与亚投行的竞争关系”，并含蓄地评论说，“当各方正在期待亚投行大展身手之时，有强烈落寞感的日本弄了个大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项目经理萨尔贡·尼桑，更是用令人很不理解的口吻写道：“中国主导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写好了讣告。”
一件大事落停，各种反应和说法自然会纷至沓来，这毫不奇怪。对此，既要重视，认真研究，也不要因为蝲蛄叫唤，就耽误了种庄稼。关键的是，要把大事办好，落停仅仅是个开端，也就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今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自然不会少。亚投行的成立，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既要有战略定力，做到认准目标，我自岿然不动；同时，也要有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把问题和困难想在前面，以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敏锐，未雨绸缪，综合思考，早做预案，才能防患于未然。
宋代大诗人杨万里在其名作《过松源晨饮漆公店》中写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诗人借助景物描写和生动形象的比喻，通过描写山区行路的感受，说明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做好充分的估计，不要被一时的成功所陶醉。在亚投行问题上，我们也应有“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态度。
这个态度来自哪里？正如《孙子·谋攻篇》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2015年5月10日，我在财政部参加关于亚投行有关事宜座谈会时，借用亚投行的英文缩写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谈了一个有些调侃的说法，认为中国按期成立亚投行，只能算是考试得了B，要办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才能算得了A。从B到A，中间树立着两个挑战，一个是自我（I）,一个是国际（International）。形象地说，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知己”自不待言，各位读者自然明白。那“彼”是什么？笔者感到，国外智库对亚投行的评论和看法，是我们“知彼”的一条重要渠道，应该予以重视并认真对待。
基于这个朴素的念头，同时“我们认为，各尽其力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还很愚蠢，仍然相信公理、正义以及我们为之效力的事业”。因此，我和有为青年景峰等人组成团队，一起组织编写了本书，想把目前能搜集到的国外智库对亚投行的言论摘要汇集起来，从中发现和了解他们对亚投行的或喜、或怨、或恨、或复杂的心情，以供同行们更好地研究应对之策，在对善意者结其心、对困惑者释其疑、对中伤者去其谋的过程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算为亚投行的健康持续发展尽点绵薄之力。
美国不是参加亚投行的意向国成员，也不是创始成员国。但是，亚投行这个概念在美国已经被热炒。美国最初把亚投行看作是一个巨大威胁的开端，认为中国主导亚投行的最终目的是强化软实力，与美国争夺盟国、争夺国际话语权，将之上升到了全球战略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来看待。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最重要的是，亚投行问题是21世纪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竞争的前哨战。”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则说得十分直白：“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有可能使欧洲盟友转变为那种‘东方政策’的支持者，这种‘东方政策’在冷战时期使得美国领导人担心欧洲盟友将转变为在中美之间讨价还价的人，从而导致欧盟分裂。”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2015年2月发表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报告中说，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新举措虽仍处于计划之中，但这已经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进行自1989年以来的最大转变。“我们把它称为‘复杂而激进的外交战略转变’。中国没有直接挑战现有的国际机构，而是试图创建北京可以控制或影响的新平台。北京希望通过这些新举措创建一个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新环境，这样的国际新环境将缓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北京希望采取渐进但不张扬的措施。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只是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北京正在努力推进这些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倡议的实施。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北京正在为中国搭建更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实现更长远的战略目标而努力。”报告还说，出于相同的战略考虑和布局，除亚投行外，中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一直推动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的建设和发展，“北京正试图用这些组织来抗衡北约和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但是，“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在安全问题上仍然会选择与美国合作，而在本国发展问题上会选择与中国合作”。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国际关系中，金钱无法买到忠诚，而影响力也不会从国家的金库中获得。推动共同的价值观和发展软实力才是获得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2015年1月发表的报告《中国和美国如何能够就亚投行问题达成妥协》中认为，美国和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发展为卓有成效的双边关系的情况下，“从美国传出了针对亚投行的不和谐声音，这着实令人惊讶。