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

南方都市报2016年度十大好书；

东方历史评论2016年度历史图书；

“腾讯·商报华文好书” 2016年人文社科类好书奖；

“经济观察报·书评”2016年度十大好书。

1．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重磅新作，是《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等著作的知识论基础。
2．一套剖析历史、现实与偏见的方法：通过循序渐进、启发式引导，帮助读者认识历史及现实的表相与本相。
3．一部醒世之作：我们看到、听到、读到、想到、学到的东西，都是某种本相的表征，而对这些表征的错误解读，会让我们带有偏见，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换言之，人（组织）都有偏见，没有理由过分自信。要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办法，就必须认识并尊重本相。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是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的新作，其内容是《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等著作的知识论基础。作者通过人类生态、本相／表相、认同／记忆、文本／情境等概念，提出一种由表相（文本、图像、电影、社会事件等等）认识社会现实本相的分析法。这是一种结合多种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研究，作者称之为“反思史学”。同时也是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对史学的反思。作者希望读者／研究者能因此练就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范知识蒙敝的真实世界及其历史变化过程，对外在世界有真实体认，以及反思与反应。

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1952年出生于南台湾黄埔军校旁的眷村，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1983），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1992），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其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藏、彝族地区。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

谢词
前言：为什么赤脚惯了踩在锐石上不知痛？
第一章 事实与现实
第二章 典范与边缘
第三章 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
第四章 表相与本相
第五章 记忆与社会
第六章 文本与情境
第七章 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
第八章 三种文本表征分析策略
第九章 结语：边缘﹑移动与反思性研究
附 录 少年PI的奇幻漂流：电影与小说观读之后
参考书目
索引

