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本书由59个明治维新前后期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小故事组成，通俗易懂，趣味性强。通过这些风云人物波澜壮阔的故事来看那个时期的日本历史，对于我国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从1853年美国“黑船”叩响紧闭的国门，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用60年时间从一个落后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就了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崛起的一个独特模式，也成为许多追赶型国家羡慕和模仿的对象。此书通过描写这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生动记录了60年间日本奋起追赶、建设现代国家的艰难历程，也分析了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对于追求“大国崛起”的国家而言，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至今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财经评论刊》执行主编、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已出版《大碰撞》《我与八十年代》《没有皇帝的中国》《重启改革议程》《看中国》等作品。

《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重启改革议程》荣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2016年出版英文版；《看中国》2017年出版韩文版。

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都不会是一条没有曲折险阻的平坦大道。近代以来，好几代中国人都为建设现代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此书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故事。其中既有克服历史障碍、快速提高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有落入陷阱甚至走入歧途的失败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了解我国近邻的这些经历，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把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中国之路走得更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序言：读日本，想中国 // I

第一编开 国

“黑船”惊醒“太平梦” // 003

罗森：挤进大历史的小人物 // 023

为什么给侵略者树碑立像？ // 028

哈里斯：瓦解日本锁国体制的美国人 // 032

新岛襄：日本第一个留学生的人生传奇 // 037

咸临丸：日本精神的象征 // 041

千岁丸：从中国带回来的教训 // 045

日本的“爱国贼” // 049

伊藤博文：一个“爱国愤青”的醒悟之路 // 053

如欲世界认可日本，请自遵守此法始 // 057

井伊直弼：主张开放的政治家为什么以悲剧告终 // 061

坂本龙马：日本改革的设计者 // 065

佐久间象山：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日本人 // 070

德川庆喜：勇于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家 // 080

没有宽容，改革就没有未来 // 085

西乡隆盛：一个失败的英雄 // 090

胜海舟的追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 // 113

第二编维 新

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 // 125

福泽之问：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 144

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 148

明治迁都：世界历史上的成功范例 // 152

岩仓使团：求知识于世界 // 156

头发革命：国民头上卷起大旋风 // 168

米百俵精神：宁肯挨饿，也要搞教育 // 173

明治时代的“国退民进” // 177

武士：一个统治阶层的消失 // 186

大久保利通：真正的“东方俾斯麦” // 191

三岛通庸：威权主义体制下的能吏 // 196

江藤新平：日本的商鞅 // 202

板垣退助：“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 // 207

涩泽荣一：宁做企业不做官 // 219

岩崎弥太郎：他与胡雪岩不一样 // 224

古河市兵卫：一位企业家的功与罪 // 229

丰田佐吉：从小木匠到大发明家 // 234

横井小楠：影响明治维新的改革思想家 // 238

中村正直：引入西方清流，涤荡国民心智 // 243

千叶卓三郎：一个为国家草拟宪法的小学教师 // 248

田口卯吉：重新书写历史 // 253

“爱国贼”耽搁了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机会 // 257

1883 ：学习德国好榜样 // 261

日本立宪：绝不重蹈“土耳其的覆辙” // 265

第三编暧昧“明治梦”

皇太子遇刺：一个法官的勇气和担当 // 273

民法之争：要法律，还是要传统？ // 278

德育论战：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 // 283

中江兆民：预言日本帝国兴衰的思想家 // 289

内村鉴三：宁做与民众对立的“国贼” // 295

大隈重信：还有比政治更伟大的事业 // 300

久米邦武：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学者 // 305

田中正造：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 310

森有礼：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 315

加藤弘之：思想的变节者 // 326

福地源一郎：一个报人的复杂人生 // 332

山县有朋：军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 // 340

德富苏峰：一生被野心驱使 // 345

幸德秋水：“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 // 356

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 361

1905 东京骚乱：大国崛起的梦游者 // 366

明治宪法的致命“黑洞” // 371

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 // 376

后记：这个世界会好吗？ // 383

大隈重信：还有比政治更伟大的事业

我对于学校是没有任何私心的，我投入的只有自己的激情。然而今天我能第一次来到这个讲坛上……这所学校绝非一人之物，乃为国家所有，为社会所有。

1897年，一位拄着拐杖的花甲老人走进东京专门学校，面对师生讲述自己的办学追求。在场的全校师生认真聆听，为老人的赤诚情怀所感动。没有谁会想到，这所学校将来会发展成为一所世界顶尖大学。演讲的老人也没有预见到，这所学校会成为他一生最辉煌的事业。

这位老人就是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大隈重信。大隈重信在维新政府中曾担任财政大臣，主导财政改革，不但挽救了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还为未来日本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为人随和，崇尚理性。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他坚持民主立宪的理念，主张制订英国式宪法。由于和掌握实权的伊藤博文政见相悖，1881年大隈重信被罢职，第二年就创办东京专门学校。