在最近几个月里，美国已经公开对亚投行以及那些有意愿加入这一机构的亚洲国家表示不满”，“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之于美国的意义，就相当于亚投行之于中国的意义。中国迅速建立起新的多边开发银行（MDB），并努力吸引包括美国主要盟友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加入亚投行”。在这个视角下，美国用含有敌意的眼光看待亚投行，并鼓动有关国家远离中国的倡议。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评论说，中国领导人诠释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等旧概念，提出了亚投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合作倡议，“美国引诱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抗，而中国这些多管齐下的提案，似乎都是为了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观察到，“美国对此给予警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报告注意到，在英国宣布将会加入亚投行后，“人们都大为惊讶。一位匿名的白宫官员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这再次让人们意识到美国是反对亚投行的”。这也表明，“所有对亚投行的担心都是由美国推动的”。美国外交学会则在其报告中引证多方面的评论说，在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宣布将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后，“华盛顿已经公开游说其盟友反对亚投行，并告诫韩国和澳大利亚不要加入亚投行……一位美国官员警告英国说，‘投向中国怀抱的决定不是大国崛起的最好方式’，而另一位官员则对‘亚投行是否能够达到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这样的高标准表示担忧，尤其是在相关的管理以及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上’。联合国担心亚投行会破坏这些机构，并加强中国自身的软实力”。
这些警告的形式多种多样，然而，事态发展之快，让美国政府始料不及，也让其智库的结论和判断成为其历史上屡屡出糗的又一个新例证。不过，在大势难以阻挡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迅速改变观点，以求自圆其说保住颜面，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曾就此别有用心地挑拨离间，“美国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非常小。对美国来说，那些与其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亚投行的股东才对其有利，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在该机构内作美国的代言人”。
近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邀请33位全球权威国际问题专家，围绕“亚投行是否是对现有多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挑战”进行座谈，其中20人不同意“挑战说”，11人同意，2人没有表态。其中美国外交理事会副主席詹姆斯·林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兰普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与全球经济和发展高级研究员李侃如等，均认为亚投行并不对现有多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相反，詹姆斯·林赛认为亚投行将振兴全球多边贸易秩序，兰普顿认为亚投行只不过是目前世界诸多类似机构中的一家，是否对现有秩序构成威胁，实际上取决于美国自身怎么对待亚投行。高盛董事长贝兰科范更是明确表示，那些认为亚投行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的看法，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他认为亚投行是一种新变化，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影响有限，美国应该欢迎这种新变化。
《外交事务》杂志座谈会的结果表明，起初对亚投行持负面态度和看法的美国，正在转变态度。除了美国战略界、学界、政商界重量级人物的态度已趋向正面以外，据美国多维新闻网7月16日报道，有49.4%的普通美国民众表示“希望（美国）加入亚投行”，这创了近几个月来民意调查此项数据的新高。
美国最初对亚投行态度消极乃至负面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开始改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并在与美国争夺国际影响力。最为典型的数字是，目前中国已是全球124个国家（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只有76个国家（地区）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因此，美国智库前不久还判断，亚投行的建立，预示着中国将在亚洲和西太平洋更具影响力和主导力。正因为如此，美国最初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指责亚投行，如指责亚投行的决策程序存在“不透明”问题，指责中国的所谓“一票否决”问题，指责亚投行的项目会破坏环境，等等。
事情的发展让美国的无端指责失去了攻击目标。亚投行筹建完成后，中国财政部第一时间公布了协议的文本内容，显示了高度的透明度；亚投行的组织架构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架构，美国多维新闻网7月5日报道说：“这份长达43页的协定，从宗旨、职能、成员资格到资本，再到银行业务运营，大抵延续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协议的一贯思路。亚投行背后的设计师中，更是不乏世界银行退休律师李锡腾斯坦、世界银行前高官林特纳等人。由此来看，中国却是采取了‘拿来主义’，仿效战后西方的思路来为亚投行搭建骨架。”中国在亚投行设计过程中采取的扬弃思路，既确保了中国的影响力，又遵循了国际惯例；针对美国关于环境问题的指责，金立群先生在担任亚投行多边理事秘书处秘书长时就公开表示，亚投行为其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环境标准，并将“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解决民生需要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绿色增长”。