第三章 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
这世界上有多种形形色色的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尝试以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亲属体系、制度功能，以及人观，等等学术词汇与相关艰涩理论来描述及理解它们，如此更让人们觉得人类社会深奥而难以被了解。事实上人类社会虽有多元变化，各种人类文化、文明虽然博大精深，但它们都有些基本共性。若能掌握这些人类社会的基本共性，我们便不易被 “文化”、“文明” 所建构的种种宏大景象所惑，也就容易由此入手深入理解当代或历史上的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的共性，表现在四个相互联结、相辅相成的要素上。其一是环境﹔人们所居的自然环境与人们对其之修饰、改造与 “领域边界” 建构。其二是经济生业﹔人们利用环境以获得生存资源的种种生计手段（如农、牧、贸易等等）。其三，社会结群﹔人们为了在特定环境中行其经济生业，以及为了保护、分配、竞争领域和生存资源，而在群体中建构的种种社会组织（如家庭、部落、国家），以及相关的人群认同与区分（如性别、年龄、贵贱、圣俗群体，以及由家庭到民族的广义 “族群” 等等）。第四，文化与其表征﹔在此，文化泛指人们为巩固其社会组织，以及为维持种种社会人群认同与区分，所建构的语言、文字、习俗、宗教、仪礼、道德、法律、品味、美学、服饰、建筑等等的社会规范。文化表征指人们依循文化而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建构，如端午节庆活动、祭山神活动、婚礼，又如人们身上的服饰穿着、人们所宣称的 “历史”、一栋富丽堂潢的建筑，等等。
上述四个人类社会要素中的前三者，环境、经济生业与社会结群，共同构成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也就是人类生存其间的社会情境本相。而文化与其表征，则是与社会本相应和的社会表相。我称人类的文化行为与建构为表相，并不表示它们不重要﹔相反的，它们强化社会本相，并遮掩社会本相，让人们置身其中而难以窥见社会本相的真貌。如何看透文化及其表征，因而让我们得以认识社会本相，是本书之作的主要目的。以下我对上述人类社会四要素，以及所涉及的族群、文化、文化表征、人类生态、社会本相与表相等概念，作更多的说明。
环境与领域资源
首先，人类所居的环境、领域与其中资源。中国人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表现的便是环境与人们谋生之道间的密切关系。在我们这地球上，人类居住的地方，以地形地貌而言，有河谷平原、高原、丘陵、盆地、岛屿等等，以温度来说有寒带、温带、热带﹔可以说，除了少数极端不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外，人类的居住与谋生空间几乎布满所有陆地，其经济活动更伸向海洋与江河。所谓环境资源对人类而言并非是绝对的﹔因着人类谋生策略的差异，一地理空间中不同的环境资源，被人类以各种方式开发利用。譬如，距今5000年前，一片森林其及间溪流成为一人群栖息之地，该人群在林中打猎、采集野生蔬果及根茎类植物，在溪流中补鱼﹔这是人们对该地环境资源的一种利用方式。到了距今3000年前，人们清除了森林，引溪水灌溉，在此种植稻米、蔬果，同时在河运上收取货物通行费﹔这又是另一种环境资源的利用方式。
生活在特定环境的人群，其谋生活动经常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其边界或确定或模糊，我们称之为领域。环境有自然分界（如山、河），各邻近人群的资源空间领域经常依着自然地理分界﹔川西俗谚称 “山分梁子，水分亲”，表达的便是此意。然而，人们有能力越山过河，自然地理分界并非人类谋生活动的障碍。一人群的环境领域及其边界是人为造成的，经由暴力战争、协商与约定俗成。还有便是，人类领域之大小，以及人们对于利用环境领域之概念（如土地的使用权与拥有权等等），与其谋生方式（也就是经济生业）有关。对于这些，我们在以下人类经济生业中说明。
经济生业
其次，关于人类的经济生业。这指的是在特定环境中，人们用何种手段来利用环境资源，进行生产、分配与交换，以获得生存、繁衍与追求较好生活。譬如，前面我们已提及，人类渔猎社会的狩猎、采集活动与农业种植是不同的经济生业方式。游牧，利用草食性动物的食性，将自然环境中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草类与荆棘类植物，（让草食动物吃了后）化为它们身上的皮、肉、乳、毛、角，让人类可赖以生存，这也是人类一种重要经济生业。如今人们在不利农业的地区开采石油与煤矿，进行原料销售或加工销售，这又是另一种经济生业。
人类群体所赖的经济生业常常不是单一的，人们经常采用多种经济生业来相互弥补，或以此分散单一经济生业的风险。在传统中国农村，农家经常在田边采野菜，在田沟及小溪中捡螺捕鱼，拿自己生产的手工制品与采集的野生药材到市集上卖，农闲时出外打工，这些都多少能贴补家庭消费之需，以及减低穷困匮乏的风险。如在农产收成不好的年月，农人可能以增加出外打工、上山采药、家庭手工艺制造等经济活动，来渡过难关。中国历史记录中，在连年闹兵灾的地区，农村百姓曾放弃农作、定居，而从事较游动的渔猎、采集，以逃避风险 。这也说明，有一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看法，认为人类由渔猎生活，进而行畜牧、游牧，再进而为农耕，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简化的认知。人类在谋生存中的 “移动” 与 “抉择”，常让人们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与生业，来到另一个环境从事其它的经济生业。
不同的经济生业，以及更常见的，不同的多重经济生业组合，造成人们对于环境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对生存空间或经济领域大小有不同需求，对环境性质或其多元性质的需求有异，以及对长期定居或经常迁移也有不同的选择。最明显也是众所周知的，游牧与狩猎者所需的草场与猎场，其空间范围远大于农人生产所需的田地。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上，农作物根植于土地，并时时需人照料，因此农人必需定居并拥有土地。相对于此，许多游牧、游猎人群因需长程移动，因此他们不必 “拥有”（也难以保护）广大的草场、猎场﹔许多游牧人群的迁移路线彼此交错，其宣称拥有的常是季节性利用本地资源的权力。
人群对各种环境资源的需求，鲜明的表现在彝族古诗歌《勒俄特依》对理想建寨地点的描述上﹕“寨后有山能放牧，寨前有坝能栽谷，寨上有坪能赛马，又有沼泽地带放猪处”。川西羌族的传统村寨所在的位置，通常也是村寨附近有缓坡可开辟为农地，上方及周遭有树林可供应柴火及建筑用木材，可采菌子、药材，林间隙地可放羊牧猪，更上方有草场可放养旄牛及马。又譬如，许多游牧人群都有其传统的季节性移牧路线与草场，以保障他们的牲畜四时皆能得到水、草资源。除此之外，有些游牧人群的迁徙路线还需经过农区与城镇，以获得贸易之利。秋季迁移至农区附近的牧民，可以帮忙农人收割，以赚取工资﹔牲畜可吃田中割余的穗杆，它们的粪便也有助于肥田。如此农人、牧人皆得其利。
经济生业，或多种经济生业之组合，是造成人类领域性（human territoriality）及相关社会型态的重要因素。前面我们提及，供养一游牧家庭生活所需的土地，远大于养活一个农村家庭所需的田地。但人类领域性指的并不是 “家庭”——人类社会最小的生产共同体——所需及所主张的空间领域。它是指一个社会或政治人群，如一个部落、部落联盟、村落、国家群体，所宣称拥有并愿意极力保护的空间领域。这是个让学者们很感兴趣的主题。为何有些人群只组成很小的社会群体，如过去青藏高原东缘许多山间村落与高原河谷部落人群，共同拥有、分享及彼此竞争一小块空间领域？为何有些人群组成地广人众的国家，如历代中原帝国、北亚历史上的游牧帝国与近代民族国家，对外防护及扩张领域边界，对内行阶序化资源分配？这不仅与地方环境以及人群赖以谋生的经济生业有关，也与人类为行其经济生业与资源分配而建构的社会政治体（社会结群）有关。
……