大隈重信办学与教育家福泽谕吉有关。本来两人关系不佳，福泽谕吉认为大隈重信是“任性的政治家”，大隈重信则认为福泽谕吉是“关在象牙塔的学者”，性情不合的两个人一直避

而不见。某次杂志的编辑在事先不告知对方的情况下让两人出席酒宴，结果几杯酒下肚之后，两人竟然意气相投。大隈重信对福泽谕吉说，“我真羡慕福泽先生，将来会有众多前程远大的学子围绕着您”。福泽说，“您也可以办学校啊”。据说，这成为大隈重信办学的契机。

但是，办学绝非易事，首先需要大量资金。作为私立学校，东京专门学校只能向社会募捐。大隈重信曾感慨地说：“专门学校如一大寺，但从没有见过好施主。本人为专门学校的第一施主，但众施主并不富有。”因为学校地处偏僻，设备异常简陋，而且社会上对这所新学校并不认可，东京专门学校第一代学生仅有80余人，规模很小。

事实上，更大的阻力来自政府。数年前，维新领袖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主要支持者就是其资助的私校里的学生。前事不远，大隈重信办学意欲何为？政府怀疑东京专门学校是培养潜在的叛乱分子的基地，因此派密探进入学校刺探，还对学校的理事进行监视。后来政府又规定，官办学校的教授严禁到私校授课，私校的教授、理事授课也遭到严格限制。东京专门学校一度陷入了没有老师的困境。

尽管压力重重，学校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它开放办学，允许校外生入校学习。还将讲义出版分发给校外学生，允许他们质疑，并将答案写在讲义的空白处。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办学措施，让这所学校逐渐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作为学校创办人，大隈重信以“学术的独立，学术的活用，造就模范国民”为建校宗旨。在欧洲，学术独立传统悠久。可是1882年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东亚国家，明治维新才十几年，大隈重信就有“学术独立”的见识，殊为不易，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

1988 年，全世界第一所现代大学 —— 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前来祝贺的各国大学校长联合发表大学宣言，第一条就是“大学应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政府”。

大隈重信认为，学校应该以培养具有自主独立精神的国民为理想，不为权力和时势所左右。他主张自由探讨学术，提倡独创的钻研精神。这种办学方针造就了严谨的学风，东京专门学校很快就成为莘莘学子的向往之所，毕业生遍及日本各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学校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大隈重信从未踏足校园。因为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政坛风云激荡，政治斗争激烈。1888年大隈重信进入日本内阁，担任外相，致力于废除治外法权、确立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但是国权派强烈批判大隈重信提出的方案，1889 年 10 月，一名右翼狂热分子携炸弹袭击大隈重信。大隈重信虽然幸免于难，但失去了一只脚。为了避免牵连东京专门学校，大隈重信只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

直到学校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式上，大隈重信才第一次进入这所承载着他希望和激情的学校。面对全校师生，大隈重信重新申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虽然我的设想多少有些大胆，但是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这地方的学术独立出来……重要的是慢慢地增设学科，以多方面的知识贡献社会，这样不光我会感到非常满意，也会让诸校友、诸位同学感到荣耀”。

大隈重信屡次进入政府工作，包括在1890 年组织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并担任内阁总理。为了避免违反“学术独立”的精神，他没有担任学校的任何职务。直到1907年，69岁的大隈重信辞去宪政党总理职务，才第一次出任校长。在此之前五年，东京专门学校正式更名为早稻田大学。

晚清以来，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成果，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1905年早稻田大学即开设中国留学生部，成为日本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学府。因此，早稻田大学在中国非常有名，近代名人宋教仁、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足迹。早稻田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独立自主、追求强国梦的精神家园。

和许多维新者抱有浓厚的旧思想相比，大隈重信是其中难得一见的人物，被称为内外皆新的“新日本人”，因而被普通日本民众称颂。1922年，84岁的大隈重信与世长辞，在日比谷公园举行“国葬”，有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早稻田大学师生1.2万人负责开道和维持秩序，场面极为壮观。媒体惊呼这是未曾有的“国民之葬礼”。三个星期后，同样在日比谷公园为另一位政治家山县有朋举行国葬仪式，由于他在民间口碑不佳，只有政府与军警参加，被媒体称为“寂寞无民的国葬”。

作为政治家，大隈重信一生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两次组织政党，可是这些政治功业如水上浮萍，早被风吹雨打尽。唯有他创办的早稻田大学，走过一百多年风雨，至今依然屹立。“学术独立”的思想激励着早稻田大学的一代代学子，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中进行独立思考与分析，而且追求创造性的品格与自由世界的理想。国际教育界公认，早稻田大学是一所具有创新的氛围、为学生提供自主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机会的大学。