在这些举措之后，美国的一些前政府高官在亚投行正式成立前后，开始密集释放信息，准备为美国立场的转变进行铺垫。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发表了《美国抵制亚投行是战略性错误》的重头文章，公开指出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消极反应是战略性错误，他认为中国的一些举措需要美国进行抵制，但亚投行的倡议应该受到欢迎。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直截了当地对美国媒体表示，鼓励建立有利于亚太人民的新型机构符合美国的利益。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更是坦率地承认，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失算了。美联储（FED）前主席伯南克认为，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消极态度，“说明华盛顿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应对不当”。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撰文，对此进行了尖刻的批评：“美国给予亚投行的冷遇，也许会被记载为美国‘失去全球经济担保人角色’的败笔”。小布什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斯蒂芬·哈德利6月29日表示，“美国正考虑其在亚投行中的角色问题，美国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并预计“很快会看到美国政府做出实质性的政策调整”。美国前高官们的密集表态，其出发点虽然依然是美国的利益，但是从中也不难看出，美国确实在做政策调整的准备。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不排除此次访问会是美国政府和奥巴马总统正式改变对亚投行立场的良机。届时，奥巴马总统是否会阐述美国对亚投行的新立场，习近平主席是否会给美国人修正自己错误的机会，我们不难从上述前高官们的表态中看出一些端倪。
对此，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一个推行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的机会》的报告中写到，“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建立，不仅对刺激亚洲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来说是个重要的机会，而且确保这些投资的使用符合较高的环境标准也同样重要”，“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分担一些全球领导的责任。现在，中国在朝这个方向行进。反对亚投行将破坏亚洲拥有可持续环境发展的机会”。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5年3月发布的《美国应该参与亚投行建设》的报告中认为，“美国应该理解其在亚洲和在欧洲的盟友加入亚投行的愿望”，“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并说服国会提供加入亚投行所需的少量基金份额。美国还应鼓励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与亚投行密切合作”，因为“这有助于应对中国可能会造成麻烦的任何行动”，而“美国的敌意坚定了中国的看法，即认为美国是在对其采取遏制和打压战略，这使中国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可能性增加了。相比之下，英国和其他美国盟国接受中国的邀请加入亚投行的做法是明智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则在报告中评论说：“奥巴马政府在过去几个月里，努力劝说其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奥巴马称，他非常担心这一新银行的治理结构。而现在，奥巴马政府看起来似乎是最大的失败者。这再一次表明，中国分裂西方国家的能力，有时比人们想象的更强。这也显示了美国的利益越来越偏离那些在亚太地区没有地缘政治优势的欧洲国家。”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报告则直截了当地告诫说：“美国政府是时候改变其策略了。”
美国智库态度的变化，除了中国政府措施得当之外，我看还有两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亚洲世纪”的出现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顺之者将昌，逆之者则衰。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亚洲世纪”即将到来，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亚洲的兴起，必然需要出现相应的制度和机构安排，亚投行的成立即是标志之一。二是美国的“好哥们”都参与了亚投行建设，八国集团成员国中，只有故装扭捏矜持的美国和“方脑袋”的日本没有申请加入亚投行；现有的一些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都已公开希望与亚投行进行合作。亚投行成立之日，《华盛顿时报》报道说：“美国人不在场，但数十个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都到场，祝贺亚投行成立。”美国多维新闻网6月19日说：“美国反对中国成立亚投行，到头来反而弄巧成拙。阻止西方盟友加入亚投行不成，美国闷闷不乐地站到了角落里去。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态度，使得美国政府境遇非常尴尬。”
2015年1月，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其报告中认为：“如果美国想通过多边机构来维护其在该区域的影响，那么它就应该将目光投向中国。坦白地说，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确保亚投行的存在不会使亚洲开发银行黯然失色。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应该建立在批判亚投行的基础之上，而是应该尽可能地使亚洲开发银行更具魅力，更加强大。”英国FT中文网6月9日就美国对亚投行的政策评论说，“亚投行恰恰提供了一个加强美国创建并维持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如果亚投行的确威胁到了美国领导的多边经济秩序（正如其反对者所相信的），那么其创始者中国也是选择了一种令人好奇的、开放合作的方式进行”。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国需要从这一尴尬经历中吸取教训。