为什么赤脚惯了踩在锐石上不知痛？

为什么一个经常受歧视的人，久而久之，对他人的侮辱性话语行为变得毫无反应？为什么我们相信一个“历史”，即使那“历史”让我们成为原住民、少数民族、新移民、劳工阶级、女性，并成为征服者、主体民族、老居民、男性与资产阶级之外的社会边缘人？为什么一个赤脚走路已习惯的人，踩在尖锐的砾石上不觉得痛？

人的神经系统具有反射作用，能透过身体末端的感触神经将外界刺激讯息传达到脑部，然后让我们很快的作出反应，避免身体涉入危险。这就是为何我们赤脚踩到太烫或太尖锐的东西，我们的脚会很快的抽回。然而我们的身体也有保护自己、习于外在环境的作用，所以经常赤脚走在锐石上，脚底会生出一层老茧来隔绝外来的刺激与痛楚。经常受歧视辱骂的人，心上也会生出一层老茧，以避免太多外来的侮辱刺激让心淌血。

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历史与“历史”

说得明白点，“历史”便是建立此虚拟世界的重要知识之一。譬如，若一部美国“历史”开始于英国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以及随后百余年更多欧洲移民来到被称为新英格兰的美国东岸地区，在此形成美国最早的十三州。若我们将此当作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那么原来居于本地的“印地安人”便成了被征服者，较晚来自非洲、亚洲的人群成了新移民。经过两三百年后，若人们还相信并强调这样的“历史”，自然人们也相信一个10来岁的欧裔美国青少年比一位80岁的美国老华人更有资格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以上“历史”，哪一点不是历史事实？我们相信这些历史事实，因此不得不接受自己边缘的或优势的社会身份？

然而，并非如此。那些事件为历史事实是一回事，但它们被组构成一个“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譬如，美国“历史”也可以写成：原来北美洲有许多土著在此各占地盘、相互争战，他们有些是印地安人的后裔，有些是欧洲移民之后，自从我们的英雄祖先从非洲（或亚洲）来到这儿之后，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历史”也没有虚构的成份。然而相信这“历史”，美国的族群关系将与今日不同。所以，并不只是历史事实造成“现在”，而应是历史事实造成部分人掌握社会权力及历史记忆，历史记忆让人们生活在“现在”之社会现实中。

这就是以上说的，我们生活在历史记忆（以及其他知识记忆）造成的虚拟世界中而浑然不知。因为我们活在“历史”（指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与叙事）规划的社会现实中，而社会现实又是如此真实，因此人们不怀疑“历史”——我们以为“历史”便等于历史事实。这也解释了一个谜团——无论是中文里的历史，或英文里的history，都是一词两义：过去真正发生的历史，以及人们记得的、叙述的、书写的“历史”。法国诠释学者保罗。理柯（PaulRicoeur），曾注意此一现象，并以人类普遍的“历史性”（historicity）来解释它；他称，“历史性只是指一个基本但切要的事实，我们创作历史，我们沉浸其间，我们也是如此的历史生成物”。

反思性

今日许多社会科学界所称的“反思性”（reflexivity），各个学科、个别学者对它常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在这方面，我倾向于接受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见解：我们得自于社会的许多偏见，常让我们对外界事物缺乏反思性认识。个人的社会认同、社会现实与学术法则等等，均让我们在认识外在现象、事务上非常迟钝。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脚底生了老茧，我们踩在烫的、尖锐的砾石上，却没有抽回脚的反射动作（reflex）。不断生产缺少反思性的知识，常使得许多不当的社会现实，或负面的社会价值，继续存在并且被强化。因此反思性研究，便是透过一些新方法、角度、概念，来突破认知的“茧”，来深入发掘隐藏在表相之下的本相。