每年，来自全世界的无数青春少年走进这所世界名校。他们常常伫立在大隈重信的铜像前，仰望着这位创立者。大隈重信身穿长袍，头戴具有早稻田大学特色的学士角帽，左手扶着拐杖，巍然屹立在银杏树下。他紧闭嘴唇，一言不发，似乎在期待着人们从他的功业得失中获得启示。

读日本，想中国

我将全部文章仔细修改一遍之后，决定暂时告别日本近代史。我把书架上和堆放在地板上的有关书籍全部装进纸箱子，却犹豫是否把它们“贬谪”到地下室去。这是一个冬日的上午。连续数日的雾霾之后，北京天气出奇的好，清亮的蓝天上竟然有片片白云，颐和园里的万寿山历历在目，玉泉山上的佛塔也清晰可见。温暖的阳光投射到地板上，光束中有无数的颗粒在飞舞。我心中既有轻松的喜悦，也有些许告别的惆怅。

2016年8月1日，我来到东京，开始了四个月的访问学者生涯。我“挂单”在庆应大学，住处距离校园很近。当天傍晚，我走进这所闻名已久的大学，徘徊在创始人福泽谕吉的雕像前，思绪万千。这个人一生没有涉足官场，却以自己的思想引领日本走向近代文明。作为远东之东的岛国，日本从被迫打开国门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多少风云人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壮怀激烈、成败兴亡，难道不值得追寻吗？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决定寻找这个国家近代发展的轨迹。我阅读历史书，外出游览也有意去探寻斑斑史迹。每有兴会，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记录下来。我在“界面”网站开了一个专栏——“扶桑读史”，大致每周发表一篇。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鸣，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2016年11月底回国后，我继续写“扶桑读史”专栏，直到 2017年11月中旬，完成最后一篇《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才结束了一段奇特的阅读和写作体验。对于我来说，集中这么长时间阅读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这是第一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完成了 60 篇文章（收入本书时删去1篇）。这些文章的历史跨度，从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整整60年时间。这不是巧合，而是我有意为之。不过，这些文章绝不是按年度选择的，所写的人物或事件都是我认为重要的。我想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反映日本告别旧体制、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

一位不认识的朋友问道：“读你写的这些文章，为什么感觉就像在写中国呢？”我心中也常有类似的困惑。夜阑人静之际，我面对日本近代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追索其思想轨迹，

审视其进退选择，也时常陷入迷惘，为什么他们和中国人这么像呢？比如，那位森有礼，当年是日本思想启蒙运动的健将，后来却成为极力维护专制体制的国家主义者。再如，日本开国之后的“爱国贼”，以爱国者自居，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卖国的本国人士横刀相向，肆意砍杀。

其实，在 1853 年之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与世隔绝，酣睡在太平梦中。正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所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问题是，坚船利炮打破了停滞宁静的迷梦，东亚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面临同样的“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

阅读历史就像站在万仞高岗，俯瞰大江东去。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但是深入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看那些活跃其中的人物的思考行动，我仍然常常为他们扼腕叹息。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的最终走向，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念在行动，就像大江中涌动的浪花，相互撞击，时起时落，最终汇成巨流，澎湃激荡，奔向汪洋。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从被推入现代化巨流的那一刻起，它们的命运是共同的，就是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尽管中日两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迥乎不同，一个被动而顽固，一个主动而决绝，但是历史大脉络惊人的相似，因为它们要完成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活跃在历史中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做出回答，并据此决定个人的选择。因此，不同国度出现许多相似人物、相似事件，并非没有缘由。

我在读日本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至今仍然面对着一百多年前的命题。1853—1912 年，日本在 60 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也浓缩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至今未完成）。由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反复，所以现在仍然可以在日本那60年里找到对应的问题。虽然历史不能提供答案，但是可以启发人们思考。

比如，19世纪90 年代，追赶西方国家初见成效之后，日本社会就开始出现了宣扬日本“特色”、维护“国体”的保守主义舆论。再如，在20世纪初实现工业化之后，日本出现了“和平崛起”与“武力崛起”的争论。虽然国家不同、时代各异，但是我常常为中日两国的相似性而惊叹，恍惚有时空错乱之感。

自从 19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现代化道路上竞走。追赶型国家里的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衡量本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不断地提醒国家要走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任务。因为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而错误的道路却有无数。多歧路，今安在？一个国家一旦踏上错误的道路，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像日本，在 20世纪30年代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思想启蒙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只要一天不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知识分子就一天不能松懈。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出现了沾沾自喜、自骄骄人的舆论氛围。一些人士忙于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不屑一顾。诚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说，“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句话对于中国来说，非常有现实意义。因为如果沉溺在已有的成就，不以比较分析的视野来衡量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得失进退，就难以清醒而深刻地认识现实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同样，以日本为鉴，可以知进退。

在这个意义上，读懂了日本，也就读懂了中国。

是为序。