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机遇，并为支持自己的计划提供大量资金。若在塑造变化的国际体系时丧失主动权，那会是美国的最大错误。美国应该善于将新的前景与现有的秩序联系起来，以满足新的需求。这种历经多年才能获得的技能、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美国强大的外交资产，不应该被白白浪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6月19日在中国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最终也会加入亚投行》的文章。傅高义认为，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大国需要建立互信，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他说，近年来，随着同亚太地区贸易和交流的增加，美国的命运已经与亚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作为一个强国仍独具优势，但是近年来亚洲很多国家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在影响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制定外交政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对于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的态度，就是美国政策陷入困境的一个例子。亚投行的建立旨在为亚洲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提供急需的基础设施发展资金，而一些美国人担忧亚投行不会遵循国际惯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资金时不能保持适当程度的透明，一些美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则担心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会排挤美国公司。文章指出，尽管美国对亚投行的支持姗姗来迟，但亚投行的发展能够打消美国的疑虑，美国最终会加入其中。各种不同意见的存在，会延缓美国做出回应的速度，但从长远看，美国最终能够调整政策。正如每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都会严厉批评中国，但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会回到与中国合作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样，美国对亚投行的政策也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其发表的《针对亚投行的战略失败了，美国现在该怎么做？》报告中，更是进一步明确建议“美国是时候退后一步，重新调整其对亚投行的战略了”。报告认为，“从一开始，美国对亚投行的战略就十分欠考虑。英国宣布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这已经使美国对亚投行的战略遭受了重大打击……这么一来，美国精心构建的联盟似乎会逐渐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三种选择：（1）在亚投行的决策结构明确之前，继续向其盟友施压，劝它们不要加入亚投行；（2）自己也选择加入亚投行；（3）不要再关注亚投行的问题。第一项选择显然不可取，进一步耗费政治成本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是没有意义的。第二项选择是我以及美国政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分析师所推崇的。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有如下几个原因：（1）既可以对亚投行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以提出内部批评。（2）可以确保美国公司在亚投行的投资融资过程中获得公平的投标机会”。“第三项选择是美国不要再对亚投行有所顾忌，不要再对想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施压，让亚投行自由发展。”报告认为，“除非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否则美国不应该反对中国的亚投行倡议，并且这种反对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包袱，是时候该采取其他措施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资深助理斯科特·莫瑞斯（Scott Morris）居然破天荒地写了一篇《亚投行协定的读后感》。该文认为：“中国政府公布了亚投行最近通过的协定条款，向全世界展示了该银行的透明度。之前的一些报道文章提到了其中的许多条款，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在该银行中拥有的否决权比预期大了许多，而且条款中规定，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行为负责的行为体，也可申请加入……而且条款中并没有限制‘特别基金’以及独立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信托资金。”在否决权问题上，该文指出“中国政府在行长的选择上有着相当大的控制权，比日本和美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中的控制权还要大。更确切地说，条款中规定，中国在行长的选择上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的否决权比先前预测的大了许多。但比较公平的是，中国在建设项目上并不拥有否决权，那些项目中大多数的决定权都分配给了各成员国”，“在我看来，条款中采用非常驻董事会制度是一项非常值得赞赏的创新”，“总体而言，亚投行新制定的这些协定条款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创新性……最为重要的是，亚投行的这个协定条款，已经公布于世界。让我们一起期待亚投行有更好的发展吧！”
“有强烈落寞感的日本”以1100亿美元的新计划，试图抵冲亚投行的影响力，却制造了日本外交史上被国际社会冷嘲热讽的笑话。实际上，早在2015年3月，在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宣布将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时，日本是否会加入，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在日本学界、商界的强烈呼吁之下，正遭受“失败外交”的日本可能会以出资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但结果是日本在亚投行成立之前，给自己制造了一枚笑柄。对此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在报告中说：“美国不要妄图在自己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将日本培养成一个新的‘世界警察’，也不要在与其他国家对抗的时候让日本充当其‘新干涉主义’的‘啦啦队长’。”