在其著作《反思社会学引论》（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中，布迪厄指出三种缺乏反思性的学术认知偏见。虽然他批评的主要是社会学，但也可視為对一般性社会科学知识之批判。这三种认知偏见，第一是社会性（social）偏见；研究者处于某种社会文化圈中，因他的出身背景，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认同，所产生的认知偏见。这是最普遍的，也是许多学者都曾指出的一种学术认知偏见。第二种是学术场域（academic）偏见；这是指一个研究者居于学术圈及学界某位置，因此产生的认知偏见。如一个学术机构的首长，一个写论文的博士生，各因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而与他人有利益与权力角逐关系，此皆影响他们的学术认知。第三种，也是他最重视的学术偏见，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bias）。这是指，学者将现实世界建构成一个有待被解释的学术图像，以一大套预设的理论、方法、原则、辞汇来探索描述它，而忘了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存在于学科自身内的偏见，深深影响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描述与理解，或更深化许多原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举例来说，如人类学的田野方法、理论、辞汇所建构的知识，经常因强调“他们”的特殊性，而加深被研究对象（原住民、少数民族）的社会边缘地位。又如人类学知识强调文化、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特殊价值，使得人们关心政治造成的社会剥削与迫害，却因尊重宗教、文化，而对由此造成的剥削与迫害视为理所当然，或明知其非但也认为不宜干涉。

以上布迪厄指出的是学者们（特别是社会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因对自身社会背景缺乏反思而产生的认知偏见。事实上，上述几种认知偏见都更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出身背景，我们在此社会中的位置，以及由学术知识透过社会教育转化而成的“常识”，都是一层层的帷幕，或脚底的皮茧，屏障着我们对世间一切人、事、物的感触与认知。

布迪厄的反思性研究见解，与他的习行理论（practicetheory）密切相关。我认为，这个理论的精华表现在其名著《区分：一个对于品味评价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中的一个名句上——“表相造成的本相，与本相造成的表相”（therealityofrepresentationsandtherepresentationofreality）。对于这个看来莫明其妙的句子，我的理解是：我们许多的言行表征（表相）强化了社会现实本相，而在社会现实本相下，我们又自然而然的产生特定言行表征。譬如在一社会中，人们歧视女性的言行（表征或表相），强化男性中心主义这社会现实本相；相对的，在男性中心主义之社会现实本相下，人们也容易产生歧视女性的言行。布迪厄认为，人们这样的言行常常是在他们的意识之外，因着某种习性（habitus）他们自然而然就这么说、这么做。我将布迪厄所称的practice译为习行（在中文学术界许多学者译之为“实践”），也是为了顺应他的这个看法（以及配合将habitus译作习性）。

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表相的社会中，我们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然而我们很少去深究、认识社会本相，更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所做的经常更深化社会本相。这与前面所说的，“历史”造成现实社会情境，而在现实社会情境中人们也相信并继续述说或书写这样的“历史”，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所说与所写的“历史”也是一种表征、表相，而现实社会情境便是社会本相。所以我们可以把布迪厄那句名言，换个方式来表达——“情境产生于本文，而文本也产生于情境之中”（contextintextandtextincontext）。这文本，特别指的是人们的历史记忆文本。

既然历史记忆“文本”与社会“情境”的对应关系，和社会学者所称的社会“表征”与社会“本相”的对应关系相类似，这也表示我们可以用同样一套方法——因研究对象差异而略加些修饰——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与当代社会（社会学者与社会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写作目的

我写这本书，首先，是为了提出一套分析种种文本、表征（表相）以探索社会情境（本相）及其历史变化的方法。这是一种结合多种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研究，我且称之为“反思史学”。这也是我，一个“历史学家”，对史学的反思。然而读者也会发现，我从人类学、社会学中得到许多思想泉源，因此这一套分析方法不仅应用于史学，我也希望它能对人类学或对人类社会文化的一般性研究有些贡献。

在这本书中，我将介绍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文本、文类与历史心性等概念，透过实际且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它们，同时提出一种对历史与社会研究材料（如历史文献、图像、人们的社会行为、口述历史与神话传说等等）的分析法。这样的分析方法，对我而言并非只是理论，而是近年来在研究著作中的实践，特别是在《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与《游牧者的抉择》这三本书中。这也说明我写此书的最初动机：在写作及出版上述各书的过程中，我不断问自己，为何我认为自己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为何我的分析逻辑合理？以及更重要的，为何我认为由此产生的知识有助于促进社会之和谐与公平？因此本书也是上述几本书的作者自我剖析，以及向读者的告白。

这本书除了提供学术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指南”外，我更大的野心是期望它对社会有一般性影响：我希望它可以让一般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观察、认识周遭世界的方法，让读者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藉以看透凡尘世界变幻万端的表相，认识表相下的事物真实本相。最后，当然，既然是反思性研究，我也将透过这本书表现自己对历史、文化、社会以及相关学术的反思。