目前，关于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的立场，国际智库普遍有三个理论作支撑：一是日本铁心跟美国一起“情绪性地对抗亚投行”；二是日本陷入中日竞争性思维的怪圈，致使其选择加大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力度，而不是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三是日本加入不加入亚投行，对其经济来说影响不大。
在“情绪性地对抗亚投行”方面，新加坡联合早报网6月29日分析道：“日本这一举动的根本目的，其实在于展示日本在亚洲的存在感，以引起美国的再度重视，从而避免日本成为中美靠拢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情绪”只不过是日本整体目标的具体表现之一，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加入亚投行，对日本的外交并没有构成足够的冲击，并没有影响其“情绪”。
实际上，日本政府现在更为关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经济发展乏力，根子在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低生育率造成的国内需求不足。安倍经济学通过超发货币、日元贬值造就的繁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因此安倍经济学造就的繁荣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估计连安倍本人也难以预料和判断。日本政府估算，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能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0.54%，否则将损失10.5万亿日元，丧失81.2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扩大日本产品在海外的市场份额，对日本的重要性，对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日本政府也意识，美国已经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定位为与中国博弈未来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战略举措，并且会不遗余力予以推进，因此综合目前的各种情况可以推断，日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越来越重视。
英国FT中文网6月2日发表《日本对外投资以抗衡亚投行》一文，解读了日本携手亚洲开发银行提出1100亿美元亚洲基建资助计划的动机。文章认为，这一计划表面上讲，是帮助亚洲各国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并“区别于亚投行”。但是实际上，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缓解日本国内要求加入亚投行呼声所带来的压力，体现日本的经济影响力，与中国争夺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上向美国表明立场，以体现日本作为美国同盟国的价值。文章评论说：“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以来，日本嘴上说不在意，但背后却十分在乎。日本拿出1100亿美元，超过亚投行所承诺的100亿美元，试图压过亚投行，但这种做法恐怕会损人不利己，不仅会使经济收益受阻，国际形象也会受损。”“日本的这一做法也印证了一点，在政治和军事上，日本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在经济上，日本却要被中国牵着鼻子走。”文章认为：“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对其侵华罪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和慰安妇等问题的态度，是中日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现实问题上，钓鱼岛争端使得两国改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日本也企图在南海问题上与东南亚国家联手来制衡中国。”“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也日益频繁，中国前脚刚到非洲进行访问，日本后脚就跟进。中国刚启动亚投行，日本就宣布将通过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在亚洲范围内投入1100亿美元。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日本投入1100亿美元，如果是为了对抗亚投行，未必是个最优选择。”
在经济意义方面，日本政府认为没有什么紧迫感和特别需要。日本商界和经济界强烈呼吁加入亚投行，他们指出如果不加入亚投行，日本企业在亚投行工程招标中将处于不利地位。今年4月，日本公布了路透社的一份调查数据：在接受访问的250家大中型日本企业中，有72%的企业表示，如果亚投行的治理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日本无法加入亚投行；25%的企业认为日本无须加入亚投行；4%的企业希望日本无条件加入亚投行。不过84%的企业认为，即使日本决定不加入亚投行，它们也处于劣势，因为在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商品与工程合同中，日本企业仅获得了0.5%的份额，远远低于印度企业的23.7%、中国企业的20%。调查数据的最终结论与日本政府的政策高度一致，即认为“目前的区域开发援助项目对日本的实际经济利益影响实在有限，日本企业对于要加入亚投行的意愿，并非如媒体所言的那般强烈。日本其实并没有参与亚投行的紧迫感”。