为了这些写作目的，在这本书中我将举出许多实际的、生活化的例子，来说明一些复杂的人类学、社会学理论。这不是为了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而是，我认为学术理论原来便是很简单的东西，它们只是学者为了解复杂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所创造的一种思想导引工具。它们的终极用途是让我们了解人类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它们的效度（或可靠性），除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或田野民族志知识中被检验外别无它途。反倒是，讲究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们经常发明（或翻译出）一些詏口的词汇，夹杂在文法不通的句子中，让学生们产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爱慕，却又捉摸不着其精髓。这样的学术风气，也造成学术与社会脱节；学者的精力与关怀大多只放在学术圈与“理论”之中。因此，将学术由云端拖到尘世间来，让学术重回社会关怀之中，这也是反思性研究的要务之一。

在这本书中，我引来作为分析对象的文本（如《史记》、《华阳国志》）、图像（如三国演义之英雄人物绘像）、文类（如正史、方志、族谱）、文化表征（如少数民族服饰、羌藏族之山神崇拜），以及社会现实本相（如中原帝国、郡县、家族、少数民族），都是中文世界读者所熟悉的，因此这也是一本为中文读者所写的文本、表征分析著作。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在文献中作田野

在文献中作田野（doethnographyinarchives），是我过去在台湾一所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文本分析”课程的副标题。当时有些教授反对，他们认为人类学家的田野就是在某偏远地区人群中所进行的参与观察，不能在文献中作田野。人类学家到实实在在的人群社会中进行田野，的确是他们值得骄傲的学术资产，这也让许多历史学家十分羡慕。我常听历史学界的朋友说，我们无法进入唐代、宋代人群社会中，像人类学家那样亲身观察当时的社会，听每个人鲜活的话语，观其行为，分析其情感与意图，发掘隐藏的社会结构。于是，无法进行田野考察成了历史学家难以深入探究过去社会的普遍借口。

本书的主要内容，便在于说明如何透过文本、文类、历史心性、社会表征（表相）、社会现实（本相）等概念而“在文献中作田野”，也由此揭露隐藏在文献中的另一些历史景象。简单地说，首先，我将种种历史文本当作古人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创作的社会历史记忆；社会情境与历史记忆文本有其对应关系。其次，我将说明，社会情境结构（如中原帝国之郡县体制）与特定文本结构（如方志文类）亦有其对应关系。最后，了解文本与情境以及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的对应关系之后，我们可以观察一古代作者如何选择符号（如方志中记载的人、地、事件等等），遵循或违逆一文本结构，以制作其文本。如此，我们便可能经由对历史文本的分析，深入探索一古代社会情境，了解其各层次的“结构”，以及观察古人在书写、行动间流露的个人社会处境、情感与意图。简单地说，已成为过去的一社会及其内部结构、个人，都化为种种“密码”藏在历史文本与事件之中，我们只要知道如何解码，便能深入观察并了解一古代社会的本相。

了解遥远过去的人群社会（历史学），与了解遥远空间外的人群社会（人类学），对反思性研究来说都只是整体研究的一半。另一半的研究则是，基于对遥远时间、空间外的“他者”或“异文化”的理解，来重新认识“我们”与我们所存在的现实情境。如此，我们的现实存在，以及造成我们认知偏见的帏幕，将突然透明地呈现在眼前——像是蝴蝶咬破了蚕茧出来，终于看见以前被自己当作是全部世界的茧，以及自己存在的真正世界。前一半的工作是“化奇特为熟悉”（tomakestrangefamiliar），后一半的工作也就是，“化熟悉为奇特”（tomakefamiliarstrange）。

最后我要说明，反思性历史知识并非是要完全推翻、取代我们原来相信的典范历史；在相当程度上，它仍建立在典范历史知识的时空架构上。它只是质疑典范历史的取材、解释与构成，批判典范历史简化了“过去如何造成现在”，因此让人们难以察见社会现实本相。然而反思性历史研究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下的“历史解构“。虽然它们都将“历史”当作人们在现实情境中的建构物，但解构论者大多否定我们有探触真实历史的能力，或将造成“现在”的历史限缩在“近代“，而反思性历史研究之目的仍在探索真实的过去，并希望因此让人们对“现在”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

最后，我希望，反思史学或一般性的反思研究所提供的对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新知，可以让人们对于自身在社会中的处境，以及当前社会情境、本相在历史长流中的位置，均有深入体认及反思——也就是剥去脚底的皮茧，让人们能深切体认、体验社会现实本相。我相信，这样的反思性历史知识，能创造具反思性认知、认同并有行动能力（如抽回脚的动作）来改变社会的当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