在欧洲国家对待亚投行的态度上，美国许多智库也不忘指指点点，甚至有明显挑拔离间的成分。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在其报告中认为，通过倡议建立亚投行等措施，中国至少在五个方面对美国在欧洲的特权地位、对跨大西洋联盟构成威胁。第一，中国已经开始质疑美国和英国之间特殊关系的稳定性，并且在诱惑英国（随后就将是德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加入亚投行的情况下考验美国在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影响力。这四个国家已经开始对美国所发起的运动感到反感，美国的这场运动是联合其他国家抵制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者——亚投行，而日本和美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中持有最大的股份。奥巴马总统所发起的防止美国盟友加入亚投行的运动百害而无一利。亚洲有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美国的对外援助预算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但是，面对来自美国华盛顿方面的强烈阻挠，中国引诱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加入亚投行的举动已经向美国暗示了美国政府在欧洲各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第二，鉴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吸引力，欧洲的核心国德国有可能远离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好伙伴，这会对跨大西洋各国以及欧洲各国的契约构成威胁。欧盟出口中国的将近一半的货物是由德国制造的，相对于俄罗斯从德国进口的货物中得到的收益，中国已经从德国出口的货物中收获了将近两倍的效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德国与俄罗斯之间这样密切的经济关系制约着德国政府就乌克兰事件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德国与中国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关系同样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取向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当德国与中国领导人在年度峰会上会面时，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官员们都急切地想要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
第三，中国贸易和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使欧盟各国展开了对中国贸易和资本的争夺，也已经测验出了欧盟的局限性，这种竞争导致欧盟成员国相互对抗。近年来，来自中国的一股资本力量已经向欧洲海岸涌来，将来自伦敦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了里斯本（葡萄牙首都），并且将资金投入到了欧洲的核心地区以及欧洲南部和东部较贫困的地区。中国人口的购买力催生了新的政治团体，中国与16个中欧和东欧国家之间的年度峰会于每年12月份在塞尔维亚举行。中国政府一直没有避讳使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根据自身目标与欧洲各国进行合作来为欧洲各国提供市场准入和资金投资。 第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已经开始宣传“闪电战”。这次“闪电战”将欧洲人反法西斯的记忆与北京方面声称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传统联系起来。日本作为美国的亲密盟友，在与北约和欧盟的合作伙伴关系中享有特权……中国政府现在就像是机智地在日本与西方友国之间插了一个楔子。哪一方都不能得罪它。
第五，对于那些敢于接见达赖喇嘛和其他政治异见人士的欧洲国家，中国政府一度拒绝与它们进行商业和外交接触。中国的这种强势态度也使得欧洲领导人在最近的交谈会上不敢公开为香港市民的权利说话。事实上，中国转变成为一个更自由、可靠和透明的合作伙伴将会给欧洲各国带来更多的利益。如果欧洲领导人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不摒弃自身原则，中国中央政府将会更加尊重欧洲的这些领导人。最后，报告在结论中认为：“面对中国与欧洲不断增强的联系，美国政府需要做的可能是，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跨大西洋各国进行合作，从而更好地影响中国。”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参与创造世界的中国（北京）模式》报告中认为：“美国最重要的四个欧洲盟友决定成为中国领导的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对美国来说不仅是一次外交挫折，而且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种冲击。目前，由美国主导的这一国际秩序正摇摇欲坠，将被一种多边机构相互竞争的散乱体系取代，而在这些多边机构中，中国和美国为争夺主导地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报告认为：“当全球权力分配发生急剧变化时，国际合作的领导主体和体制结构也会跟着改变。自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了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最前面的是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目前，金砖国家的总体经济产量占全球经济产量的20%，而在15年前只占8%。21世纪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美国的11%，而目前在购买力平价方面，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权力不仅仅向金砖国家转移。高盛集团（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已经定义出‘新十一国’，其中包括韩国、墨西哥、土耳其以及印度尼西亚。高盛集团预测，这些国家将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七国集团的对手。”报告还指出：“可以预见的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摒弃了布雷顿森林机构，并创建了新的场所实现它们国家的目标。亚投行则是此类场所的一个最新的典型代表。”
报告认为，亚投行“开局很成功，这意味着美国在这场游戏中没有实现垄断，也意味着国际合作的重心正在从西方转移至亚洲。这还揭示了支撑着自1945年以来形成的多边体系的西方联盟正在瓦解。本周有关亚投行的事态发展对美国来说是敲响了警钟。如果美国不愿或者不能振兴它自己成立的机构来容纳新成员，其他国家将建立自己的新机构”。
美国的另外一家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则以《中国分裂西方》为题发表报告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的财政部部长于3月17日在柏林宣布，他们将会接受中国的邀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他们这样的做法很明显已经与美国背道而驰。现在美国华盛顿方面充满了怒火”，“英国卡梅伦政府3月12日宣布，英国将加入亚投行，英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主要西方国家。卡梅伦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对抗美国，也不是要带来一个新的金融机构与现有组织抗衡。卡梅伦此举旨在破坏德国对于中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十年中，德国与中国的经济交流在整个欧盟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欧盟和中国贸易总额的40%，为法国与中国贸易额的4倍，英国与中国贸易额的3倍。其他25个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额更是落后于这些国家。虽然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存在很大的赤字，但是德国的财政赤字却很低。这些数字还不能说明全部事实。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唯一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国家，并且每年都会举行联合内阁会议，这意味着双方每年都会有许多的部长陪同政府首脑参加这样的峰会。尽管有明显不同的政治观点，但是中德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彼此认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做法将有利于欧盟的所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借助德国这一渠道将会给双方带来政治上的理解，这可能有助于预防或化解摩擦。我们可以理性地预测到，这些相互理解将会反映在欧盟对华政策之中，但它似乎带有明显的风险”，“‘中国可能会将德国视为外交重点，以在欧洲得到它想要的东西。’这可能已经被间接证明是真的，卡梅伦为赶超中德关系所做的努力,可能会使英国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不管卡梅伦的逻辑是什么，这些事务都会涉及西方国家与亚洲新兴力量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事务对美国、德国、法国来说都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制造的时间压力下，欧盟各国还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目前它们还没有深入地讨论大西洋的发展情况，也没有对七国集团进行深入评估，更没有公开地讨论金融以及商业大国的发展情况。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混乱，欧盟各国、七国集团以及跨大西洋各国之间更深层次的摩擦和冲突是可以提前预见的。‘各个击破’是中国中央政府不久前掌握的一门艺术”。
相较于美国智库对欧盟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指指点点和杞人忧天，欧盟和欧洲国家的舆论则显得相当冷静、务实。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在题为《英国在加入亚投行方面展现领导力以及清晰的战略》的报告中指出，“2015年3月16日，英国决定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这表明英国有着清晰的发展战略，并且明确意识到英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增加国家利益，而不是安抚英国的其他盟友；第二，英国与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未定状态，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显示了英国的实用主义策略”。
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CO）对中国的体制存在错误判断。记性好的人还能够回忆起英国在北京奥运会前后所发布的有关中国政策的文件。现在很难找到这些文件了，因为英国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很明智地将它从其主要的网站上删掉了。但是，该文件列举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此类目标中大多数都暗示了英国的使命是帮助拯救中国，如帮助中国制定内部的法律和进行政治改革等。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打断了英国的这一议程，英国忙于拯救本国经济，无暇深入参与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在随后的几年里，至少从英方的角度来看，由英国主导的中英关系属于不切实际的期望。英国似乎严重误判了其在中国事务上的影响力，仍然沉浸在已经不存在的历史角色中，希望能在中国的一些问题上发挥影响力，如很久之前的香港问题等。2010年以后使英国与中国关系倒退的事件反复发生。例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2012年与达赖喇嘛会面，英国官员没有能力处理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被谋杀的事件等。这看起来不像是战略外交或务实外交，而更像是接连不断的危机管理”。报告指出，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这一决定显然出自英国的财政部。这表明，如果你要寻找英国与中国关系中的一致性，那就从财政部下手，而不该从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亲美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无视美国的反对，授权英国加入亚投行，体现了维持英国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在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之前，华盛顿和伦敦之间似乎没有举行任何会谈，所以美国官员对英国的此项决定大为吃惊。这一决定也表现出英国对美国的离心倾向。英国很少违背美国的意志，但是加入亚投行的理由过于强大，英国无法拒绝。事实证明英国的决定是对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很快也决定要加入亚投行，韩国和澳大利亚也很有可能做出同样的决定”。
报告认为，在亚投行问题上，“伦敦的观点和做法是正确的：当你可以成为银行的一部分而且能够确保它会根据你自己所理解的国际准则发展时，为什么要选择坐在场外呢？美国反对建立这样一个银行，因为中国在该银行中的主导作用令美国感到不快。甚至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Jack Lew）于3月18日在华盛顿承认，美国必须接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更加显著的影响力。如果美国不能在这个政治上最容易把握的空间中扩大视野，那么在处理其他问题时还有什么希望？美国这次流露出的态度太过明显。英国绕开美国自己做出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应该从伦敦的角度决定自己的对华政策，而不是从华盛顿的角度”。
报告对英国在亚投行中的作用寄予了很高期望，指出“英国必须坚定地支持这一机构，并且必须证明它能够在这一机构中发挥影响力。英国政府现在可以依赖在中国事务上更加开明的顾问们。一位新的大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刚刚被派驻到北京。2014 年之前英国与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但在 2015 年，两国的关系看上去好了很多。希望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能够带来一个新的、更加成功的时代”。
查塔姆研究所的另外一份报告——《亚投行威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则谈到了更为深刻的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指责英国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 从而将困扰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多年的一系列问题置于聚光灯之下：谁在治理全球经济？谁在设定并管理全球经济治理规则?这些规则应该由多国共同来制定吗?”“美国向其他国家宣传加入中国领导的新银行存在很大的风险，这是最好的立场吗?”报告指出，“多年来，许多国家呼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体系，希望该组织给予其他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到目前为止，这些呼吁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继续被视为延伸美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棋子。事实上，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例如，现在将近一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来自发展中国家。但这两个组织依然听从美国的指示”。报告在结论中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催化剂和转折点。二十国集团的发展对管理世界经济很关键，特别是在治理经济混乱和金融不稳定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应该为设立新的多边机构（如亚投行和其他区域性组织）提供有利的环境，为新的全球治理设定规则”。
也正是由于英国智库基于本国利益做出的强烈呼吁，英国的媒体也几乎是一边倒地对英国加入亚投行予以肯定。英国FT中文网在2015年6月17日的报道中说，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盟其他国家发表声明，将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这“让很多评论员深感惊讶”，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身处全球供应网络中的国家响应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贸易往来的倡议也在情理之中”。报道还套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名言指出，“政治与经济就像一张纸的正反面，密不可分；一面受损，另一面不可能完好无损。亚投行对欧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都颇具裨益”。
报道还深远地指出，“欧盟国家的行为都是经过战略考虑的结果，它们希望可以参与银行规则的制定，而非仅仅作为中国主导机构的旁观者。中国乐于看到这样的发展，因为中国希望获取欧洲发展项目融资，以及获得如何确保高环保标准的相关经验知识”，同时报道还认为“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将会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以及贸易往来，是中国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方式”。同时，报道也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些计划都具有包容、民主与一视同仁的特性”，“这对于欧亚大陆来说显然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大有裨益，因为中国和欧盟是美国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伙伴”。
面对美国的指责和刁难，报道援引欧盟官员的话说：“虽然美国不欢迎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但这并不会使欧洲牺牲其在亚洲的核心经济利益迁就美国，毕竟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区域。”报道还援引了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如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人对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趋势与针对亚投行的公共外交的批评言论，认为“20世纪50年代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美国曾成功迫使英法两国撤去它们部署在埃及的军队。如今，这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时，美国能够迫使欧洲国家听从其意见而调整相应的外交行为。目前，欧盟正在加速其内部政治与安全协作，而中国可能会对这一努力大有帮助”，“强大的欧盟会为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做出贡献。这样的国际体系更为平衡，因此也更为安全”。同时，“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就一直呼吁建立民主、包容的全球秩序，尊重所有民族政治传统、习俗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在这样的世界中，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中国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